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参诗歌的崇高美
山水田园诗
1.陶渊明（365—427）字元亮，或云名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有《陶渊明集》。他的曾祖陶侃是东晋初名将，握强兵镇守长江中游，都督八州军事，封长沙郡公，声威煊赫一时。死后追赠大司马。祖父陶茂官至太守，父亲亦曾出仕。陶氏为东晋元勋之后，地位虽不如南下名族高贵，也是浔阳的大族。只是陶渊明这一支，因他年幼时父亲就去世了，家境便日渐败落。他从二十九岁时开始出仕，任江州祭酒，不久即归隐。后陆续做过镇军参军、建威参军等地位不高的官职，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义熙元年（405）陶渊明四十一岁，再次出为彭泽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脱离了官场。他在家乡有自己的田庄和僮仆，开始一段时期，生活也算安宁自得。有时他也亲自参加一些农业劳动，作为自己的社会观和人生哲学的实践。在这种劳作生活中，与农民有所接近。后来由于农田不断受灾，房屋又被火烧，境况愈来愈恶化。但他始终不愿再为官求禄。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也被他拒绝了。
陶渊明之所以如此，并不是他对政治原就不感兴趣。出身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的陶渊明，本来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杂诗》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可见出他的胸怀。但同时，东晋士族文人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气，在他身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归园田居》所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之类，就反映了他思想的另一方面。他是抱着两种彼此矛盾的愿望走上人生道路的。开始时前一种愿望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并。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全感。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能不有所消减。另一方面，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所以最后“爱丘山”的素愿就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在他任镇军参军时所作的《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诗中就说道：“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归班生庐。”从彭泽令解职时所作《归去来辞》，更把做官说成“深愧平生志”。所以说，他的归隐，实际是自己的理想与当时的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陶渊明的文学创作，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诗歌；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田园诗。这种田园诗的艺术魅力，与其说在于它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如说在于其中寄托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田园被陶渊明用诗的构造手段高度纯化、美化了，变成了痛苦世界中的一座精神避难所。
陶渊明的思想，是以老庄哲学为核心，对儒、道两家取舍调和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自然”哲学。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他常常把儒家虚构的淳朴无争的上古之世与道家宣扬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结合成一体，作为理想世界来歌颂。 《归园田居》组诗的第一首久享盛名，也有类似的特点：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诗大约作于从彭泽令解职归田的次年，抒发回到田园生活的愉悦心情。中间写景的一节，“方宅”以下四句，以简淡的笔墨，勾画出自己居所的朴素美好；“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视线转向远处，使整个画面显出悠邈、虚淡、静穆、平和的韵味。作者正是以此作为污浊喧嚣的官场——所谓“樊笼”——的对立面，表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和人生观念。结末“复得返自然”的“自然”，既是指自然的环境，也指自然的生活。
作为自然的生活的一部分，陶渊明的田园诗还写到了农业劳动；在他归隐时期，自己也曾参加耕作。他的体力劳动在其经济生活中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大约是很有限，甚至，也许是可有可无。这种农业劳作的实际意义，在于它体现了陶渊明的一种信念。《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开头就是：“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具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自耕自食，是理想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个人生活方式。尽管诗人实际做不到这一点，但他尝试了，这就是很了不起的。同时又说：“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这里写到了体力劳动的艰苦和由此带来的心理上的宁静乃至安乐。同类诗中意境最美的，当数《归园田居》之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结尾两句再一次说明，陶渊明之写田园生活，写体力劳动，实际都是在咏歌自己的理想，显示出理想获得实现的愉快。
以上主要分析了陶渊明的田园诗所反映的社会理想，以及他对个人在社会中的生活方式的思考。此外，陶渊明的田园诗，还牵涉东汉末以来文学所集中关注的问题：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何在？生命怎样才能获得解脱？在这方面，我们首先看到，陶渊明对生命短促的事实，表现得比同时代任何人都焦灼不安。他的诗现存不过一百多首，竟有几十处提及“老”和“死”。但在哲学上，他却有一种豁达的解释，这在组诗《形、影、神》中表达得最明白。诗人借用辞赋的对话体，让“形”提出饮酒自乐、忘怀一切的人生态度（这近于《古诗十九首》），又让“影”强调应追求事功，建立身后之名（这近于建安文学）。这两者其实都是陶渊明所难以舍弃的，但作为最终的哲学归结，他在第三首《神释》中把前二者都否定了，认为每日醉酒伤害生命，立善求名也只是外在的追求，毫无意义，应该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即归化于自然，不必有意识追求生命以外的东西，这就是不求解脱的解脱。
“自然”哲学的这一种内涵，在田园诗中以美好的形象表现出来，如陶诗中最著名的《饮酒》之五就是：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开头四句，说只要心境旷远，就不会受到世俗的干扰。下面说采菊东篱，不经意中目遇南山（即庐山），在暮岚紫霭、归鸟返飞之中，感受到造物的奥秘，参透了人生的真谛。尽管诗中明说“欲辩已忘言”，但如果联系陶渊明的其他作品来考察，他在本诗中通过一系列意象所隐约暗示的人生真理还是可以探索的。南山的永恒、山气的美好、飞鸟的自由，不正是体现了自然的伟大、圆满与充实，尤其是自在自足无外求的本质吗？那么，人的短促的一生，除了归依自然、顺应自然，在自然的永恒、美好、自由中感受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外，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所以说，这首诗仍然是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的寄托，只是偏重有所不同。当然，诗中的这种人生观说到底只是一种诗意的、哲理的向往。因为人从根本上不可能摆脱在一定的对象中实现自我的追求，也不可能摆脱现实利害的矛盾。但作为对人生的一种哲学思考，它是有价值的；作为诗歌的理蕴，它更带来独特的效果。
归结起来，陶渊明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以“自然”为核心。他向往的社会是和平安宁、自耕自食、无竞逐无虚伪、没有相互压迫和残害的社会；他追求的人生是淳朴真诚、淡泊高远、任运委化、无身外之求的人生；他所喜爱的生活环境，也是恬静而充满自然意趣的乡村。由于这些追求，使他的大多数田园诗呈现出冲淡平和、旷洁悠远的外貌，此即前人所言“静穆”。但在这背后，却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恶与不安，对人生短促深感无所寄托的焦虑。换言之，“静穆”是在“自然”哲学支配下构造出的美学境界，而激起这种追求的内驱力恰恰是高度的焦灼不安。
陶诗中最集中的就是写田园生活的作品。其代表作除了前面提及的以外，还有《移居》、《和郭主簿》、《咏贫士》、《杂诗》、《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等。但是，陶渊明并不是只有这种以冲淡平和为主要特征的作品，他也写过一些直接涉及现实政治，或直接表现出内心的强烈情绪的诗篇。如《述酒》诗，又如《赠羊长史》，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感情。此外，《咏荆轲》和《读山海经》中的几篇，对历史上和神话传说中一些虽然失败而始终不屈的英雄形象，表示同情、仰慕和赞美，具有慷慨悲壮的风格。
陶诗语言的朴素，又并不是随口而道，毫无加工，而是高度精炼，洗净了一切芜杂粘滞的成分，才呈现出明净的单纯。他对自然的美，无疑有十分敏锐的感受，因而能够用准确而朴素的语言将其再造为诗的形象。像“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写乡村的恬静，“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写雪的轻虚，“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写风的踪迹，都是有名的例子。陶诗以深沉的思想感情和哲理为底蕴，绝不炫耀外在的美饰，所以大多通篇简洁，少作铺排，钟嵘《诗品》称为“殆无长语”。诗的意境，也总是比较完整，从总体上感染读者，而不以一字一句，某个片断吸引人。
2.孟浩然（689—740），襄阳（今属湖北）人，主要活动于开元年间。他大半生居住在襄阳城南岘山附近的涧南园，中年以前曾离家远游。四十岁那年赴长安应进士试，落第后在吴越一带游历多年，到过许多山水名胜之地。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贬荆州刺史，孟浩然曾应辟入幕，不久辞归家乡，直至去世。有《孟浩然集》。在盛唐诗人中，孟浩然是年辈较早的一个，其人品和诗风深得时人的赞赏和倾慕。李白《赠孟浩然》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于此可见一斑。
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个倾大力写作山水诗的诗人。其诗今存二百余首，大部分是他在漫游途中写下的山水行旅诗，也有他在登临游览家乡一带的万山、岘山和鹿门山时所写的遣兴之作。还有少数诗篇是写田园村居生活的。诗中取材的地域范围相当广大。
山水景物是南朝诗歌最重要的题材，经历长期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到孟浩然，山水诗又被提升到新的境界，这主要表现在：诗中情和景的关系，不仅是彼此衬托，而且常常是水乳交融般的密合；诗的意境，由于剔除了一切不必要、不谐调的成分，而显得更加单纯明净；诗的结构也更加完美。
孟浩然在旅程中偏爱水行，如他自己所说：“为多山水乐，频作泛舟行。”（《经七里滩》）他的诗经常写到漫游于南国水乡所见的优美景色和由此引发的情趣，如：
落景余清晖，轻桡弄溪渚。澄明爱水物，临泛何容与。白首垂钓翁，新妆浣纱女。相看似相识，脉脉不得语。（《耶溪泛舟》）
垂钓坐盘石，水清心亦闲。鱼行潭树下，猿挂岛藤间。游女昔解佩，传闻于此山。求之不可得，沿月棹歌还。（《万山潭作》）
诗不仅起着纪实的作用，而且融和了诗人新鲜的感受和天真的遐想。在他的眼光中，无论是沐浴在夕照清辉中的人物，还是嬉戏于水下岸边的鱼兽，寓目所见的一切，仿佛都化作会心的亲切的微笑。这些诗境，确有晶莹剔透之感。
孟浩然山水诗的意境，以一种富于生机的恬静居多。但是他也能够以宏丽的文笔表现壮伟的江山。如《彭蠡湖中望庐山》中：“太虚生月晕，舟子知天风。挂席候明发，渺漫平湖中。中流是匡阜，势压九江雄。黤黕凝黛色，峥嵘当曙空。
香炉初上日，瀑布喷成虹……。”清人潘德舆以此诗和《早发渔浦潭》为例，说孟诗“精力浑健，俯视一切”（《养一斋诗话》），正道出了其意兴勃郁的重要特征。
重“兴象”其实也是孟浩然诗普遍的特点。这通过几首不同的作品之间的比较，可以看得更清楚。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山暝闻猿愁，沧江急夜流。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建德非吾土，维扬忆旧游。还将两行泪，遥寄海西头。（《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宿建德江》）
这三首诗都写了江湖水景，但性格各异。第一首作于孟应聘入张九龄幕府时。他为自己的抱负能够有一试的机会而兴奋，曾写下“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固穷”（《书怀贻京邑同好》）、“故人今在位，歧路莫迟回”（《送丁大凤进士赴举呈张九龄》）之类诗句。正是这种昂奋的情绪，使他写下了“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这样气势磅礴的名句。第二、三首均作于落第后南游吴越之日，前者以风鸣江急的激越动荡之景写自己悲凉的内心骚动，后者则以野旷江清的静景写寂寞的游子情怀，它们的神采气韵是很不相同的。本之以“兴”，出之以“象”，突出主要的情绪感受而把两者统一起来，构筑起完整的意境，这是孟浩然写景诗的重要贡献。
孟浩然诗歌的语言，不钩奇抉异而又洗脱凡近，“语淡而味终不薄”（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他的一些诗往往在白描之中见整炼之致，经纬绵密处却似不经意道出，表现出很高的艺术功力。例如他的名篇《过故人庄》：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通篇侃侃叙来，似说家常，和陶渊明的《饮酒》等诗风格相近，但陶写的是古体，这首诗却是近体。“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这一联句，画龙点睛地勾勒出一个环抱在青山绿树之中的村落的典型环境。还有那一首妇孺能诵的五绝《春晓》，也是以天然不觉其巧的语言，写出微妙的惜春之情。
另外，孟浩然在诗体的运用上往往突破固有程式的拘限，读来别有滋味。例如《舟中晓望》诗，平仄声律全合五律格式，但中两联不作骈偶，似古似律。胡应麟《诗薮》认为此类诗“自是六朝短古，加以声律，便觉神韵超然。”又如《夜归鹿门山歌》：
山寺钟鸣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寥，唯有幽人夜来去。
这是一首歌行体的诗，但通篇只是把夜归的行程一路写下来，不事铺张。其篇制规模类似近体，并吸收了近体诗语言简约的特点，而突出歌行体的蝉联句法，读来颇有行云流水之妙。
这些出入古近的体格饶有洒脱自在的情致，也是孟诗创造性的表现之一。
3.王维（700？—761）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省祁县）人，是在盛唐时代文化全面高涨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一个多才多艺的作家。他精通音乐，早年曾为大乐丞；书法上他兼长草、隶各体；绘画才能尤为特出，他曾自负地说“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偶然作》其六），而后人甚至推许他为南宗画派之祖。他的文学创作就是建筑在这样全面的艺术修养之上的，因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有《王右丞集》。
王维诗歌的风格、情调，前后期有明显的不同。这种变化与开元、天宝年间的政治形势有重要关系。在前期，他怀有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写出了不少意气风发、充满豪情的诗篇。他在《不遇咏》里自述其志云：“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在《少年行》其一、其二中，对少年意气进行了热烈的礼赞：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即使是《老将行》里的主人公，也是老当益壮的英雄，一旦边境有事，“犹堪一战立功勋”。他还反复表述了布衣寒士在政治上的要求，如《夷门歌》热情赞颂了战国信陵君礼贤下士的作风，和侯赢、朱亥乐为知己者用、不惜以身命相酬的慷慨意气；而《西施咏》、《洛阳女儿行》则以比兴托意的手法，抒写了寒士失志的不平。开元末年，有“贤相”之誉的张九龄被李林甫取代，这一人事更迭潜伏着政治的危机。作为诗人的王维对此是敏感的，他于是转而以半仕半隐的生活方式作为自己精神上的逋逃薮，对佛教禅寂之说的兴趣也日益浓厚。因此，王维后期的诗歌并未朝“使气公卿座，论心游侠场”（《济上四贤咏》）的豪荡方向发展，而多吟咏寄情山水间，“已闻能狎鸟”（同上）的情趣，和社会政治的距离越来越远。但即使如此，王维的诗与盛唐时代具有浪漫气质的总体文化氛围仍有相一致之处。在山林溪壑之中，既寄托着诗人高尚其志、不与俗世合流的人生理想，也倾注了他对自然之美的衷心喜爱。包括那些体现禅宗哲理、给人以极端幽静之感的诗篇，同时也有生趣盎然、鲜洁明丽的意境。如《辛夷坞》：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直到安史之乱发生，王维被迫任伪职，后又因此受到朝廷的处分，乃心灰意冷，专以焚香禅诵为事，诗歌创作也告衰微。
诗歌到盛唐已经众体皆备，王维于各种诗体无所不长，堪称全才。他被人称为“五言宗匠”，今存数量也最多。其中五古如《送綦毋潜落第还乡》、《渭川田家》等，五律如《山居秋暝》、《观猎》、《使至塞上》、《终南山》、《汉江临眺》等，五绝如《辋川集》二十首、《鸟鸣涧》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七言诗中，七绝《送元二使安西》和《伊州歌》为当时的梨园乐工广为传唱，七律《积雨辋川庄作》被后人誉为“得山林之神髓”、“空古准今”，取为唐人的压卷之作（《王右丞集笺注》引澹斋翁语），七言歌行也独树一帜，别开生面。如《同崔傅答贤弟》，全诗“写疏荡于队仗之中”（《唐诗别裁集》），极具跳宕飞跃的力量，洋溢着一往无前的青春气息。明代高棅在《唐诗品汇》中，论五、七古以王维为名家，五、七律和五绝以王维为正宗，七绝以王维为羽翼。其实，王维所写的六言诗、杂言体乐府和楚辞体等，也莫不具有深厚的造诣。就这一点而言，王维可说是盛唐时代表了各种诗体所达到的成就的一个全面的典型。
王维对各种不同的题材的驾驭和把握亦复如此。他现存的边塞诗有三十余首，艺术处理上往往表现出高度的概括力，如《陇西行》：
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关山正飞雪，烽戍断无烟。
在险急的军情后面略一点景便戛然而止，把酷烈的酣战场面一并隐去，全部付诸读者的想象。全诗以歌谣式的明快节奏起头，收煞处截断众流。突兀的起结造成了饱满的张力，用语寥寥而效果强烈。又如《陇头吟》：
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陇头明月迥临关，陇上行人夜吹笛。关西老将不胜愁，驻马听之双泪流。身经大小百余战，麾下偏裨万户侯。苏武才为典属国，节旄落尽海西头。
诗中用“关”、“月”、“笛”这些边塞的典型物色，巧妙地绾合少年的壮怀和老将的悲哀，从历史的深度上写出一代代志士不断重蹈壮志难酬的遭遇，立意精警而意味深长。王维写相思别情的诗也很出色，他善于用民间歌谣的素朴语言和自然音调，表现出单纯而又隽永的韵味，如：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相思》）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杂诗》其二）
明朗活泼如日常生活的语言，却又那么新鲜、浑厚，传达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情思，因此千百年来传诵不绝。
王维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山水田园诗，他在这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创造性和惊人才华，甚至掩盖了他在边塞诗等方面取得的成就。苏轼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的创作正是在诗情和画意的互相渗透和生发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艺术。
同样是追求浑然一体的意境，陶渊明、孟浩然的写景诗喜用简淡的笔墨，随意点染的表现手法，王维则讲究构图布局、设辞着色，常以彩绘的笔触传达出清丽丰润的美感。例如著名的《终南山》：
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
诗中的视角一直在变化：首二句概述山的绵延广袤的总貌；
三、四句由进山前的眺望，变为置身山中的环顾；五、六句是居高临下的俯视；末两句又下到林壑之间，极写溪涧萦回曲折之致。通过不同角度的观察，把这座耸立在中原的山岭的面貌充分展示出来。这种不固定在一个视点而力求把握景物整体境界的方法，正是中国山水画特有的构图方法，如宋人沈括所说：“大都山水之法，盖以大观小，如人观假山耳。
若同真山之法，以下望上，只合见一重山，岂可重重悉见？兼不应见其溪谷间事。”（《梦溪笔谈》）
为了求得诗中画面之美，王维调动了各种手段。他善于表现景物的空间层次，每每通过一些点睛之笔写出错落有致的纵深感和立体感，如“山下孤烟远村，天边独树高原”（《田园乐》）、“千里横黛色，数峰出云间”（《崔濮阳兄季重前山兴》），前者以“孤烟”、“独树”的细节勾勒拉开景的距离，后者则以群山连绵和数峰高耸构成横向与纵向的配合。他还善于敷彩。这些色彩并非是单纯的消极的涂饰，而是活跃地晕染着整个画面，清新鲜润，给人以愉悦之感。如“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辋川别业》）、“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送元二使安西》）等等。王维还着意在动态中捕捉光与色变幻不定的组合，如“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送邢桂州》）、“逶迤南川水，明灭青林端”（《北垞》）、“瀑布杉松常带雨，夕阳彩翠忽成岚”（《送方尊师归嵩山》）等，都富有灵妙的生气。前人说王维诗“在泉为珠，着壁成绘（《河岳英灵集》）、“典丽靓深”（元范梈《木天禁语》）等等，都指出了他的诗特别富于视觉之美的艺术个性。
当然，诗与画毕竟是不同的艺术，它既不能取代画，也不应该停留在视觉形象的描绘上。王维的诗描绘景物，不仅有观察细致、感受敏锐之长，而且善于表达微妙的心理感觉，传达绘画所不可能达到的特殊效果，如下面两首诗：
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书事》）
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山中》）
细雨中的碧苔和湿润的青山，在诗人的幻觉中翠色欲滴，仿佛荡漾开来，弥漫为一派绿的氛围。这种空际着笔，若有若无的写法，尤其具有神韵，是唯知巧构形似的诗人所远不能及的。他的《汉江临眺》则是在另一种角度上驰骋想象之作：
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
首二句在远望和遥想的结合中，把三湘九派连成一气；颔联又把所见江山的空间跨度扩展至无限，由实景化入虚白；颈联再以郡邑浮沉、天空摇曳的幻觉，极写水势的浩渺潏荡。如此空阔广大的境界，如此撼人耳目的动感和气势，是充分发挥诗歌艺术之特长，使虚实相生、“目击”和“神游”相融才能创造出的境界。
王维似乎常常凝神关注着大自然中万物的动、静、生、息，沉潜到自然的幽深之处，感悟到某种不可言喻的内在生命的存在。由此写出的诗篇，虽并不用说理的文字，却令人感到其中蕴涵着哲理，是一种很有特色的作品。如《鸟鸣涧》：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这里，人闲、夜静、山空是从静态着手的，花落、月出、鸟鸣是从动态着手的，一个“惊”字唤醒了一个息息相通的世界。又如《鹿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一些似乎是虚幻的声音和光影浮动着，山林因此而显得更幽静沉寂，但它却是有生命的。还有前面举出的《辛夷坞》，也有类似特点。
以上所涉及的例子，多为山水诗。王维的田园诗篇，以《渭川田家》最为有名：
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立，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
这首诗用笔清淡自然，景物和人物笼罩在一片和谐、亲切的气氛中，引人神往。诗歌风格很近于陶渊明，但细读下来，却比陶诗来得精致。
山水田园诗在王维手中，得到一次总结和显著的提高。他的诗，既有精细的刻划，又注重完整的意境；既有明丽的色彩，又有深长隽永的情味；既包涵哲理，又避免了枯淡无味的表述，而且风格多变，极富于艺术创作性。他的成就，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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