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诗歌与散文的成就
第三章 先秦叙事散文
第一节 散文的萌芽
一、殷墟卜辞可以说是先秦散文的萌芽，它在兽骨龟甲上简略地记录了殷商王朝的占卜言辞，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记言、记事文字，也是书面文学的萌芽。
《尚书》是我国第一部散文集，它是上古历史文献集。《左传》等引《尚书》文字，分别称《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总称为《书》，汉人改称《尚书》，意即“上古帝王之书”（《论衡·正说篇》）。《尚书》的真伪、聚散，极其复杂曲折。汉人传说先秦时《书》有100篇,其中《虞夏书》20篇，《商书》、《周书》各40篇，每篇有序，题孔子所编。《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到孔子修《书》。但近代学者多以为《尚书》编定于战国时期。秦始皇焚书之后，《书》多残缺。今存《书序》，为《史记》所引，约出于战国儒生之手。汉初，《尚书》存29篇，为秦博士伏生所传，用汉时隶书抄写，被称为《今文尚书》。西汉前期，相传鲁恭王拆孔子故宅一段墙壁，发现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字体书写的,所以称《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孔安国读后献于皇家。因未列于学官，《古文尚书》未能流布。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颐献伪《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这部《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25篇，又从《今文尚书》中多分出5篇,而当时今文本中的《秦誓》篇已佚，所以伪古文与今文合***58篇。唐太宗时,孔颖达奉诏撰《尚书正义》,就是用古今文真伪混合的本子。南宋朱熹以后，对其中真伪颇有疑议。明代梅鷟作《尚书考异》,清代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等，才将《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乃属伪造的性质断实。
《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而写成，不尽可靠。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遵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
就文学而言，《尚书》是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标志。据《左传》等书记载，在《尚书》之前，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但这些书都没有传下来，《汉书·艺文志》已不见著录。叙先秦散文当从《尚书》始。书中文章，结构渐趋完整，有一定的层次，已注意在命意谋篇上用功夫。后来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章奏之文，都明显地受它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在论述“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文体时，也都溯源到《尚书》。《尚书》中部分篇章有一定的文采，带有某些情态。如《盘庚》 3篇，是盘庚动员臣民迁殷的训词，语气坚定、果断，显示了盘庚的目光远大。比喻：用“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比喻煽动群众的“浮言”，用“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比喻群臣坐观国家的衰败，都比较形象。《尚书》在语言方面虽被后人认为“佶屈聱牙”（韩愈《进学解》），古奥难读，而实际上历代散文家都从中取得一定借鉴。
历来注释和研究《尚书》的著作很多，有唐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宋蔡沈的《书集传》,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尚书正义》20卷，现存北京图书馆。近人曾运乾的《尚书正读》和牟庭的《同文尚书》等，也可供我们参考。
《春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史。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出现的《春秋》，是鲁国史官所整理修订的鲁国的纪年史。它以记录鲁国的历史事件为主，同时兼及周王室和其他诸侯。孟子和司马迁都说是孔子所作，但《左传·昭公二年》记：晋大夫韩起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这里的《鲁春秋》当为现今《春秋》之原本。这一年为公元前540年，孔子年仅十多岁，可能孔子对《春秋》做过删改和修订，《春秋》的原始作者可能是鲁国世代相承的史官。属于记事体。
《春秋》的主要内容是记录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发生在鲁国和王朝及其他诸侯中的重大事件，其中有国家重要的祭典、盟会，国君的嗣立、丧葬，各诸侯间的交往和互访，以及大量有关军事行动的记录。
《春秋》记事，基本以某年、某月、某日于某地、某人发生某事的格式记写。记录是提纲式的，但条陈清晰，言简意赅。如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按照自然事件的顺序依次叙写，全书约一万六千五百余字。
春秋笔法：由于孔子和《春秋》的密切关系，一般认为“《春秋》采善贬恶”（《史记·太史公自序》）是表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的，即反对诸侯兼并，反对篡位夺权、犯上作乱。而实际上这也是鲁国史官的思想主张。孔子不可能修改《春秋》的全部记事，他只是认为：“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同上）这种“见之于行事”或称“属辞比事”的写法，就是春秋笔法。朱熹：“直书其事，善恶自见。”（朱彝尊《经义考》引朱熹）
第二节《左传》
一、《左传》的作者
《左传》的作者，说法不一，比较可靠的是鲁国的左丘明。孔安国注《论语》时说：“左丘明，鲁太史也。”这位鲁国史官很可能在后半生遭遇什么不幸，便双目失明，成了一名瞽史。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刘向《别录》说：“左丘明作传授曾申。”（孔颖达《杜预〈春秋序〉引》曾申是孔子弟子曾参的儿子，据此左丘明应该是孔子的晚辈。但孔子对左丘明十分敬重，并引以为志同道合者。《论语·公冶长》：“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这正是左丘明所具备的良史之德，著述《左氏春秋》成功的主观条件。此外，左丘明还有撰写史书的客观条件，他所在的鲁国，原是周公儿子伯禽的封地，号称礼乐之邦，保存周代文献比较完整。晋杜预说他“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春秋经传集解序》）为扩大自己的知识视野，他又同孔子一起到东周观看有关史料，回鲁后以孔子修订的《春秋》为纲，仿照其体例，写成了以部详备的史书《左氏春秋》。
二、《春秋》与《左传》的关系
班固认为《左氏春秋》同《公羊传》、《谷梁传》一样，是为解释《春秋》而作的，因而称《左氏春秋》为《左传》，即所谓“《春秋》三传”。《公羊传》、《谷梁传》用问答形式逐层阐释经文的“微言大义”，虽选词严密、表述洗练，但由于只重训诂释义，所以历来不为史学与文学研究者所重视。
关于《左氏春秋》是否为解经之作，历来有很大分歧。我们认为《左氏春秋》不是解经之作，而是自成体系的历史著作。理由是：
1、若为解经，须处处合经。经所不载，传亦不能随意添加。但《左传》有无经之传，也有无传之经。如文公十八年，经文中***载九件事，其中两件“秦伯罃卒”与“季孙行父如齐”传中没有。而传中记载八件事，其中两件“齐懿公报复邴歜父子”与“宋文公攻武氏”，经文中没有。可见，《左氏春秋》有自己的编写内容。
2、《春秋》记载以鲁国为本位，而《左氏春秋》虽称鲁为“我”，但叙述最多的是晋、楚之事，其次才是鲁，其余齐、郑、宋、卫、秦各国也各有记载。可见《春秋》主要本于鲁《春秋》，而《左氏春秋》则参考了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同时博采古代和当时各种史书记载及历史传说，删繁就简，编纂而成，它有自己的编写原则。
3、《春秋》不足17000字，所记只限于春秋242年史事，《左氏春秋》180273字，常通过对话，展示许多旧史遗闻，可向上追溯到夏、商、周三代，保存了那个历史时期的部分史料。向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比《春秋》下限多出13年。有自己的编写体例。
4、《春秋》所涉及内容是政治、军事事件，《左氏春秋》扩大了记载范围，反映了社会的全貌。对春秋以来的变革，《左氏春秋》流露的思想感情与《春秋》也有区别。《春秋》维护周礼，反对“犯上作乱”；《左氏春秋》却对《春秋》谴责的人和事有时表示同情。如鲁宣公二年，《春秋》书：“赵盾弑其君”，而《左氏春秋》则大书“晋灵公不君”。《左氏春秋》有自己的思想立场。
《左氏春秋》本不是解经而作，当然说与《春秋》无关也不合适。可以说，没有《春秋》便没有《左氏春秋》。《左氏春秋》采用了《春秋》的编年体，而且大体上以《春秋》的记事为纲，以《春秋》所列鲁君的世次为序，来建构自己的框架。但《左氏春秋》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继承的基础上有巨大的创造。
三、《左传》的文学成就
1、作为编年史，《左传》的叙事艺术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晋·范宁《谷梁传集解自序》中说：“《左传》艳而富”，其“艳而富”的特点具体表现为：
《左传》生动地展示了春秋时期五彩缤纷的历史画卷。作者不仅记载各国君位的嬗变、执政者的谋权夺势、政客的宦海升沉、贵族内部的倾轧火并、侯国之间的欺诈侵掠、辽阔战场千军万马的厮杀格斗、阴暗一隅数人的密谋策划，各种各样的矛盾、大大小小的动乱、五花八门的变故，无不网罗其中；而且作者采集了大量的历史传说、民间故事，甚至于还有风俗遗闻、童谣民歌。这些材料通过细心的组织编排，极大地丰富了《左氏春秋》的内容。
《左氏春秋》广采博取各种文字的、口头的资料进行编撰，从现代编年史的标准看，显得芜杂，说明历史科学尚在草创之中。然而正是这一特点，才更体现了中国史传文学的特点。《左氏春秋》的作者善于对庞杂的资料进行取舍与剪裁，全书所载历史前略而后详，后期更详于襄公与昭公，二公在位***63年，不足全书的三分之一，二篇幅却近于全书的一半。就各国诸侯来说，也各有侧重，晋国最详，所记占全书的四分之一，晋国之事中又突出重点，详细记载晋文公的霸业兴衰。记载较略之国，其事也不平均使用笔墨，如记郑国的文字约15000字，多集中在郑庄公、子产身上。而子产为相执政一事就占了很大的篇幅。凡是能生动体现国家治乱、兴亡，能形象地显示社会各种代表人物特征的事情，则“纤芥无遗”，反之则“丘山是弃”。《左氏春秋》有自己的详略标准，它深刻、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左氏春秋》不满足于《春秋》那种对历史史事做简单陈述的史笔笔法，它要展示那个动荡历史年代的全部过程，要展示各种历史人物在各种事件中的各种表现，它摒弃了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创造了在生动记叙史事的基础上显示各种人物形象、心态，表达作者观点立场的方法。
作者重视对事件的完整把握，对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局有时能给予集中叙述，突破了编年体的界限，使事件的记叙有了记事本末的因素。也使人物的刻划有了传记的意味。
《左氏春秋》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战争的叙述尤为精彩。《左氏春秋》的战争描写，全面反映了《左传》的叙事特点。《左氏春秋》一书，记录了大大小小几百次战争，城濮之战、肴之战、邲之战、鞌之战、鄢陵之战等大战的描述历来被人们赞不绝口，战事的酝酿、起因，战前军事、外交的谋略，兵马的调遣、战时激烈的搏杀，战局的变化，双方的进退，战后胜负的结局，各方面的反应，认识的处理等，都表现得迂徐有致、笔力纵横。如僖公三十二年，“杞子自郑使告于秦”，通过蹇叔反对出师袭远，介绍了肴之战前秦、郑、晋各方面的形势与动态，又通过蹇叔哭师这一细节，预示了秦军必败的结局。
在战争描写中，战争过程本身往往写得比较简略，但“疏而不遗，俭而无阙。”作者常选取决定战争进程的关键人物来重点刻划，以展示战争的经过。常以战场上这些人物的一句话、一个动作，来反映酣战中千军万马的心态和姿态。如成公二年的《鞌之战》：
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
晋军将士殊死奋战的英雄形象历历在目。
2、《左氏春秋》记言文字，主要是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包括出使他国专对之辞和向国君谏说之辞等。这些行人和大夫，凭借十分讲究的言辞折服对方，推行自己的一定主张，委婉而有力。刘知几《史通·申左》：“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行人辞令委婉陈词，不亢不卑，慷慨激昂，显示了个性风采。
《左氏春秋》的叙述语言词约事丰、意蕴厚实。如宣公十六年记载晋军败于楚，溃不成军，作者写道：“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晋军仓皇败逃之全状可想而知。作者又记入冬以后楚军将士受冻，“王巡三军，抚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几句体恤的话温暖得就像穿上了棉衣，比喻贴切。
《左氏春秋》叙事能显能晦，能虚能实，因物赋形，事愈错综，辞愈纵横，声调的缓急随情而发，文笔的曲直莫不以肖为准。有时笔法又出人意表，写秽亵事笔反洁，写繁杂事笔反简，写紧张事笔反暇。变化多端，妙趣横生。刘知几《史通》：“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
《左氏春秋》中有作者丰富的想像和合情合理的虚构，作者采集的文字记载、历史传说、民谣故事、神话异闻，仅是一堆“材料”，作者的想像与虚构不仅补足了材料中普遍缺少的细节，甚至还创造了一些必要的情节与人物的语言，它像粘合剂一样，把全部材料粘连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统一体。想像与虚构是贯彻《左传》写作始终的一种重要艺术思维形式，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和母亲的对话纯属作者揣摩、想像而虚构的。想像与虚构的运用、作者对旧史料的修饰润色、对传说逸闻的广泛吸收，使《左传》行文更加铺排，叙事记言更加夸张，因而不少人从史学的角度加以非难，王充《论衡》：“言多怪，颇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相违反。”范宁《谷梁传集解自序》：“《左氏》艳而富，其失也诬。”韩愈《进学解》：“《春秋》谨严，《左氏》浮夸。”从史学求真、无证存阙的原则看，《左传》不是严格的史事记录，然而从史传文学的角度看，这正是《左传》艺术创造的重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