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论述题失乐园中撒旦形象

《失乐园》中的撒旦具有一种贵族气质，他代表了一种革命精神，这种精神足以震撼君权神授的制度，革命不一定能够成功，但鼓舞人心。其次，从撒旦人物形象读者还可以看到一种古典的悲剧精神，他成为神的目的工具来唤醒人类走向与神复合的新的信仰之路而不自知。

撒旦的最大缺点是他的骄傲自大。他是罪行的始作俑者，他是第一个对上帝圣父的赐福忘恩负义的，他把自己看成无辜的牺牲者，因为他在一项重要职位晋升中被忽略了。但在全体天使都平等、都被爱、都幸福的天庭中，他如此自私地思考的本领是惊人的。

他对于自己能推翻上帝的自信显示了极度的虚荣和自大。撒旦投身于罪恶，他说的每段话都是骗人的，他讲的每个故事都是谎言。撒旦不悔改的邪恶本性是不动摇的。甚至当战败了从天庭被抛下，他也不考虑改变。

通过让别西卜展现他自己的行动计划，他尽最大努力去哄骗地狱中的同伙魔鬼们。他向同伙魔鬼们坚称，他们的快乐将在于作恶而不在于行善。特别是像他对别西卜解释的那样，他希望使上帝的意愿走入邪路并找到一种使善产生出恶的方法。

总的来说，撒旦的形象是复杂矛盾的，他不是单一的英雄或恶魔，读者应以辩证的思维去看待撒旦这个人物形象，把他当作一个整体。

扩展资料

围绕《失乐园》塑造的撒旦形象的解读，形成了一脉人多势众的错误解释学谱系。英国诗人约翰·德莱顿（1631-1700）第一个认为撒旦是诗剧的主要人物，并且是真正的英雄。威廉·布莱克则在1790年代提出了“弥尔顿成为魔鬼的同党而不自知”的著名论断。

到19世纪，主流的倾向基本把弥尔顿的史诗看做最坚定鼓吹反抗暴政的典范。雪莱（1792-1822）高度赞扬撒旦，认为其道德形象要远远高于上帝，甚至把撒旦比作对抗宙斯专制的普罗米修斯。哈兹里特（1778-1830）也赞赏撒旦的反抗意志和性格魅力。

属于这个脉络的名流还包括：华兹华斯（1770-1850）、拜伦（1788-1824）、济慈（1795-1821），别林斯基（1811-1848）、恩格斯（1820-1895）等等。伍德豪斯这样的保守主义基督徒也误认为他是史诗英雄，打破偶像，抵制强权。

尤其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解读思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直接把撒旦形象和清教徒革命者相对应，歌颂他对于权威的反抗。

这种政治化的误读，流毒深远，直至今日，国内学院派还有不少人以讹传讹，视撒旦为弥尔顿的自画像，想当然以为弥尔顿为弑君辩护的主张，就体现在撒旦反抗上帝的举动之中，而撒旦失败后的愁烦，亦流露出“英国人民和诗人的苦闷和抑郁情绪”。

然而，事实上，如果说《失乐园》中有弥尔顿自我形象的投射，那也不可能是撒旦，而是不与撒旦同流合污的亚比得以及黑暗时代的光明之子诺亚（见我写的《弥尔顿的力量》一文）。比如亚比得，当他义正辞严斥责完群魔，昂首挺胸回到上帝这里。

上帝这样夸赞：“你为了捍卫真理的事业，孤身勇斗大逆不道的群贼，语言的力量比他们武器的力量更加强大；为了证明真理，你蒙受了无尽无休的羞辱和满满，这远比暴力更难以忍耐。”（220页）

只要稍微了解弥尔顿一生饱受政治敌手的污蔑攻击，我们就能深切体会他在这里的自我写照。既然弥尔顿以亚比得“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为榜样，他显然是耻于与撒旦为伍的。

好在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立足文本、正本清源，矫正对撒旦认识的偏差。“最伟大的牛津人”C.S.路易斯（1898-1963）确认撒旦这个堕落的大天使是无可辩驳的反面形象；布莱辛顿发现撒旦虽有雄辩口才，却缺乏真正的战斗力；斯特德曼则认为撒旦自身的野蛮残暴完全不符合史诗英雄的道德标准。

在中国，齐宏伟、沈弘等学者也批判了对撒旦的各种主观臆断式的美化。这些论者都不同程度注意到，赞颂撒旦既缺乏充分的文本依据（比如撒旦在第四卷的可怕独白和狰狞面目是弥尔顿最早写成的），也与弥尔顿作为虔诚基督徒的信仰严重龃龉。

不管如何解读撒旦，都不要忘记，《失乐园》首先是一部文学性的史诗著作。弥尔顿的创作当然带有自己特殊经历的印记，但那些政治的、社会的、时代的、作者性格的因素，终究是背景性的存在，简单从政治寓言或神学主张的角度。

把撒旦贴上史诗英雄或罪恶化身、清教革命家或专制暴政者的标签，都是教条主义的、不适当的，而文学和诗歌的根本属性，即在于展现人性和生活本身有血有肉的丰富性。具体到撒旦，正是因为弥尔顿把握住了其性情的复杂性，才使他成为《失乐园》中塑造得极为成功的一个角色。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正确秉持分析的主旨和重点，不能因为这种复杂性而模糊了正义良善的标准，从而不至于落入如同撒旦一般的以恶为善、以丑为美、以卑贱当崇高、以残暴当英勇的混乱逻辑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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