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江湖诗派?

江湖诗派开创者——

刘克庄（1187～1269）在江湖诗人中年寿最长，官位最高，成就也最大。

戴复古（1167～1248？）性喜漫游，以诗闻名于公卿间。

南宋时代的江湖诗派，是一个以当时的江湖游士为主体的诗人群体。属于这一诗派的江湖游士，是由下层知识分子构成的社会阶层。江湖诗派的出现，是一种文学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

江湖诗派大约兴起于13世纪初叶，即南宋中期。当时，盛极一时的江西诗风开始衰落，代表着南宋诗歌创作最高成就的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人也相继谢世。一向热闹的诗坛，开始寂寞起来。最早打破这种寂寞的是“四灵”：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寒砧注：徐照，字道晖，又字灵晖，号山民；徐玑，字致中，又字文渊，号灵渊；翁卷，字续古，一字灵舒；赵师秀，字紫芝，又字灵秀，亦称灵芝，号天乐。四人同为南宋永嘉（今温州）人，因其字号中皆有灵字，人称“永嘉四灵”。这四位永嘉诗人，在大儒叶适的揄扬、鼓励下，提倡姚、贾寒砧注：贾岛、姚合，诗以境界狭仄而语言工巧为特点，世称“姚贾”，反对“江西”，为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四灵”的创作，受到了同时一大批江湖诗人的推崇和效法。宝庆元年（1225），钱塘书肆陈起把以当时江湖诗人的作品为主体的一些诗作汇辑起来，刻成《江湖集》，客观上总结了宝庆前江湖诗歌的创作成果。在他的周围，吸引了一批江湖诗人，进一步促进了江湖诗风的普及。而在江湖诗人不断扩展活动规模之时，更出现了一位领袖人物——刘克庄。在江湖诗人中，刘克庄不仅创作成就最高，而且还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创作理论。他喜欢指导青年，奖掖后进，因而受到许多人的追随。同时，他又不满足于对“四灵”亦步亦趋，而是带动一批江湖诗人，开拓创作领域，使得江湖诗风不断得到了深化。这样，以“四灵”为先驱，以陈起为声气联络，以刘克庄为领袖的江湖诗派，便正式以一个群体的面目出现，成为笼罩南宋中后期诗坛的主要力量。

江湖诗派的成员，计有138人之多。这样一大批诗人，是在宋代的政治、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文化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的背景中产生出来的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在文化史上，也常被称为江湖游士或江湖谒客。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十三《跋玉融林鏻诗》说：“今世之诗盛矣，不用之场屋，而用之江湖，至有以为游谒之具者。少则成卷，多则成集，长而序，短而跋。虽其间诸老亦有密寓箴讽者，而人人不自觉。”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评戴复古《寄寻梅》说：“庆元、嘉定以来，乃有诗人为谒客。龙洲刘过改之之徒，不一其人，石屏亦其一也。相率成风，至不务举子业。干求一二要路之书为介，谓之‘阔匾’，副以诗篇，动获数千缗以至万缗。如壶山宋谦父自逊，一谒贾似道，获楮币二十万缗，以造华居是也。钱塘湖山，此曹什佰为群。”赵文《青山集·诗人堂记》说：“近世士……为诗者益众。……夷考其人，衣冠之不改化者鲜矣。其幸而未至改化，葛巾野服，萧然处士之容，而不以之望尘于城东车马队之间者，鲜矣，”从这些出自晚宋或宋元之际作家之手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一，谒客已形成了一个较广泛的群体；其二，谒客的主要干谒手段是诗；其三，行谒的主要对象是达官权贵；其四，行谒的目的是求乞钱财。所有这些，构成了江湖谒客的基本特征。对此，以往的学者每认为反映了这些文人人品之卑污；而换一个角度看，实则也反映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发展到宋代尤其是南宋所发生的变化。

仕与隐，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两种最基本的生活方式。自魏晋以来，这两种方式实际上已经并行不悖，不再存在什么矛盾了，王康琚提出的“大隐隐陵薮，小隐隐朝市”（《反招隐诗》），就为那些真正的或号称为市朝形迹、山林心肠的文人找到了最好的依托，从此可以堂而皇之的出仕，而不必有任何心理障碍了。但南宋江湖谒客游谒权门，丐私书，求俸余，既不愿走科举之道，也不愿枯守山林，从而成为一个既非“大隐”，也非“小隐”的非官非隐的群体的现象，使得这一传统发生了倾斜。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们中的不少人一生都在漫游江湖，行谒贵门，追求物质享受是他们主要的甚至是全部的生活内容。这种情形，反映出日渐发达的商品经济对读书人的影响。如果与许多反映市民意识的话本小说中鼓吹发财致富，追逐物质享受的描写比观，真是若合符契。再者，江湖谒客以诗游谒江湖，靠投献诗作来换得达官贵人的资助，使得原来被孔子认为“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诗变成了具体的谋生手段，这也是一个不小的变化。它意味着诗歌由对政治的依附，转为兼对经济的依附；诗歌在客观上进入了市场，也就出现了诗人有作为一个职业而独立存在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艺术的传播可以经过艺术市场的中介来实现，受到艺术市场的价值规律的支配，来达到一定的经济效益。因此，艺术的商品化，便有可能成为艺术家表现独立人格的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应该对这一现象所出现的意义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对其商品化的不充分性和相应出现的弊病也应该有所认识。

江湖诗派的出现尽管在文学上有着种种必然性，但其中书商陈起（字宗之，号芸居）的作用明显是极其重要的。就其出版活动而言，他刊刻了许多中晚唐诗人的集子，不仅迎合了当时盛行的晚唐诗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他的贡献更主要地表现在通过开书铺与江湖诗人的联系上。

首先，他为同时江湖诗人刊诗，常常兼有选家的身分。黄文雷《看云小集》自序说：“芸居见索，倒箧出之，料简仅止此。自《昭君曲》而上，盖经先生印正云。”许棐《梅屋四稿》自跋说：“甲辰一春诗，诗***四、五十篇，录求芸居吟友即可。”张至龙《雪林删余》自序说：“予自髫龀癖吟，所积稿四十年，凡删改者数四。比承芸居先生又为摘为小编，特不过十四之一耳。……予遂再浼芸居先生就摘稿中拈出律绝各数首，名曰《删余》。”陈起将这三位诗人的作品选为小集，当然带有使其易售的目的，但也不可否认，其中还有艺术上的考虑。陈起的审美观即对晚唐诗的偏嗜，不可避免地要影响他对所刊之书的选择。由于陈起为江湖诗人刊诗是常见而且多见的，因此，他的影响便自然反映在其中。

其次，他往往直接向诗人索诗，有类于现在出版社的组稿。黄文雷的例子已见上。又如危稹《巽斋小集·赠书肆陈解元》二首之一说：“巽斋幸自少人知，饭饱官闲睡转宜。刚被旁人去饶舌，刺桐花下客求诗。”赵师秀《清苑斋诗集·赠陈宗之》说：“每留名士饮，屡索老夫吟。”这说明陈起经常关注着同时江湖诗人的创作情况，并与他们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江湖诗人作为陈宅书铺的基本作者队伍，其创作自然得到了陈起的鼓励和扶持。

第三，陈起的书铺是当时江湖诗人的一个活动中心。在他这里可以借到书，如张弋《秋江烟草·夏日从陈宗之借书偶成》：“案上书堆满，多应借得归。”赵师秀《清苑斋诗集·赠陈宗之》：“最感书烧尽，时容借检寻。”这样，他的书铺便兼有了图书馆的性质。另外，对一些无力购书的贫士，他还赠送书籍，允许他们赊书。如许棐《梅屋四稿·陈宗之叠寄书籍小诗为谢》：“君有新刊须寄我，我逢佳处必思君。”黄简《秋怀寄陈宗之》：“惭愧陈征士，赊书不问金。”这样，他的书铺就并不完全是商业性经营；而一大群江湖诗人聚集在他的周围，也不完全是功利性交往。题为陈起所编的《南宋六十家小集》，60位诗人中，有18位和他有唱酬，足见他在当时的号召力和吸引力。

当然，最能反映出陈起的影响的，是他在宝庆元年（1225）所刊刻的《江湖集》。 这部主要收录当时江湖诗人作品的集子，标志着江湖诗派开始左右诗坛，管领一代风骚。书一刊出，即引起很大反响。当时名家韩淲写诗赞云：“雕残沈谢陶居首，披剥韦陈杜不卑。谁把中兴后收拾？自应江左久参差。”《〈江湖集〉钱塘刊近人诗》）应该说，江湖诗人能够作为一个群体在诗坛上出现，陈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流派的产生有着多种多样的原因，但以一个书商之力就能促使一个流派的形成，却还是不多见的。尽管后世书商并没有像陈起那样与一个文学流派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但他们的作用却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明显。尤其是明、清两代，各种思潮此起彼伏，其间书商的活动往往起了迎合或推动作用。如明代嘉靖年间，翻刻旧籍之风甚盛，显然与复古运动有关；清代乾嘉之际的刻书业，似乎与乾嘉学派的出现互相配合；一直到现代，茅盾、叶圣陶等组织文学研究会，主编《小说月报》等刊物，郭沫若、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主编《创造》诸刊，在当时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两个组织后来形成两个流派，当与他们的出版活动不无关系。站在整个学术文化史的高度，反观陈起的诸项活动，就更能看出其独特意义了。

在诗歌主题上，江湖诗派也有自己的特色。这里有两点值得特别提出来。一是对于江湖诗中的政治现实内容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而不能像过去有些学者那样，不加分析地就说这个流派“在内容上琐屑、细碎，不敢接触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在收诗5340首的《南宋六十家小集》中，体现忧国忧民之怀即具有政治内涵的诗便有180首以上。而通过具体考察，我们发现，当时所有的与国家安危有关的重大时事，在江湖诗人的作品中几乎都有反映。如赵汝鐩《野谷诗稿》卷二《古剑歌》、黄大受《露香拾稿·老寋行》、毛珝《吾竹小稿·甲午江行》等，或借写“开禧北伐”，表示对恢复大业的期待；或写四川宣抚副使吴曦的叛变给南宋政权造成的危害；或对宋蒙联合灭金发表自己的见解，无不浸透着深刻的现实感。江湖诗人揭露南宋租赋之重，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也写得比较出色。如赵汝鐩的《耕织叹二首》，将农民生活的悲惨与统治阶级的剥削加以对比，淋漓尽致地揭露了社会的黑暗，被钱钟书先生评为“是把这个不合理现象（即劳者不获，获者不劳）写得最畅达的宋代诗篇”（《宋诗选注》）。其实，放在整个古代诗歌中，也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完全可以说，这类作品是南宋政治社会的形象的反映。二是应该看到江湖诗人对于羁旅生涯的体验有着独到之处。如我们所熟知，古人的乡土观念很重，他们向往安宁，留恋故土，对于行役有着本能的排斥。但是，社会环境和个人生活都有不容自由选择的情况，人们由于种种需求，不得不离乡背井，跋涉风尘。于是，乡愁羁恨便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永恒的主题。但同样的主题，在不同的人身上，感受的层次和表现的方式都有不同。拿江湖诗人和南渡诗人比较，后者虽然也写乡愁羁恨，但总是同时含蕴着国难的内涵。在他们的羁旅诗中，我们较难找到对个人生活的精心刻画。深沉的感喟冲淡了他们对自己生活方式的内省，导致了他们对乡愁羁恨的粗线条勾勒。江湖诗人则不然，行役的生活方式虽然是他们为改善自己的处境所作的选择，但这条道路也往往导向不可知的未来。因此，自然的变化，人情的冷暖，使他们加倍的敏感；而客路的艰难，羁旅的悲苦，更使他们有着入微的感受。这样，在他们的笔下，飘泊的生活往往更带有纪实性，表现得更加切近，更加细腻。比如说，他们的作品中总爱写清晨和深夜，因为这两段时间对他们的心灵刺激特别深。又比如说，他们的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友谊题材，也与他们飘泊在外的心灵感受有关。所有这些，都反映出这个群体的独特之处。

江湖诗从整体上来说，艺术水准是不高的。但作为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作为那个特定群体的心灵活动，却有其特殊的认识价值。对于江湖诗，前人经常加以讥评的，一是“小”，二是“粗”，三是“俗”。如果不戴有色眼睛，这能否理解为一种不同于前人的审美情趣呢？这就要涉及江湖诗人的审美情趣。首先，江湖诗中有一种纤巧之美，包括小、巧、纤、细四个方面。江湖诗的气象确实小，体制也小，但这并不一定是他们的失败之处。生活是多侧面的，文学作为表现生活的一种手段，也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峻岭奇峰固然壮观，小桥流水也同样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而江湖诗人不擅大篇，只能说明他们的才力较小和爱好较偏，因而未能全面地掌握各种体裁。况且，他们之所以能够领数十年风骚，恐怕也与此不无关系。相反，如果他们抹杀了自己的这一特点，强不能以为能，则等待着他们的只有失败。其次，江湖诗中有一种真率之美，具体表现为真率放任，无所拘检，特别是在对个人欲望的表白上，几乎毫无遮掩。如危稙《上隆兴赵帅》和刘过《上袁文昌知平江》诸诗，都是如此。这种感情形态对诗风有着一定的影响。江湖诗往往或一气呵成，不假修饰；或在近体诗中多用流水对和复辞对仗，都与此有关。第三，江湖诗中有一种平俗之美。这是因为江湖诗人低下的社会地位，使他们的生活与一般市民较为接近，能够观察到市民阶层的生活层面，也能够体味到市民阶层的思想感情。先说题材。在江湖诗中，或写书商卖书，如陈起《〈史记〉送后村刘秘监兼致欲见之悰》；或写村儿学字，如宋伯仁《嘲不识字》； 或写乡人接客，如危稹《接客篇》；或写塑偶求子，如许棐《泥孩儿》，都是前人不写或少写的。再说表现手法。江湖诗在情感上是露而尽，在描写上是切而近，在对仗上是工而巧，固不待言。尤其值得提出的是江湖诗中句意求熟的倾向。江湖诗或字句陈熟，或命意凡熟，影响了其创造性。如徐玑《山居》中“开门惊燕子，汲水得鱼儿”二句，不失清新，实则出自杜甫《水槛遣心》“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朱继芳《听雪》：“瓦沟初瑟瑟，隐几坐虚日。良久却无声，门前深几尺。”也还不错，但句意则全自陶潜《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诗》来。陈陈相因，缺乏新意，当然是不值得称赏的。但是，江湖诗人迹近市民，而江湖诗歌亦在市民中很有市场。当时的市民阶层虽已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但受其身分和地位的制约，不可能太博学，也不可能大量地接触前代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看，江湖诗人的创作，在文学史上固然是熟句、熟意，但对那些具体的读者来说，却仍然能够引起新的感受。因此，我们不妨把江湖诗人的许多作品，视为古代若干优秀作品在较低层次上的再现，因而这些诗虽无很高的审美价值，却仍然被许多人所接受，甚至喜爱。

江湖诗派是宋代最大的一个诗歌流派，活动时间也很长，达半个多世纪，而且是当时诗坛的主要力量。对于这个流派，还有许多问题，如江湖诗祸、诗派成员的***性与个性以及他们的时空观念等，也都是饶有意味的。限于篇幅，这里不可能全都涉及。有兴趣的读者，请参看拙著《江湖诗派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