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强调【朱自清的散文理论批评】

就像谈到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我们不得不谈到鲁迅一样，在谈到中国现代散文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提及一代散文大家――朱自清。或许朱自清在当时的文坛上并不曾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但他却以独特的创作才情和传奇的人生阅历得到了世人的认可。众所周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朱自清是以诗作而在文坛崭露头角的，更是以长诗《毁灭》奠定了他新诗人的地位，接着，他又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为开端的散文创作显示出他卓越的文学创作的才华，此后结集的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伦敦杂记》更是集中体现了他作为一代散文大师的风范。抗战后，他又开始了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并著有《诗言志辩》《经典常谈》等著作，他对中国文学史的批评论著也因此受到后人的关注。应该说，朱自清的传奇并不在于他由诗人――作家――学者的人生阅历，更在于，他在这三重领域里都获得了杰出的成就。由于我们平时所关注的是都是他作为作家的一面，即更多关注的是他的作品本身，那么本文试从创作的角度谈谈他的散文理论批评。

(一)关于散文的界定

我们知道，中国现代散文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才产生的。此后，散文创作和散文批评同步进行。当时一批具备反叛精神的五四新文化战士，对数千年来根深蒂固的“文以载道”散文观进行了猛烈抨击，并以此建立了新的散文观念，首先提出散文这一观念的是五四革命先驱刘半农。他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提出了“文学的散文”这一概念，他说：“所谓散文，亦文字的散文，而非字的散文。”他的观点应该说划清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线，使现代散文明显区别于与韵文相对的古代散文观念。但他所说的散文中还包括小说、杂文等等，因而文学性散文的概念不是很明确。随后，周作人又提出了“美文”的概念，较之刘半农的关于散文的观念，周作人的观念就把散文和小说严格区分开来，并确认了散文具有其它文学样式不可替代的艺术表现功能。而后，王统照、胡梦华又分别提出“纯散文”、“絮语散文”等概念，他们在认定文学散文的美感作用和特殊地位方面，与周作人取得了***识，而且比较自觉的将散文看作是一种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的，具有独立存在价值的一种文学形式。那么，作为一代散文大家的朱自清是如何界定散文的呢，他在一些零星的篇什中都有提及。

朱自清在《关于散文写作――答编者问》一文中作了如下概括：“广义的散文，对韵文而言。狭义的散文似乎指带有文艺性的散文而言，那么，小说、小品文、杂文都是的。最狭义的散文是文艺的一部门，跟诗歌、小说、戏剧、文学批评并立着。小品文和杂文似乎都该包括在这一意义的散文里。有人认为这一意义的散文只指小品文而言，杂文是独立的，是在文艺之外的。我却觉得杂文是小品文的转变，无论是讽刺，是批评，总带有文艺性，应该算是散文的一种而放在文艺部门里。”从这段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朱自清对散文的阐述是多角度多层面的，无论是从广义、狭义、还是最狭义的层次来看，他所定义的散文始终都是涵盖着小品文和杂文的。这种观点，较之于刘半农、周作人等人的散文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契合的，即把散文看成是与诗歌、小说、戏剧相并列的一种文学形式，确认了散文的独特地位。但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他的论述中看出，他的散文观念又在继承他人的散文观上又有了发展，将之更加具体化，这与我们今天的散文观念实有相通之处。比如我们今天讲散文的样式时，也讲到包括随笔、小品文、杂文等。

在散文诸品种中，朱自清创作了大量的小品文，对它的理论阐述也比较多。他在《写作杂谈》里这样说：“所谓散文，便是英语里的‘常谈’，散文虽然也叙事、写景、发议论，却以抒情为主。”同时，他还在《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文》中这样阐述到：“抒情的散文和纯文学的诗、小说、戏剧相比，前者是自由些，后者是谨严些：诗的字句、音节，小说的描写、结构，戏剧的剪裁与对话，都有种种规律，必须精心结撰，方能有成。散文就不同了，选材与表现，比较随便些；所谓‘闲话’，在一种意义里，便是它的很好的诠释。”在这里，朱自清将散文与诗歌、小说、戏剧加以比较，认为它相当于日常生活中的“常谈”和“闲话”，显得格外的“自由”“随便”。这就是说，无论内容与形式，散文都不受丝毫羁绊，没有任何条条框框。他强调散文的根本特点就在一个“散”字，当然这里的“散”并不是乱的代名词，而是一种美的象征，是一种悠闲的美，一种宁静的美，一种信马由缰的美。其实我这跟我们今天所讲的“形散而神不散”“形散而神聚”是一种意思。同时，从朱自清的论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朱自清的这种见解是继承了鲁迅译介的厨川白村的关于散文的理论的。我们知道，鲁迅于1924年翻译的日本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中有关英国随笔体散文的阐释：“如果在冬天，便坐在暖炉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题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在散文任意而谈这一点上，两人的见解是相一致的。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朱自清的见解似乎又更深入，他把散文与诗歌、小说、戏剧作了比较，以突出散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的独特审美特征，即强调散文是最为悠闲的文体，结构也是十分自由的，这对我们理解和接受散文这一文学样式有很大的帮助。

(二)关于散文创作

1.写作内容

小品文既然是以抒情为主，又可以任意而谈，那么应该谈什么人与事，写什么事，抒什么情呢?朱自清从当时中国文坛的状况与个人生活写作实际出发，在《什么是散文》中阐明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一是“身边琐事”，朱自清本人就曾写过不少这样的篇什，他脍炙人口且流传久远的《背影》《儿女》《给亡妇》《荷塘月色》，无一不是记叙的身边琐事，如《背影》是写回忆中父亲送我上火车的背影，《儿女》是写作者自责自己平时对孩子粗暴，但这些以身边琐事为题材的作品，恰是表现了作者博爱之心，爱父亲、爱儿女，爱妻子，这说明，身边琐事也是可以写出传世之作的。但如果只写这些，散文的路似乎太过狭窄，未免单调。

二是写游记、自传、读书记，比如《欧游杂记》《伦敦杂记》中，就收入了朱自清游记***19篇，《威尼斯》《罗马》《瑞士》《巴黎》等等篇什大多所记都是观赏名胜和艺术品的印象，文字虽平淡，但更值得品味。至于读书记作者也写了很多，比如《鲁迅先生的杂感》、《叶圣陶的短篇小说》《白采的诗》等等，这种随笔式的评论在一定程度上也丰富了写作的内容，又比只写“身边琐事”迈进了一步。

第三，他提倡“写大众生活”。即写出紧扣时代并能反映人们当时生活情状的作品。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朱自清提出小品文写作范围的不断扩大，实际上也是针对当时的文坛状况而提出的。我们知道在19世纪30年代，周作人、林语堂为代表的自由作家提倡幽默小品和闲适小品，主张小品文的写作应“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彻底地把小品文当成了纯粹的娱乐品和消遣物。但同时，受到鲁迅杂文的影响的左翼作家群，比如说茅盾、瞿秋白等人开始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进行散文创作和社会批评，从而写出了政治性很强的杂文篇章。这种观念很容易把散文这种文学式样当作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也正因此，引发了关于小品文的论争，但朱自清并没有随着这两种大流而去，在散文应该写什么的问题上，他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并且在四十年代，朱自清还进一步指出：“过去的散文大抵以写个人的好恶为主，而以都市或学校为背景，一般所谓身边琐事的便是。老这样下去，笔也许太腻，路也许太窄，内地描写似乎正可以济穷也。”在他看来，小品文应该进一步扩展它的写作范围，否则有一天也会走到尽头。

2.理论指导

五四时期的小品文强调表现作家的个性，朱自清也是禀承这一观点进行写作的。他在第一本散文集《背影.序》的结尾说：“只当时觉着要怎样写，便怎样写了，我意在表现自己，尽了自己的力便行。仁智之见，是在读者。”这个时期，他的写作散文的支点可以说就是六个字“意在表现自己”。此时他的散文正是毫不矫饰地表露着自己的感情和心灵的，比如说上面所提到的名篇《背影》、《儿女》等所描写的正是一个作为知识分子的自己的儿女情长，朋友之谊，虽然写的都是个人圈子里的“身边琐事”，但读来却是情意绵绵，回肠荡气。但后来，当他面对时局的变迁时，觉得写身边琐事没有多大意义时，就离开了“表现自己”这一支点，这从稍后写就的一系列游记可以看出。他在《欧游杂记》中就“让自己站在文外”，既不写生活琐事，也不写浪漫情调的异域感，而是客观地描述欧洲国家的名胜古迹，谨慎地介绍西方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从朱自清自起初的“表现自我”到“回避自我”的创作理论的转变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并未拘泥于一种创作理念，而是在不断探索新的散文发展之路的。

3.写作方法

至于怎样写好散文，朱自清作过多方面的论述。他认为，总的来说，“学识固然不可少，经验似乎更重要。”“如写读书记、传记等，当然先得多读书，搜集资料。”朱自清不相信“情感的自然流露”，即使是《背影》这一篇什，他说这并非是“自然的流露”，而是“平日训练”的缘故。至于创作灵感，他倒是承认的，不过他所说的灵感是经验的产物。在《关于散文写作》中他这样说道：“写作似乎可以说有灵感，但我不愿意用‘灵感’这个译名，而愿意用‘感兴’这个译名。感兴只是心头一动。这心头一动是由经验的综合来的，有时不自觉，有时自觉。”归结起来，朱自清的意思是说，要写好散文，必须多读书积累知识，扩大生活领域，培养观察力与判断力；而只有具备了渊博的知识与丰富的经验，就将自然而然地产生灵感。

要写好散文，除了学识、经验与灵感以外，运用语言的功夫也是极为重要的。散文的本质特点除了“散”之外，就是“文”，而“文”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语言的运用。

朱自清对这个问题的经验之谈也能够给我们以有益的启迪。

朱自清散文的语言炉火纯青，朴实清新，浑然天成，令人感到作者似乎是信手拈来，漫不经心，实则不然。他总是“很注意文字的修饰。语句的层次和词义，句式，都用心较量，特别是句式。”例如他在写《欧游杂记》时，就在句式上下了一番功夫。诚如他在序言中所说：“记述时可也费了一些心在文字上：觉得‘是’字句，‘有’字句，‘在’字句安排最难。显示景物间的关系，短不了这三样句法；可是老用这一套，谁耐烦!再说这三种句子都显示静态，也够沉闷的。于是想方设法省略那三个讨厌的字，例如‘楼上正中一间大会议厅’，可以说‘楼上正中是――’，‘楼上有――’，‘――在楼的正中’，但我用第一句，盼望给读者整个的印象，或者说更具体的印象。”从这段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写作时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但我们在品读时却觉察不出他刻意为之的痕迹。

朱自清认为散文的语言应尽量做到口语化，口语不够用时则适当吸取外来语与文言。他的《儿女》就是典型的口语化的名篇。现摘录一段：

你要大碗，他要小碗，你说红筷子好，他说黑筷子好；这个要干饭，那个要稀饭，要茶要汤，要鱼要肉，要豆腐，要萝卜；你说他菜多，他说你菜好。妻是照例安慰着他们。但这显然是太迂缓了。我是个暴躁的人，怎么等得及?不用说，用老法子将他们立刻征服了；虽然有哭的，不久也就抹着泪捧起碗了。

这一段读起来就像作者与读者对坐，有拉家常的意味。这也说明，用地道的口语也可以写出富于魅力的美文。当然有时口语难免不够用。朱自清说：“我们的生活在欧化，我们的语言文字适应着，也在现代化，其实是自然的趋势。”这种趋势“虽然总免不掉夹杂文言，夹杂欧化，但是主要的努力是向着活的语言”，这才是散文的“生路”。

总的来说，在散文艺术的探索中，朱自清作出了艰苦的努力，至少可以说在文体革新与语言创造方面，达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的高度。

胡媛媛，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