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科的危机是什么？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危机”成了媒体上高频率出现的时尚词。然而，人们或许不知，在英美大学中早就存在着所谓“人文学科的危机”一说。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一书结尾一章《挽歌般的结语》中，竟如此悲观地预言：“文学是否会从其当下的疾患中幸存下去，我对此信心不足。”普林斯顿大学1997年出版了论文集《人文学科怎么了？》，以社会学的数据调查方法探讨人文的沉疴。爱德华·赛义德在1999年春哀叹“文学本身从大学课程中消逝”，取而代之的是“支离破碎、行话连篇”的一些所谓新兴学科。同年11月，美国《纽约书评》杂志刊登了德尔班科的文章《文学的衰亡》，其标题化用了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书名。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希利斯·米勒在《论文学》开篇第一句话就耸人听闻地宣布：“文学的终结即将来临”，虽然他随后又立即补充了一句自相矛盾的话：“尽管它的末日不远，但文学却是永恒的、普世的。”

在英美大学中，日益陷于困境的学系就是英语系，它面临行政拨款减少、生源锐减、毕业生就业率降低等致命伤。这一切都使得曾经是“阳春白雪”的英语系成了大学校园里被边缘化而遭人耻笑的惟一学系了。一位最近来访的英国大学教授告诉笔者，英国政府竟然要根据人文学科的实际社会效益来拨款，从而使得文科院系财政捉襟见肘，不得不把大学学费提高三倍，引发了学生的强烈抗议。

人文学科的危机是否就是最近十多年的现象，还是早已有之？其产生的原因何在？

其实，人文学科的危机古已有之。早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苏格拉底就主张把诗人逐出他构想中的理想国，惟恐他们在城邦卫士心中唤起卑贱的邪欲。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声称：“我们将不能接受他进入一个期望有优良的礼法而治绩井然的城邦，因为，他唤醒并抚育这个灵魂里的卑劣的部分，使它壮大起来，并且扼杀那个理性的部分……我们可以说，那以模拟为事的诗人也是把一种恶劣的政体塞进到每一个个人的自身的灵魂里去，去取悦灵魂那不智的部分……”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谴责自己曾沉迷于观戏而忽视了灵性的修养。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诗人西德尼在《诗辩》中为诗歌所受到清教徒的种种攻讦而辩护，雪莱在同名的长文中也要不遗余力地为功利和实用主义时代的诗歌找到存在的理由……自19世纪自然科学等“硬性”学科在大学中设立以来，“软性的”人文学科就节节败退，而在当今更为时髦的经济、管理等学科的围城下，人文学科似乎毫无退路，要进行一番深刻的反省，以找出自己的存在理由和未来的走向。

这一切都说明人文学科时刻都处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之中，或至少人们认为它们是可有可无的少许文化点缀而已。用伊格尔顿的话来说，就是资本主义对文化轻触帽檐，略表敬意而已。

对人文学科的指控主要有两派：其一为道德的指控，如柏拉图以及随后的基督教卫道士们(托尔斯泰是其中突出的代表)；其二为功利主义的指控，其代表为英国19世纪的皮考克所写的《诗歌的四个时代》。在现代，由于世俗化的世界性趋势和道德准则的相对化，对文学的道德攻讦让位于对文学的冷漠态度，因为在无情的实用主义就业市场上，莎士比亚不敌亚当·斯密。

作为大学里的独立学科，英语只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在英国，一直到19世纪末，大学里的人文教育都是以古希腊、罗马等古典语言文献的传习为正宗。时至19世纪、20世纪之交，英国那几所守旧的老牌大学才对本土语言文学网开一面，开设了英语系。据伊格尔顿之见，英语学科的设立有几重目的：一是为劳工阶级受教育找到一种更省时省力的途径，二是为新近挤进大学的妇女提供更易理解的科目，三是为英国的臣民塑造一种民族意识和输出帝国文化身份。牛津大学第一任诗歌教授马修·阿诺德的就职演说竟然不是用传统的拉丁文而是英文，个中奥妙读者自可意会。

英语学科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本身定位不明。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加拿大批评家弗莱就在其名著《批评之剖析》中指出了文学批评的窘境：批评在一侧倚仗历史， 在另一侧倚仗哲学。批评家从历史借用事件， 从哲学借用思想。批评的这种窘境同样也是对文学的真实写照。因为在大学英语系里，解读某个文学文本肯定要借重某家批评理论的框架，并不能单凭个人的鉴赏趣味和主观印象(这正是19世纪末批评家典型的特征)去处理一部作品。由于自19世纪末以来自然科学的长足进展，人文学科相比之下还是徘徊在古老的观念阴影下，只要想想英美的批评家们多少年以来仍在谈论柏拉图的模仿说和亚里士多德的宣泄说即可见一斑。有鉴于此，现代派大师艾略特在他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就倡导艺术的“非个性化”，提出了反浪漫主义的口号：“一个艺术家的进步就是一种持续的自我牺牲，一种不断的消灭个性”。他认为只有在这种非个性化中艺术才能接近科学的地位。从俄国形式主义、艾略特到弗莱以及随后的“新批评”，文学研究者们都一直梦想着建立一门人文科学，能与自然科学那精准的研究方法相媲美。但自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以来，这种建立人文科学的梦想已经被形形色色的政治、女权和少数族裔批评的围攻击得粉碎，人文研究处于一种“巴别塔”的混乱状况中。

导致英语学科衰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英美资本主义体制下那冷酷的实用主义态度。罗素曾在《悠闲颂》一书中专论“无用的知识”。他写道：“在最近150年中，人们越来越激烈地争论着‘无用的’知识的价值，而且日益相信，惟一值得具有的知识就是能够应用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某个领域的知识。”在这种主导思想的影响下，人文学科与市场营销等这样有直接经济效益的学科比起来显得大而无当，求学者的纯学术兴趣被就业这根指挥棒所左右，只能选择那些更有就业前景的学科了。在市场经济时代，恩主演变成了无形的消费者大众，而根据文化精英们的见解，大众就是“集体平庸”。

近几十年里，英美大学的文学教育经历了打破“正典”的争论。在以往教育者心中，什么是正典是毫无疑问的。艾略特认为正典就是古希腊-拉丁文学，在他看来，以欧洲语言写成的文学作品中，衡量卓越与否的***同标准就是古典文学。叔本华醉心于古典作品，他这样写道：“没有什么比阅读古老的经典作品更能使我们神清气爽的了……读上哪怕是半个小时……精神也得到了纯净、升华和加强，感觉就犹如畅饮了山涧岩泉。”布鲁姆在《西方正典》里毫不留情地批驳形形色色的当代时尚批评流派开放正典的企图，并肯定了莎士比亚与但丁在正典里的中心地位。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在过去二三十年里，英美大学英语系科却取悦时尚，开设了多种与正典文本无关的课程，甚至呼吁用“文化研究”来取代传统的文学研究。另一方面，“政治正确性”和女权主义的倡导者们攻击正典是WASP (即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意识形态的产物，反映了统治阶级维持其地位的阴暗动机。正典中的作家几乎清一色是死了的白人男性，排斥了女性的文学表现。不难想象，一门学科连自己的核心经典都被质疑，它还能不经历生存危机吗？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从欧洲大陆刮来的理论之风给了英语学科致命的一击。这些理论晦涩难懂，其结果就是大学生把时间花在啃理论上，无暇顾及阅读核心文学作品。这种情况在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大卫·杰弗里的《后理论语境中的文学研究》中得到深刻的阐述：“这些批评家中许多人……为他们曾帮助促成的文学学科的衰退而担忧，为逃离文学作品、转向文学理论信条而忧虑……这些信条分帮结派，从而使文学学科在大学里被边缘化了。”

要言之，人文(英语)学科的困境是内外两重因素合力造成的。若要挽救垂危的人文学科，必须正视这些因素，并努力找出摆脱困境、振兴人文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