屈原的《离骚》到底是什么时候创作的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我国古代最辉煌的长篇抒情诗。它不仅是屈原作品中一篇最长的带有自叙性的抒情诗，也是我国古代乃至世界史上最伟大的诗篇之一。全诗***373句，2490字。诗中揭露并批判了楚国的黑暗现实，表达了诗人追求政治革新、振兴楚国的美好理想，反映了诗人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和不惜以身殉国的崇高精神。其容量深广，意境开阔，想象丰富，构思奇特，词藻绚丽，气魄宏伟，抒情深厚，别具一格。在古典诗歌中首屈一指，如此古典文学之品位为后人所不及。

对于《离骚》诗篇的争议比较多，如《离骚》题意、作品中涉及的人和事及创作时间等，本文着重简述创作时间问题。

古今学者对于《离骚》创作时间的争议主要有三类意见：

1、作于楚怀王时。此说源于司马迁。他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叙述上官大夫夺稿进谗于楚怀王而使屈原被疏之后说：“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雅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说明《离骚》是在怀王时创作的，而且是屈原被疏后的作品。但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却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是“被疏”时作，在此又说是“放逐”时作，这里牵涉到“疏”与“放逐”的涵义问题。大部分楚辞学者认为“疏”是指屈原最初受到楚怀王的信任，而遭上官大夫等人的谗言后则失去信任，关系疏远了。“放逐”是指屈原被楚王逐出朝廷，被流放于外，如汤炳正、褚斌杰等。对于司马迁的说法有两种解释：其一，《报任少卿书》中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不是司马迁原文所有，而是后人整理时窜入的，所以才形成前后矛盾。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1）即主此说。其二，认为《报任少卿书》所说的“放逐”并非“放逐”实意，汤炳正《屈赋新探》（2）对此解释说：“史迁对传记文与抒情文在行文措辞上的不同。……‘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一语，乃史迁以概括之笔抒其情，并非以叙述之笔结其事。而且相对成文，同‘疏’别于放；如综括其事，则‘放’可兼‘疏’。”汤炳正的意思是说，司马迁在此是以抒情的语调来概括屈原事迹的，并不是为屈原立传而叙述屈原被放逐，此处的“放逐”与“疏放”相近，“放”中包含“疏”，是特殊文体的特用，并非“放逐”本意。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说：“王乃疏屈原，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袤，忧心烦乱，不听所诉，乃作《离骚经》。”这里的“王”是指怀王，说屈原在怀王朝被疏后作《离骚》。班固亦认为《离骚》作于怀王朝屈原被疏时，他的《离骚赞序》说：“屈原初事怀王，甚见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能，谗于王，王忠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但认为《离骚》作于怀王时期的学者中，也有部分认为是屈原被怀王放逐时所作。刘向《新序?节士》说：“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洁之行，怀王用之。秦欲并诸侯，并兼天下。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贿夫人郑袖，***谮屈原。屈原逐放于外，乃作《离骚》。”刘向认为怀王听信上官大夫、郑袖等人对屈原的谗言而放逐屈原，屈原遭逐而作《离骚》。至此，可从以上看出，认为《离骚》作于怀王朝存在两种说法，即屈原作于怀王朝时被疏和怀王朝时被放。

2、作于顷襄王时。古代学者大都认为《离骚》作于楚怀王时期。近代以来的学者也有承袭此说的，也有另辟新经进行考证的，但大部分认为作于顷襄王时期，而且认为是在顷襄王朝屈原被放逐时所作。游国恩《屈原》（3）说：“关于《离骚》的写作年代，过去许多人因《史记》本传叙屈原见疏后乃作《离骚》，就都认为是怀王时作品，但其实《离骚》是屈原在顷襄王朝再放江南时候的作品。”他认为《离骚》的“余既不难夫离别”是放逐以后的口吻，“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是指江南，“老冉冉其将至”是指年将老之后。游国恩是从《离骚》中寻找内证而推论的。郭沫若《屈原研究》（4）说：“《离骚》是屈原在襄王时真正被放逐后的东西，是屈原的晚期作品，也是他最成熟的作品。”陈子展《楚辞直解》（5）认同此说，并断定《离骚》作于顷襄王七年。文怀沙《屈原离骚今译》（6）说：“这篇作品大概是顷襄王时，诗人被放逐在江南那个时期所作的（约在公元前290年）。”谭介甫《屈赋新编》（7）说：“他作《离骚》约在顷襄王十一、二年”。

3、作于怀王末期至顷襄王初年。此说是从屈原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离骚》的内容加以分析后断定的。有的学者认为，在怀王末期，合纵战线已经完全破裂，楚国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怀王入秦难返，新继位的顷襄王与反动贵族沉瀣一气，又认贼作父，使楚国在秦的炮火之下连年丧师失地，屈原此时心急如焚，故作《离骚》。如《离骚》“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殚殃兮，恐皇舆之败绩”、“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等诗句，正是对黑暗势力的强烈控诉和对挽救国家危亡的大声疾呼。张来芳的《离骚探赜》（8）即主此说。张来芳还从《离骚》“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等诗句之意推论说：“《离骚》是屈原在怀王入秦不返，顷襄王仍不觉悟，国家命运危在旦夕时期所写的。”卫瑜章《离骚集释》（9）说：“余疑《离骚》之作或草创于怀王见疏，成于顷襄王斥逐之时，未可知也。”郭维森《屈原》（10）说：“《离骚》大约作于怀王二十四年到顷襄王三年这八九年中”。姜亮夫《屈原赋校注》（11）说：“《离骚》之作，当始怀王十六年为上官所谗而见疏之后，成于怀王入秦，顷襄王嗣立之后。”刘永济《屈赋通笺》（12）说：“《离骚》之作，不能早于怀王二十八年，亦不能晚于顷襄元年，必在屡次进谏不从之后，放流命令未下之先。”詹安泰《离骚笺疏》（13）说：“我认为是楚怀王入秦不返，顷襄王初立时的作品。”张来芳与詹安泰的说法相同。

除以上三说之外，有的学者认为《离骚》是屈原的早年作、壮年作、老年作三说。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认为，《离骚》为屈原二十三岁在怀王时的作品；戴志钧《读骚十论?离骚作于楚怀王晚年说》（14）认为，《离骚》为屈原四十岁左右在怀王时的作品；蒋天枢《楚辞校释》（15）认为，《离骚》为屈原七十一、二岁在顷襄王时的作品。这些说法，都是从《史记》等古籍文献的记载、屈原作品中的诗句等方面进行分析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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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离骚》应作于楚怀王时期被放逐期间。《离骚》中的“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闺中”暗喻郑袖等“党人”；“哲王”是指楚怀王；“不寤”，是指怀王对工谗善妒的郑袖之流执迷不悟。诗中却没有联系到顷襄王的内容。诗篇中的“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自疏”即疏远，该诗句透露出屈原被疏放的原因。“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宁溘死以流亡”。表现出屈原对怀王朝的绝望。“美政”破灭，处境穷困，更增加了诗人的愤懑心情。从《离骚》全篇内容看，大多是“发愤抒情”的笔调，这与屈原被怀王放逐后的艰难境地和朝廷昏庸不察是分不开的，充分表现出屈原苦闷、孤独、愤慨的心情，以至强烈的失望。因此，刘向认为《离骚》作于怀王朝被放逐时是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