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诗歌与盛唐气象 ? ? 袁行霈

盛唐诗歌与盛唐气象 ? 袁行霈

一、潮平两岸阔　风正一帆悬

　——盛唐的时代风貌

盛唐指唐玄宗在位的开元、天宝年间，大致相当于公元八世纪上半叶。这时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开明，文化发达，对外交流频繁，社会充满自信，不仅是唐朝的高峰，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盛唐涌现出以李白、杜甫、王维为代表的一大批诗人，他们***同开辟了一个气象恢宏的诗歌的黄金时代。

所谓“盛唐气象”，着眼于盛唐诗歌给人的总体印象，诗歌的时代风格、时代精神：博大、雄浑、深远、超逸；充沛的活力、创造的愉悦、崭新的体验；以及通过意象的运用、意境的呈现，性情和声色的结合，而形成的新的美感——这一切合起来就成为盛唐诗歌与其它时期的诗歌相区别的特色。盛唐诗人王湾有一首《次北固山下》，当时的宰相张说称赞不已，将颈联抄在官署的墙上，作为诗歌的楷模。（见殷河岳英灵集》）这诗的中间两联正好可以用来形容那个时代：“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那三个形容词：平、阔、正，还有那高悬的风帆，从残夜中生成的海日，进入到旧年里的江春，都让人感受到盛唐时代的气息以及盛唐诗歌的风貌。再看以下这些盛唐诗人的歌唱：“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登鹳雀楼》）“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李白《庐山谣》）“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李白《宣州谢饯别校书叔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在这些诗句里洋溢着一股涵天盖地的雄浑之气，千载之下仍能令懦者勇、弱者壮。盛唐诗人并不是没有忧愁，李白就经常把愁字挂在嘴边，诸如“愁疾”、“愁颜”、“愁心”、“愁发”、“愁肠”，不一而足。但我们只要将李白和中唐的孟郊、李贺，晚唐的温庭筠、李商隐比一比，就可以感到李白愁得来有力、愁得来气派。正如他的名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饯别校书叔云》）显示的是强者之愁，在愁中有一股浩然奇气。杜甫也写愁，那是一片忧国忧民的伟大之愁、健康之愁：“忧端齐终南，不可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集中地体现了盛唐气象的诗人，往往是富有魅力的人物。例如王维，那个时代培育出来的全才，便是这样一个人。他的佛教造诣很深，而且能将禅意融会到诗里。他是书法家，又是音乐家和画家，被后人推崇为文人画的始祖。他的画迹，据《宣和画谱》著录，仅宋朝宫廷里就有一百二十六件。王维九岁就会作诗属文，他的政治感遇诗、山水诗、边塞诗、赠别诗，都是第一流的。苏轼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李白的魅力更是无人可以匹敌，他以一种震慑的力量征服了当时的读者。他不甘心走一般士人的科举之路，要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声誉直取卿相。他常自比为大鹏，任意地遨游于天地之间。秘书监贺知章在长安初遇李白，诵其《蜀道难》，竟呼为“谪仙人”，解下身上的佩饰金龟换酒为乐。唐玄宗也降辇步迎，御手调羹以招待他。杜甫在赴长安应试的途中与离开长安东下漫游的李白相遇，竟然放弃考试，跟随李白漫游了许多地方，别后杜甫对他仍念念不忘，写了许多诗怀念他，称赞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还有一个叫魏万的人，为了一睹李白的风采，从嵩宋出发追踪李白几千里，终于在广陵见面，称赞李白的诗“鬼出神入”。盛唐诗人的魅力，既是属于他们个人的，又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只有辉煌的时代，才能为辉煌的人物提供形成魅力的条件。

盛唐气象作为盛唐时代精神的反映，也呈现在书法、绘画、音乐等其它艺术门类之中。张旭的草书狂放不羁，李颀在《赠张旭》中形容他写字时的神态：“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颜真卿的楷书在庄重严整之中透露出凛然而不可犯的气势。吴道子的绘画轰动长安，他在兴善寺绘画时，“立笔挥扫，势若风旋，人皆谓之神助。”（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吴道子在洛阳曾遇到书法家张旭和舞剑名手裴裴请吴在天宫寺为他亡故的双亲作壁画，吴不受金而请裴舞剑以壮气。“舞毕，奋笔，俄顷而就。”张旭也在那里写了一壁字。洛阳人都说：“一日之中，获睹三绝。”（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当时还有专擅画马的曹霸、韩干、韦偃等。杜甫在《丹青引》中称赞曹霸的画“有神”；说他为玄宗的御马画像，“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董庭兰善弹胡笳，李颀描写他的音乐所产生的效果：“川为净其波，鸟亦罢其鸣。”（《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公孙大娘善舞剑器，当她舞蹈时，“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这些艺术家的出现，以及他们有若神助的艺术，同样呈现了盛唐气象。

? 二、盛唐诗歌的新趋势

盛唐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在前期，盛唐气象主要表现为：投身社会和参预政治的热情，高度的自信和自尊。后期，李林甫、杨国忠等奸相当政，这时盛唐气象主要表现为：敏锐的洞察力，暴露社会矛盾的勇气，对国家的责任感，以及对社会危机即将到来的忧虑。例如李白在《古风》其二十四中痛斥宦官和斗鸡小儿，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揭露政治的腐败。又如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夕揭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尖锐的问题（《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对社会充满信心和责任感。李白六十一岁时还请求参加李光弼的军队，去讨伐安史叛军。杜甫虽然忧国忧民，但不是悲观主义者。写于安史之乱期间的《北征》，忠实地记录了战乱中民生的疾苦，却仍相信国家将会中兴。他漂泊西南之际所写的《登楼》，在痛心“万方多难”之余又把大唐比作北极星，相信它不会沉沦。他在《江汉》中说：“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在《凤凰台》中说：“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在《洗兵马》中说：“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正是在安史之乱那些最阴霾的日子里，他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从诗歌创作的角度看，盛唐和前代相比有一些新的趋势。从这些趋势中也可以看到盛唐气象：

首先是面向外部世界。初唐诗歌的发展脉络是从宫廷御用的路线转向个人抒情的路线，这是很大的进步。如果只是沉溺于个人感情的纠葛之中，而不能面向外部世界，那还是很有局限的。盛唐诗人既不用诗去讨好帝王，也不把诗当成只供个人玩赏的小摆设，而是把一己之情融入普遍性的主题之中。这普遍性的主题就是社会政治主题，希望尽自己的力量创造出长治久安的局面。李白抱着宏伟的理想，欲“济苍生”、“安社稷”，“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然后像鲁仲连、范蠡、谢安那样功成身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杜甫突破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虽然一生未达，却始终以天下为己任。其次是表现新的体验。盛唐诗歌的题材都是旧有的，无非是感遇、咏怀、咏史、山水、田园、离别、闺怨、边塞、从军、宴饮等等。明代张之象《唐诗类苑》收有1472位诗人的28245首诗，占《全唐诗》的五分之三。此书按题材分为39类，没有哪一类前代未曾写过。可见盛唐诗人的贡献并不在开拓了新的题材，而在于他们就原有的题材，找到并表现了新的体验。例如边塞诗早在汉魏就有了，此后一直没有中断过，可是许多人写边塞诗未必到过边塞，而盛唐的边塞诗多出自诗人亲身的生活体验。高适以政治家的眼光议论边防之得失，王维和岑参以诗人的敏感描绘边塞奇异的风光，王昌龄以战士的口吻诉说内心复杂的感情。例如：“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高适《燕歌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这样真切的诗句以前是少见的。第三是大眼光、大格局。初唐以精细为美，盛唐以阔大为美。李白的眼光简直是宇宙眼光，他说“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科。”（《日出入行》）又说：“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他与宇宙处于平等的地位，也可以说他心里装着整个宇宙，并以这种气魄看待社会与人生。这是一种全新的眼光和格局，正如皮日休所说，李白是“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刘枣强碑》）此外如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此时。”（《望月怀远》）王维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汉江临眺》）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凉州词》）杜甫的“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望岳》这些盛唐的佳句都表现了大眼光、大格局，具有雄伟的气魄。

三、开明与开放

——盛唐气象的根基

盛唐气象的形成有诗歌艺术方面的原因，例如性情与声色的统一，意象的运用与意境的呈现等等，这在拙作《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一书以及其它一些论文中已从多方面做过论述，本文限于篇幅不再重复了。

下面仅从历史、文化的发展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方面做一番探讨。

从历史、文化的发展这个角度看来，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是南北文化的交融。晋室东渡之后，中国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分裂和战乱。在这期间，南北双方的文化呈现相当明显的差异。南方喜庄老、尚清谈，注重抽象名理的论辩；北方流行汉儒的经学，注重人的行为准则。南方文风华靡，北方文风质朴。南方的书法多见于帖，南帖飘逸；北方的书法多见于碑，北碑凝重。《隋书·文学传序》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之大较也。”很显然，单一的南方文化或单一的北方文化，都有局限性，如果不能融合就不能蔚为大观。隋朝统一全国，以及大运河的通航，已经开启了南北文化互补的过程。唐朝继隋之后，经过太宗贞观之治，文化交融的过程大大地加速了。南朝的“文”妆点了北朝的“质”，北朝的“质”充实了南朝的“文”，“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隋书·文学传序》）一种融合了南北文化之长的、与唐帝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相适应的新文化达到了成熟的地步。盛唐气象正是这种富有深厚内涵的新文化的升华。如果说战国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那么盛唐就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

李白带有蜀地的浪漫与豪情，杜甫带有中原的纯朴与厚重；王维信佛，李白崇道，杜甫尊儒。盛唐的许多诗人都有一段漫游的经历，这只有在国家统一的时候才有可能。南朝的诗人足未涉黄河，身未登泰山。而北朝的诗人，亦未能见到南方的奇山异水。若论眼界、胸襟和见识，他们就差多了。盛唐的诗人可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李白五岳寻仙，四海为家，足迹及于大半个中国。杜甫也有一段壮游时期，黄河上下、长江南北都留下他的足迹。当时的东越即现在浙江东部地区风光奇丽，许多诗人都到那里寻幽探胜，觅得诗的灵感。就连大半生隐居在家的孟浩然，也有浙东之行。至于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人，远走东北、西北边陲，充分体验了军旅的生活，目睹了边塞的风光，他们的眼界就更不一般了。其次是中外文化的交流。当时的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大都市，都是中外文化交汇的地方，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会，在八世纪前半叶人口已达百万，居住着许多外国的王侯、供职于唐朝的外国人、留学生、求法僧、外国的音乐家、舞蹈家、美术家，以及大量外来的商贾，至于外国的使臣更是络绎不绝。在宗教方面，佛教之外，伊斯兰教、祆教、景教和摩尼教也都得以流行。敦煌石窟中所存《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是开元十九年翻译的汉文摩尼教经典。音乐、舞蹈、美术等方面的交流也给盛唐社会注入新的气息。

早在唐太宗时就设立了十部乐，其中四部来自唐朝境内少数民族，四部来自国外。盛唐时期外来的舞蹈也很流行，如著名的胡旋舞。敦煌石窟中盛唐的壁画和雕塑，以雄浑的气魄、卓绝的造型、丰富的色彩，远远高出于其它的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打开了盛唐人的眼界，开阔了他们的胸襟，这对气象的形成无疑起了积极作用。

归根结底，盛唐气象的出现是由大一统的局面下经济繁荣、政治开明、社会安定所决定的。无法想象，在一个民生凋敝、战乱频仍、国家分裂的时代会有甚么气象可言。关于盛唐经济繁荣的局面，文献不乏记载，如：“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元结《问进士》三）“四方丰稔，百姓殷富。……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郑綮《开天传信记》）据两《唐书》、《唐六典》、《通典》、《资治通鉴》、《唐会要》等书记载，从中宗神龙元年（705）到玄宗天宝十四年（755），短短的五十年间，人口就从37140000，增加到52919309，增幅达40％。人口激增说明社会安定、经济富裕。可是在这种情况下，物价反而有所下降，开元初年，“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新唐书·食货一》）天宝年间人均粮食达到700斤。杜甫在《忆昔》里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玄宗诛除了韦后、太平公主等腐朽势力后，任用姚崇、宋贤相，整顿吏治、检括田户、改善财政、改革兵制，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并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在这里有必要特别提一下被称为“救时之相”的姚崇，以及宋姚崇为人豪爽，崇尚气节，为政简肃，掊断如流。开元元年（713），玄宗不顾某些大臣的激烈反对，毅然任命姚崇为相。姚崇提出“十事要说”，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从稳定政局、整顿吏治、改善财政这三个大的方面申述了自己的施政纲领，得到玄宗的支持。姚崇于开元四年（716）罢相时推荐宋任相位。宋耿介无私，直言急谏，而且工于文翰。在三年多的时间里，继续贯彻姚崇的政策，使得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盛唐时期能够出现姚崇、宋样的人物，而玄宗又能发现和任用他们，这对盛唐安定繁荣局面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安定的局面下，儒、释、道三教得以并用，思想界出现比较自由的气氛，这是形成盛唐气象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儒家在唐朝的地位不断提高，玄宗很重视在官学里研习儒家经典，并允许民间立私学以弘扬儒家学说。对于佛教，玄宗在开元初期曾经采取一些限制的政策，但总的看来他对佛教还是尊重的，对于开元年间传入的密宗尤有兴趣。玄宗的崇道更有甚于尊儒，他在科举中设立了道举；在两京设立崇玄馆；还亲自注释《道德经》颁示天下。在思想比较自由的气氛中，诗人们可以从各方面汲取营养。李白信道，杜甫尊儒，王维崇佛。他们的不同信仰，对于形成各自的诗歌风格起了重要的作用。

人才发展空间的扩大是一个起了直接作用的因素。由于唐朝实行抑制门阀士族的政策，以科举取士，打破了门阀士族垄断政治的局面，使大批中下层庶族文人登上政治舞台。与此同时，文化也从少数士族文人手中转移到中下层庶族文人手中。这批在唐朝建国后成长起来的新人，有丰富的生活阅历，比较了解社会的实际、政治的利弊和民生的疾苦。他们有抱负、有见识、有能力，敢于冲破旧的藩篱开拓新的局面。盛唐文化实际上主要是这批新人创造出来的，盛唐气象也就是这批新人的气象。

盛唐文人之间有一种健康融洽的关系，这也有助于气象的形成。

杜甫在《忆昔》中回忆开元年间的情况说：“天下朋友皆胶漆”，反映了当时的状况。他们觉得某个人受了委屈，就为之大声疾呼，有担待、不世故。杜甫为郑虔鸣不平：“诸公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过屈宋。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万古知何用。”（《醉时歌》）李白为王十二鸣不平：“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而当他们佩服一个人时，又出自真心的褒之扬之。从贺知章和杜甫对李白的推崇、李白对孟浩然的称颂中，都能看出盛唐文坛那种良好的气氛。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描绘贺知章、李白、张旭等八人醉后的狂态，欣赏和钦佩之情溢于言表。还有一个人应当特别提出来说一说，这就是张说，他是从初唐过渡到盛唐的关键人物。他的诗还带着初唐的拘谨，不具备盛唐诗歌那种浏亮与光彩。但是他“前后三秉大政”，朝廷的“大手笔”都是由他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旧唐书·张说传》）他特别奖掖后进，他所奖掖的文人能考知的有张九龄、贺知章等三十余人。还有一些是曾以文学受知于张说，日后以政绩著称的，如房李泌、刘晏等。这种奖掖后进的做法已经形成传统，贺知章和张九龄受到张说的拔擢，他们又再奖掖后进，如贺之对李白，张之对王维。

从以上所举的种种事例可以看出，盛唐文人是怎样的大度。盛唐文坛的情况可以借用曹丕《典论·论文》里的两句话来形容：“咸以自骋骥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总之：开明与开放是盛唐气象的根基。惟开明才能革旧布新云蒸霞蔚，惟开放才能百川汇海博大深邃。盛唐不过短短的五十年，其国势之强盛，气象之恢宏，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亮点，放到世界历史上也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一片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