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素描画，附带一首诗
漫谈李白的山水诗
五岳寻仙不辞远
--漫谈李白的山水诗
李白一生的大半岁月是在隐逸漫游中度过的。他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他不慕儒家圣人，愿为道教信徒，志在求仙，迹同隐游，所以“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然而他是一位天才诗人，傲岸不羁，蔑视权贵，“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江上呤》）。所以在他创作的许多惊天动地的诗歌中，也有不少山水篇章，把山水诗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
“庄老告退，山水方滋”（《文心雕龙·明诗》）。寒门庶族的刘裕当了皇帝，王谢大家的门阀受到打击，诗人谢灵运愤愤然遨游山水，却体会到大自然山水之美是具体的实在的。他说：“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游名山志序》）就象人生必需衣食一样，大自然山水是适合人们憩息游赏的对象和环境。在观念上摆脱了汉代礼教化了的、魏晋玄虚化了的山水观，他发现了浙东山水绚丽多姿的自然美，大量创作了以欣赏山水为主题的诗歌。因此，他的山水诗虽然有明显不足，但却使大自然山水从古来神化、礼教化而玄虚化的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变为造化的艺术品，焕发光彩，供人游赏，人化了。从此，诗中游子增添一类新的活动，便是宦游；诗中隐士也多了一种新的乐趣，便是隐游。但南北分裂对峙，政治动荡多变，宦游得意者少，隐游情真者寡，诗人胸怀不广，志向不高，眼界趋窄，情趣转细。因而不论宦游隐游，山水诗的思想境界有限，却使艺术表现精致纤巧，出现许多形象生动有致的观赏名句。其代表诗人便是李白深为感佩的谢朓：“月下沉吟久不归，古来相接眼中稀。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金陵城西楼月下呤》）可见李白山水诗接受了谢灵运、谢朓的艺术滋养，承继发展了大、小谢山水诗歌艺术传统。
随着隋代的统一，大唐的昌盛，诗人们经历观望徘徊，增长着人生的乐观，扩充着前途的展望，在宦游中开阔眼界，在山水里抒发激情。山水诗的思想境界逐渐高远阔大，艺术表现由形似趋向神似，而诗里的山水形象也从纤巧变为雄壮，从观赏自然形态变为表现诗人自我。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抒写朋友宦游离别情谊，以山水起兴：“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这前途的展望虽然迷茫，但胸怀开阔，情感悲壮。而在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中，这位从中原宦游江南充当县丞的诗人却感到江南早春物候景色的新鲜：“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苹。”洋溢着温暖美好的春意，流露着诗人乐观的情绪。到了大唐鼎盛伊始，约在唐玄宗开元初，出现了王湾《次北固山下》：“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这位宦游诗人的眼里展现出一望开阔、前景灿烂的壮美气象，敏锐地预见到一个光辉年代的来临，显示出诗人对太平昌盛的乐观信心和舒畅情怀。所以当时文宗张说对此诗大为赞誉，“手题政事堂，每示能文，令为楷式”（殷璠《河岳英灵集》载）。明代胡应麟则评为“形容景物，妙绝千古”，显示了初唐与盛唐诗的“界限斩然”（《诗薮·内编》）。这是抒写宦游生活的山水诗的崭新特点，是李白少年时代的诗坛所达到的一种高度。
与此同时，出现了一类新型隐士。他们有志济世而不慕荣禄，自负才智而不愿科试，表现为不仕而其实不避世，并且也不拒绝做官，只是不附权势，不受束缚。这使他们博得清高德望，隐士声誉，实则为大名士。他们并不消极隐逸，而常常远游，踪迹甚广，交往甚众，三教九流，贵贱不拘。他们的隐游便与南朝大不相同，广阔天地恰如其胸怀，清明景物正可作寄托，放声歌唱于名山大川、五湖四海，倾诉衷情于明月清风、松间花下。开元年间的山水诗人孟浩然便是这类盛世隐士而名士的一个代表。他虽曾归隐鹿门山，吟唱“岩扉松径长寂寥，唯有幽人自来去“（《夜归鹿门歌》），但他更有慷慨的高歌：“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水天相连，波涛汹涌，正见出诗人的胸怀和气势。他也有亲切的抒情：“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旅途客愁，从开阔天地和江水月影中得到解慰。而青年李白深深景慕的就是这位声闻天下的孟夫子：“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赠孟浩然》）赞美他不慕荣禄、不事君王的清德风流。可见这时的隐游山水诗也呈现崭新特点。而比较起来，这类山水诗对李白的薰陶更为深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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