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歌沉郁顿挫风格的是怎样形成的？其主要因素是什么？

中文学史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诗圣”杜甫，紧扣其生活的急遽变化的时代脉搏，以其坎坷丰富的生阅历，高度精湛的诗艺技巧，系满腔于于民，形了融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凝重深沉的感境界、百转千回的表达方式、谨严铿锵的格律音韵于一炉的“沉郁顿挫”的鲜明风格，从而登了现实主义诗歌艺术的高，树立了现实主义的伟大丰碑。关键词：沉郁顿挫 忧民 万方多难。正文：杜甫（七一二——七七〇），是我历史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他被誉为“诗史”的诗歌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而且充溢着诗始终如一的祖、同民的，在诗歌艺术，杜诗“沉郁顿挫”之风格既集时代之大，更开后世之先河。一、 形神兼备、文质兼美——“沉郁顿挫”风格在杜诗中的体现杜甫诗篇宏富、风格多样。“沉郁顿挫”是他最具有特征的，且历来为们所***认的风格。首先，杜诗中那些悲剧题材的诗歌，最能表现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昔称杜诗强半言愁，的确，在杜诗中很少有纯然欢乐的声音。这是时代环境的急遽变化、个生活的穷愁困苦、理想追求的曲折历程所给予的作者的。且看他困守长安十载时所作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个具有“下笔如有神”的才华、“致君尧舜，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的诗，却只能“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潜悲辛”，诗把“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踆踆”的由盼转忿，去不能，一步三回的矛盾心理，曲折尽表达了出来，真是“思深意曲，极鸣愤慨”①。诗前一时期的“何当击凡鸟，毛洒平芜”（《画鹰》）的概不见了；“放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漫生活改变了。纵观杜甫前一时期的创作，《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应该说是体现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最早一篇了。同一时期的《自京赴奉先咏怀》可以说是一出多幕悲剧，有“朱门酒臭，路有冻死骨”这一“荣枯咫尺异”的社会悲剧，更有“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的家庭悲剧。《兵车行》更是从几个别具特的场面叙述了一出“开边”悲剧：有“牵衣顿足拦道哭”的惨痛的分别场面，有“边庭流海”的战而死、死尸接踵的场面，有“千村万落生荆杞”的荒凉场面，有“古来白骨无收”的惨烈场面。诗忧忧民之，通过一唱三咏的表达方式流于笔端。纵观诗困守长安十载的创作，诗从政治理想不能实现，阶级剥削的益严重，统治阶级的益腐朽，民生活更其艰辛等方面，描绘了“山雨来风满楼”②的形势，展示了一幕幕悲剧，步显示了作者“沉郁顿挫”的风格。天宝十四年（公元七五五年），“安史之”爆发，这是一次各种社会危机的总爆发，叛军来势汹汹，家岌岌可危，民遭受涂炭。于是诗又拿起如椽大笔，描绘了一幅幅悲剧。“果充糇粮，卑枝屋椽”（《彭衙行》），诗和流亡的民一起忍受破家亡的注释： ①方东树《昭昧詹言》②许浑《咸城东楼》“溪云起沉阁，山雨来风满楼”痛苦；“是时妃嫔戮，连为烘土丛”（《往在》），长安在流；“群归来洗箭，仍唱歌饮都市”（《悲陈陶》），中原被洗，在狂欢。就是在这样的况下，诗始终关心家的前途：“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北征》）。著名的“三吏”、“三别”更是六出悲剧短剧：有不到龄即被征“守王城”的中，有“急应河役”的老妪，有“暮婚晨告别”的新郎，有暮年“从军与妻别”的老翁，这是民所遭受的战之苦。当然诗也表达了自己的，对正义战争的支持：“请嘱防关将，慎学歌舒”，诗之心何膺膺；“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这是民的呼声，也是诗通过新娘之发出的号召。这一时期，“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兵前草木风”（《洗兵马》），使诗的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说，他一直到死都没有忘记多灾多难的祖和民：“战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这是诗的力竭之作——《风疾舟中伏枕书怀呈湖南亲友》中的一句，这正是诗所不能瞑目的。从以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杜诗的沉郁与伤感或忧郁有质的区别。杜甫于干戈扰攘的世，奔走衣食，贫病加，但在诗歌中，抒写的却不局限于他个的苦难，而是更多地想到家和民，想到周围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这种深厚的感，宽广的襟，使得他的诗歌体现的不是一种委琐贫弱的感，而是一种高尚的充实而有力的“悲而壮”①的；这就使他那多半言愁的悲剧题材的作品表现为独有的“沉郁顿挫”的风格。其次，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还体现在他宏大巨丽的体制当中，杜甫在体制虽能“尽得当今之体制，而兼之所独专”（元稹），但体制宏大的古诗、排律、大型联章组诗，则是他所首创并独擅的。在这些作品中，诗宏大而又绵绵不断的诗思，以澜迭起、变化多端的方式，驰骋震，产生了巨大的感效应，如《北注释：①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征》长达百四十行，作者忧忧民的思，中兴家的希望，包容了宏大的历史内容，从而充实了这一“博大精深，沉郁顿挫”的陈表。自然杜甫的那些短制小品，也不乏沉郁顿挫的风格，如《悲陈陶》、《望》、《旅书怀》、《登高》等等，它们象一颗颗放射着灿烂光芒的明珠，点缀在杜诗万里苍穹之中，相辉映。二、 丰富坎坷的生阅历，“万方多难”的时代特点——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形原因“沉郁顿挫”一词首见于杜甫中年所作的《进雕赋表》中的 “……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流，遮可企及也。”“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这是杜甫临终前对自己作品带有总结的哀叹。是的，杜甫一生呕心沥写的诗歌，在当时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但他死后不久，诗名就益显赫了，自中唐到晚唐，以迄宋代，文坛对杜甫的推崇不遗余力，但除了宋代的严羽在他的《沧诗话》中一般地提出“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这样的评论之外，并没见到有谈及杜诗沉郁顿挫之风格。发现杜甫这个偶然的自我评价最能代表他作品风格并提出来的，可能首推清代诗论家袁枚了，他在《随园诗话》中指出：“必先有悱恻芬芳之怀，而有沉郁顿挫之作。但知少陵每饭不忘君，而不知其于友朋、弟、夫妻、儿女间，何在而不一往深耶？……”随后，朱彝尊、陈廷焯等也曾论及。虽然他们这些论述多半是诗话式的，缺乏条理和系统，但由于这个概念首先出自杜甫自谓，且大体确实能代表杜甫大多数作品，因此“沉郁顿挫”作为杜诗的艺术风格逐渐为们熟知并接受，且为今天文学史的定论了。“沉郁”和“顿挫”，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清吴瞻泰在他的《杜诗提要》中说：“沉郁者，意也；顿挫者，法也。意至而法也无不密。”也就是说，沉郁与作品的内容主题有关；顿挫与作品的谋篇、结构、遣词造句等表达方法有关，而两者之间又是统一的。纵观杜甫的作品：思想内容博大精深、韵味深远；感境界凝重深沉、忧郁悲壮；表达方式百转千回、复咏叹。第一：“风格形的主要根基是：作家丰富的生活和对生的崇高愿望。丰富的生活迫使他有话可说，作品充实；崇高的愿望指导他的作品为生效力。”①杜甫出在“奉儒守官”的家庭，早年就受到封建正统的思想教育和家庭诗学的熏陶，使得他“七龄思即壮，开咏凤凰”（《壮游》），在“远行不劳吉出”（《忆昔》）的开元十九年，杜甫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长期的漫游，使诗感受到祖河山壮美，开阔了视，陶治了，发了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是诗对泰山的歌颂，也是诗对自己的鞭策和自许。天宝五年，有志于“致君尧舜，再使风俗淳”、怀着“达则兼善天下”的理想的杜甫再度入京，次年参加所谓的“有一艺，诣彀下”的“制举”，在“无遗贤”的称贺声中，杜甫在仕途又一次遭受挫折。如果说开元二十三年的失败，“忤下考官第，独辞京尹堂”（《杜游》），他还不介意的话，这一次则大不相同了，不但抱负不得施展，生活也开始落拓，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悲辛的生活。诗天真的幻想破灭了，冷酷的现实迫使他正视现实，看到了层统治者的腐败和广大民的悲辛，接近了民。安史起，诗和广大民一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任左拾遗期间，为谏议政事，竟险致死，诗对现实认识得更加深刻了。逃亡到家，注释：①孙犁《论风格》“妻孥怪我在，惊写还拭泪”（《羌村三首》其一），可见诗一路风尘，恍如隔世。漂泊西南，“荷锄先童稚，入仍讨求”，诗变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农夫。诗始终没有忘记家和民的苦难，仍然希望“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江汉》），为效力，至死还“愁看直北是长安”（《小寒食舟中作》）。是的，杜甫一生仕途坎坷，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疾病缠，穷愁潦倒，奔衣食，但仍意志弥坚，矢志不渝，这些磨砺了杜甫，也玉了杜甫。因此，诗丰富的生活和救救民的崇高而强烈的愿望，是形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