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阿杜的诗歌

说杜甫

“诗史”说在中国古代诗文评中有着极其广泛的运用。杨慎从诗歌主情的本质论、诗贵含蓄的审美论以及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等方面对“诗史”说进行了剖析，该论在“诗史”论的流变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元杨维祯的《梧溪诗集序》说："世称老杜为'诗史'，以其所著，备见时事。予谓老杜非直纪事史也，有春秋之法也。其旨直而婉，其辞隐而见。如《东灵湫》、《陈陶》、《花门》、《杜鹃》、《东狩》、《石壕》、《花卿》、前后《出塞》等作是也。故知杜诗者，《春秋》之诗也，岂徒史也哉？"(东维子集.卷七)他认为"诗史"之提法不足以涵盖杜诗的审美价值。杜诗不但"直纪事史"，而且还能通过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使作品具有含蓄蕴藉的审美效果。 明唐元?NFDD2?谓："'稻为鹦鹉粒'，纪实也，'梧实凤凰枝'，不以凡鸟栖故，没其本色也……世称公'诗史'，此等句法，颇类史笔，言外各有含蓄。"杜诗捃.卷三） 诗歌首先应该纪实，但是仅仅有这些还不够，还要从史书的写作汲取营养，从而达到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的效果。而且他认为诗歌应该对原有的现实生活进行取舍加工，去粗取精，而不能像记流水账一样，否则，非但不能誉为"诗史"，连诗也称不上。因为"史自有史笔，所谓简而且详，疏而不漏。若纤悉具书，如市廛账簿，且不得言史，无论诗矣" （杜诗捃.卷二）。所以后来的纪昀说："自宋人倡诗史之说而笺杜诗者遂以刘晌、宋祁二书据为稿本，-字-句，务使与纪传相符，夫忠君爱国君子之心，感事忧时风人之旨，杜诗所以高于诸家者，固在于是。然集中根本不过数十首耳。咏月而以为比肃宗，咏萤而以为比李辅国，则诗家无景物矣。谓纨绔下服比小人，谓儒冠上服比君子，则诗家无字句矣。元所论，虽未必全得杜意，而刊除附会、涵泳性情，颇能会于意言之外。" （杜诗捃四库提要）

二、 秉笔直书的创作精神

宋人已经发现了杜甫诗歌具有史书秉笔直书的创作精神。如刘克庄《后村诗话》卷四说："子美与房管善。其去谏省也，坐救管。后为哀挽，方之谢安。《投赠哥舒翰》诗，盛有称许。然《陈涛斜》、《潼关》二诗，直笔不少恕。或疑与素论相反。余谓：翰未败，非子美所能逆知。管虽败，犹为名相。至于陈涛斜潼关之败，直笔不恕，所以为'诗史'也。何相反之有？"说杜甫的诗歌有"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此书卷九又说："《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诸篇，其述男女怨旷，室家离别，父子夫妇不相保之意，与《东山》、《采薇》、《出车》数诗相为表里。唐自中叶，以徭役调发为常，至于亡国。肃代而后，非复贞观、开元之唐矣。新旧《唐史》不载者，略见杜诗。"正是因为杜甫的秉笔直书，才使得其诗歌具有补史的认识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