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迟到的送别】

我深知，这是一篇不应该迟到的纪念文字，但却一直拖到今日才得以动笔。　　培贵不幸去世的消息，我是从中国新诗研究所出版的《中外诗歌研究》杂志上得到的。在这意外噩耗突然降临并无情撕裂着我的心肺的时候，我顿时茫然无措。而此时，他已经远离我们将近整整一年了。

对于只是从事歌词创作的人们而言，培贵的名字可能是较陌生的，因为他在诗歌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很容易让人们忘记他曾经是一位不应该被忘记的歌词作家——的确，培贵在他并不长久的人生旅程中，写歌词并未占据他的主要精力。然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却是供职于重庆市歌舞团的专业作家，并且为新时期我国歌词艺术的繁荣，倾注了令人实在无法忘怀的心血。

认识培贵，源于歌词。当时他是重庆市歌舞团的创作室主任，重庆市音乐文学学会副会长，又主持着由重庆音协与重庆音乐文学学会主办的歌词出版物《词萃》。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应当是当时重庆成为直辖市之前，四川省除了省音协主办的《词家》之外的唯一一种歌词出版物。在我的印象里这份刊物办得质朴无华，落落大方，由于编者在选稿上颇有眼力，使得所刊发的作品大多不落俗套，从而也提高了刊物的艺术品位。我当时正供职于二炮文工团，又处在创作精力的旺盛时期，在投稿中自然同编辑们有了频繁的交往，而作为诗人的培贵时常见诸于《诗刊》与其它各种文学刊物上的诗歌作品，更让我为之钦佩再三。

有一年，他因公出差到北京，我们终于得以相见。谈吐中我得知他本名何培贵，曾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州省赤水县公安局工作。因为一直钟爱诗歌，后来调回重庆从事专业创作。在相见恨晚的同感中，我们谈诗歌、谈歌词，谈当时可以说是遍地丛生的歌词刊物，也谈在演出单位搞文学创作之甘苦等等，几乎每个话题，都所见略同，异常投机。当时，话语虽然不是很多的他给我最深的感受是，他较为内敛却善于思考的性格中，蕴含着持重与可信，显现出对事业的执著于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

之后，这样的相聚大约还有过一次。

再以后，在市场经济大潮奔涌呼啸中，随着《词萃》的停刊，他担任了中国眼镜科技杂志社《眼镜》的主编。记得，从他寄我的该刊很现代、很前卫的装帧、版式以及内容设置，均让我对他能够迅速适应市场需求的办刊才能大为赞叹。其后，在为时不长的几年里，我便收到了他陆续出版的诗集《五色土》、《风景树》、《彩色人生》以及歌词集《爱情伞》等，与此同时，他还沉迷于台湾诗歌之中，又以惊人的速度相继出版了所选编的《台湾现代抒情诗赏析》、《台湾爱情诗选》、《台湾小诗500首》等。所有这些，都不能不令我在为他井喷般的创作精力与金秋似的丰硕成果而暗自欣喜的同时，也深感自愧弗如。

然而，遗憾的是从那时起的将近二十年的时光里，可能是因为彼此都忙碌不迭的原因，我们的联系一直处于中断状态，我知道他一定是在创造着自己更加骄人的业绩。直到2009年，我在重庆市文化广播电视局主办的《重庆文化》上，意外看见了“执行主编培贵”的字样，实在是喜出望外，悦不自胜。随后，他在寄我的《重庆文化》中告知了他的手机号码，我们才得以有了一次珍贵的通话机会。从中我也了解到，近年来他一直在打听我的准确消息，但皆无果。幸好在一次开会时，从田晓耕先生那里得知，我从九十年代末起就离开《词刊》转而在《歌曲》帮助料理文字方面的事务。

2010年10月初，我有幸赴重庆参加“红歌”新作品的征集评选，与同为评委的培贵有了一次难得的续缘之聚。许多年未曾见过面的他，还像从前一样，衣着朴素，矜持寡言，脚上也依然是一双老布鞋，但精神显得有些疲惫。我深知负责一个刊物的编辑与出版工作的辛劳，而作为双月刊的《重庆文化》，涉猎艺术评论、剧本创作、人物专访、院团风采、舞台空间、文论观点、人文遗产以及艺术随笔等，从栏目设置、内容选取到整体的装帧、版式等等，均十分考究，富有新意，称得上是一份名副其实的综合性、高品位的文化刊物，而执行主编的培贵为此付出的心智与精力，是可想而知的。只是由于那次评选的日程紧张，让只担任复评评委的他，匆匆就结束了工作的原因，给我们未留下一次从容长谈的机会。

兴许是天意的相助，二十多天后的10月末，我受邀再次赴重庆参加由重庆音乐家协会主办的“音乐创作与先进文化高端论坛”。在会议的间隙，我特意约他到我下榻的酒店聚谈。

虽然我知道他很忙，但为了这来之不易的久别重逢，我已经别无选择。他来了，从市中心乘公交车到江北。他依旧话语不多，语气平缓。我们谈当下的创作现状，谈北京的作者与传媒，聊重庆的作者与刊物。但即使是轻松的闲聊，也难以抹去他颜面上显现出来的倦态，而且我看到，他的烟似乎比以往抽得勤了不少。由于当时还有几位朋友不期而至，致使我们未能海阔天空地尽兴畅谈。但我万万意想不到，这次迟到了将近二十年的相聚，在仅仅几个月之后，竟成为了彼此毕生的最后一次相见。此憾若何?此恨若何?

得知他不幸逝世的信息，我怀着惊诧与疑虑立即询问他的女儿何芳，证实他是于2011年6月3日悄然离我们远去的。从重庆文化界的怀念文章中，我终于寻觅到了近二十年问培贵不同寻常的人生轨迹——作为作家、诗人与编辑家，他曾先后担任过《重庆与世界》编辑部主任，《中外诗歌研究》特邀主编，《东方晨报》常务副总编；而作为剧作家与歌词作家，他先后创作了大型歌舞剧《阿Q正传》，大型情景歌舞《巴歌渝舞》，大型情景舞蹈诗《飘香·涪陵记忆》等五部，尤其是集中展示重庆地域特色与历史文化的《巴歌渝舞》，在重庆的舞台上更是尽展风采，广受青睐，见证了这位具有多方面艺术实力的文坛才子的过人才智，令人慑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培贵生命中所度过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都播种着珍贵的种子，也收获着丰满的果实，他六十五岁的年轮，未曾虚度过一分一秒。所以，他的离去，也一定是会有一腔欣慰紧紧伴随。

也许，老诗人梁上泉在培贵逝世后所写的几句挽诗，是对他毕生最为恰切的评价：“诗美词佳舞章多，劳神精艺涌文波。培才若问何为贵?人去常留不死歌”。

而我在想，这世上没有人能够永生不死，但如果他的创造成果与精神品质能够让生者时常感念，也许就是生命延续的一种最好方式吧。

祈愿培贵永远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