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怎样使精短成为可能

我一向认为：衡量散文作品整体质量的优劣高下，其篇幅的大与小，文字的长与短，通常并不是关键性和决定性的因素。譬如：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属于洋洋洒洒的煌煌巨著，可以荣膺诺贝尔文学奖，而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只有区区两三千言，同样是西方现代散文史上绕不过去的名篇；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灵思翻飞，长达一万四千多字，正在成为新时期华语散文的代表作之一，而鲁迅《野草》中的篇章，大都是凝练精约的千字文，最终亦无愧于现代文学的不朽经典。以上是被中外散文创作和接受实践证明了的事实，已经没有再做纠缠的必要。只是近些年来，国内的散文创作暴露出松弛拖沓、越写越长，且以此为美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强调一下散文作品的简约精粹，缩龙成寸，便平生出匡正时弊、反拨流俗的作用。　　那么，散文作品怎样才能做到严格意义上的既精且短？而真正优秀的精短散文应当具备何种审美特征？本文想以《红豆》杂志的“全国精短散文创作大赛”征文作品为例子来谈这两个问题。窃以为，在这两个方面的把握和追求上，散文家除了要遵循通常所说的行文简捷、惜墨如金的一般原则之外，更重要的是必须从精短散文空间狭小、容量有限的实际出发，在题材选择、艺术构思、思维方式、表现手法等方面，下一番特殊功夫，突出和强化一些与一般散文写作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艺术元素，努力使笔下作品形成“词”与“物”、“言”与“意”、“形”与“神”之间的弹性和张力，最终收到以小见大、以少总多的审美效果。　　首先，就题材选择而言，散文家撰写精短散文式应当坚持小处着眼，点上切片，注意采撷生活的微观场景和生命的细节体验，加以精致的生发与点染。毫无疑问，题材作为生活的艺术反照，它是有大小巨细之分的，一般来说，大小巨细不同的题材总是对应着篇幅规模相异的作品。精短散文是文学海洋里的轻舟，它自然更适合承载生活中那些小或细的东西。而散文家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便实际上具备了必要的文体自觉。在这方面，郭开合的《泥趣》、吴克敬的《鲜花与麻辣烫》、孙蕙的《拥抱》、黄三畅的《插秧》、李蕾的《树高千尺》、文萍的《落叶之美》等等，或表达一片情趣，或感悟一种意象，或描绘一幅图景，或讲述一段经历，都紧扣着微观的生活现象与具体的生命心象，折射出精短散文特有的小处着眼的选材意识，堪称是用心而稳妥的量体裁衣。应当承认，如此这般的文体与题材的有机契合，为作品实现成功甚至完美的艺术表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就艺术构思而言，散文家撰写精短散文应当善于提炼恰当的“文眼”，抓住富有包蕴的闪光之处或者充满内涵的特殊物件，实施以巧取胜的布局谋篇。应当承认，在任何一位优秀作家的笔下，散文创作的艺术构思都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只是这种可能性一旦受到篇幅精短的限制，那么，它就不得不在寻找聚焦点和强化突破口上煞费苦心。因为这种努力足以给作品带来提纲挈领、事半功倍的艺术效果。不妨一读韦佐的《手机里的砍柴声》。这篇作品旨在表现农民父亲的勤劳自足，以及儿子对父亲的牵念，但作家没有让这一切做平铺直叙的展示——那样需要耗费大量笔墨，不符合精短散文的要求——而是通过“我”倾听父亲手机里传来的砍柴声，并加以合理想像和生动补叙来完成。这时，手机里的砍柴声，便巧妙地浓缩了父亲的生命形态。它作为审美的聚焦点，不仅使父亲的形象更有个性和质感，而且给通篇作品带来了文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徐永鹏的《空空的首饰盒》，将审美视线投向了打工一族的情感世界。只是对于其中的甜酸苦辣，作家并不做泛泛的书写，而是把一个空空的首饰盒当作“文眼”，就此讲述了一对劳动夫妻重感情而不重物质的动人故事。这篇文字由于构思灵巧，笔力集中，所以不仅篇幅精粹，“少”中有“多”，而且情绪起伏，感人至深，同样颇见散文精短的优势。　　第三，就思维方式而言，散文家撰写精短散文应当善用逆向思维，讲究反弹琵琶，力求别开生面。在散文创作中，顺向思维固然十分重要，而逆向思维同样必不可少。尤其是营造精短散文，作家若选择逆向思维，不仅有利于形成波澜起伏，出奇制胜的阅读效果；而且可以凭借陡转的情势，省却若干铺垫和交待，由此实现叙述的言简意赅。请看肖潇的《母亲心中的城市》。这篇作品先经女儿之口来讲述母亲对城市的向往，但是却没有让这种向往一味做顺势延续，而是在简洁交待一切之所以如此的过程中，渗入了女儿完全相反的情感走向：害怕城市的冷漠和肮脏，破坏母亲的向往，打碎母亲的梦幻。这一正一反的落差，便促成了有限空间的巨大张力和丰赡内涵，令人不禁做深入思考。黄佩玲的《渴望一片泪光》也是浸透了逆向思维的好作品。它写作家回到了久别的故乡，但接下来，却未按常规写出作家由此所产生的欣悦和感奋之情，因为现代生活早已使她的内心变成了波澜不惊的古井，以至失去了激动的可能。于是，她渴望一片泪光，渴望重塑生命。这种精神意脉的峰回路转，无疑有效地强化着作品的艺术辐射力，从而使一篇精短散文呈现出博大境界。　　最后，就表现手法而言，散文家撰写精短散文应当更多使用象征、隐喻、意境、拟人等诗性手法，让笔下的艺术形象因虚实相生而意蕴丰富、题旨深远。从本质上讲，诗歌是一种凝练和浓缩的艺术。这决定了诗歌的表现手法，常常能够“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具有很强的写意性与概括性。而这恰恰是散文实现精短所需要的，因此，主动引入和巧妙使用诗性手法，便成了精短散文强化自身特性的有效途径。而一些高明的精短散文作家和优秀的精短散文作品，也就在这方面匠心独运，显示了艺术上的敏锐与高超。譬如，吴佳骏的《太阳升起以后》，以简约的文字勾勒出一幅山乡晨景。从写实的角度看，它已经称得上精致而传神，但作家偏偏在这写实的画面里融入了诗性手法——无论老人还是太阳，都折射出明显的象征性和隐喻性，这使得通篇作品的内涵极大地丰赡起来，贻人以绵绵的沉思与不尽的回味。小山的《石头像马铃薯或花生》，由石头的性格以及它同农民的关系写起，一开始就赋予作品以诗的境界。在接下来的文字里，它以石头为核心意象，或以其点染农民的生存状态，或用其映照农民的精神质地，最后借作家之口，让石头呈现启迪人类的普遍意义，于是，整篇作品因为诗性盎然的表达，而形成了难能可贵的审美张力，让人浮想联翩，意味无穷。所谓“一花一世界，一石一乾坤”，其艺术真髓，庶几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