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眼中的《徐霞客游记》
历朝历代对徐霞客及其游记的评述
徐霞客及其游记不仅获得了他同时代人的推崇和赞赏，而且赢得了后人的景仰。
在徐霞客的朋友中，陈继儒、文震孟、钱谦益、陈函辉、陈仁锡等人无不对徐霞客的旅游壮举和游记奇文给予高度评价。
钱谦益对《徐霞客游记》的高度重视和评价前已述及；黄道周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对徐霞客“乃欲搜剔穷真灵，不畏蠼岩不避死”的探险精神赞叹不已，当他在狱中得到徐霞客长子徐屺送来的游记，则不仅“感激不已”，而且“读游记知名山幽胜无奇不有，不觉手舞足蹈欣赏无已”；陈函辉《徐霞客墓志铭》说：“霞客工诗，工古文词，更长于游记。文湛持、黄石斋两师津津赞美而霞客自怡笥箧，雅不欲以示人。今散帙遗稿，皆载六合内外事，岂长卿《封禅书》乎？”
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陈继儒的评价。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又号麋公，自称“清懒居士”。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明史》卷二百九十八《隐逸传》载，陈眉公自幼颖异，能文章，得到后来任首辅的同郡徐阶的器重；为诸生时，与董其昌齐名；当朝宰相王锡爵曾招他与自己的儿子王衡一起读书；文坛盟主“王世贞”亦雅重之。他在二十九岁时，焚弃儒冠，隐居昆山。顾宪成在东林讲学时，“招之，谢弗往”；朝中官员多次举荐，“屡奉诏征用，皆以疾辞”，终生杜门著述，闲时与黄冠老衲登山临水，吟啸忘返，足迹罕入城市。《明史》认为他“通明高迈”、“志尚高雅”。这样一位可以薄丞相的名士对小自己二十九岁的一介布衣徐霞客却礼敬有加，殷勤有加，他说徐霞客“不谒贵，不借邮符，不觊地主金钱，清也；置万里道途于度外，置七尺形骸于死法外，任也；负笠悬瓢，惟恐骇鱼樵而惊猿鸟，和也。吾师乎徐先生也”。正由于对这份“清”、“和”的欣赏，陈眉公为徐霞客写了许多推荐信，尽量为其西游提供帮助，而且请求徐霞客“出游记示我，请为涤耳易肠而读之”（《答徐霞客》）。
后来的《徐霞客游记》整理者，从不同角度重申或阐释钱谦益“奇人奇书当流传不朽”这一看法，对徐霞客及其游记进行热烈礼赞。清代著名山水诗文作家潘耒傲视千古，对往昔诸名人游记皆不以为然，可是在读了《徐霞客游记》后却“逊谢弗如”，在《序》中不但发出“牧斋称为古今纪游第一，诚然哉”的感叹，而且进一步强调说：“宇庙间不可无此畸人，竹素中不可无此异书。惜吾衰老，不复能褰裳奋袂，蹑其清尘，遂令斯人独擅奇千古矣。”奚又溥《序》将徐霞客及其游记与司马迁及其《史记》相比，说：“先生之游过于子长，先生之才气，直与子长埒，而即发之于记游，其得山川风雨之助者，固应与子长之《史记》并垂不朽，岂仅补桑《经》郦《注》之所未备耶。”杨名时《序一》以徐霞客的探险喻“学道”，说：“霞客之游也，升降于危崖绝壑，搜索于蛇龙窟宅，亘古人迹未到之区，不惜捐躯命，多方竭虑以赴之，期于必造其域，必穷其奥而后止；学者之于道也，若覃思鼓勇，亦如霞客之于山水，则亦何深之不穷，何远之不届？”杨名时《序二》则对《徐霞客游记》的文学价值作了高度评价：“大抵霞客之记，皆据景直书，不惮委悉烦闷，非有意于描摹点缀，托兴抒怀，与古人游记争文章之工也。然其中所言名山巨浸弘博富丽者，皆高卑定位，动静变化之常；下至一涧一阿，禽鱼草木，亦贤人君子，偃仰栖迟，寤言写心之境，正昔人所云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者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徐霞客游记》在全面评价的基础上尤其强调其地理学价值：“弘祖耽奇嗜僻，刻意远游；既锐于搜寻，尤工于摹写；游记之夥，虽莫过于斯编。虽足迹所经，排日记载，未尝有意于为文，然以耳目所亲，见闻较确。且黔、滇荒远，舆志多疏，此书于山川脉络，剖析详明，犹为有资考证。是亦山经之别乘，舆纪之外编矣。存兹一体，于地理之学，未尝无补也。”叶廷甲《序》称《徐霞客游记》为“千古不易之书”。除了这些整理者之外，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在82岁高龄时欣然赋诗盛赞徐霞客的丰功伟业：“霞客乃好奇，足踏天下半。”“曷勿继遐踪，探奇尽禹甸，归补图经全，供我卧游遍。”
清末民初，西风东渐，徐霞客身上体现出来的科学考察精神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在清华园中掀起了一股研究徐霞客及其游记的高潮。
中国古代的学者大多在书斋里皓首穷经，研究学问，徐霞客却能走出书斋，通过实地考察纠正经书上陈陈相因的错误。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徐霞客这种科学的考察方法和精神推崇有加，他认为徐霞客和宋应星是晚明新风气下诞生的两大怪人，留下了两部怪书，而《徐霞客游记》是“中国实际调查的地理书”中的“第一部”，并强调说：“是以科学精神研治地理，一切皆以实测为基础，如霞客者真独有千古矣。”
新文化运动的骨干胡适也十分推崇《徐霞客游记》，他不仅建议而且自始至终关心丁文江整理《徐霞客游记》的工作。在《丁在君与徐霞客》一文中，胡适说：“徐霞客在三百年前，为探奇而远游，为求知而远游，其精神确是中国近世史上最难得、最可佩的。”
这一时期，对徐霞客及其游记的研究用力最深、贡献最大的是首任中国地质研究所所长丁文江（1887～1936）。丁文江自16岁始留学欧洲10年，归国后，前辈叶浩吾对他说：“君习地学，且好游，宜读《徐霞客游记》。徐又君乡人，表彰亦君辈之责。”他千方百计购得此书，在云南野外考察时，以《徐霞客游记》与所见所闻对证，“惊叹先生精力之富，观察之精，记载之详且实”。于是，他在梁启超、龌适、罗叔韫、张菊生等人的帮助之下，整理出版《徐霞客游记》，并撰写《徐霞客年谱》，又集地学界同仁编制《徐霞客旅行线路图》，还将《徐霞客游记》中的部分精华译成英文推向世界。丁文江以锐利的地学家的眼光，看到了徐霞客及翼游记所体现出来的科学精神和迥异于传统的新学风，并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当明之末，学者病世儒之陋，舍章句而求实学，故顾亭林、王船山、黄梨洲辈，奋然兴起，各自威家，遂开有清朴学之门。然霞客先生生于顾、黄、王诸公之前，而其工作之忠勤，求知之真挚，殆有过之无不及焉，然则先生者，其为朴学之祖欤？”（《重印徐霞客游记及新著年谱序》）丁文江认为徐霞客是一代新学风的开创和实践者，是朴学的先驱和近代地理学的先驱。如果说，明清文人评价徐霞客及其游记为奇人奇书，主要停留在感性认识的层面，那么，丁文江对徐霞客的全面推介，尤其是对其实证考察的科学精神的推介，则已上升到理性的层面。这一评价奠定了现代“徐学”的基调。
抗日战争期间，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等倡议召开了纪念徐霞客逝世300周年学术讨论会，产生了第一批研究徐霞客及其游记的论文，全方位肯定了徐霞客在地理学上的贡献及其作为中国近代地理学奠基者的地位。这是徐学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纪念大会和学术活动，对日后徐学的深入发展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除了地理学界之外，文学界、政界不少名人也曾给予徐霞客及其游记以高度的重视和评价。青年鲁迅曾为自己珍藏的《徐霞客游记》题《跋》，从《跋》中得知，鲁迅曾将《徐霞客游记》由原来的八册重订为四册，阅读过两遍，并拟以“独鹤与飞”四字为次。对此，有人认为鲁迅是化用苏轼《后赤壁赋》中“孤鹤掠舟而飞”之典，表明自己如一只孤鹤与霞客一起神游祖国山水；也有人认为，鲁迅是受徐霞客“我欲倒骑玉龙背，峰颠群鹤***翩翩”等诗句的启发，以此四字来表达自己与徐霞客一样的高蹈之志。李先念曾为徐霞客诞生400周年的纪念活动题词：“热爱祖国，献身科学，尊重实践。”对徐霞客其人其游其书作了高度的概括和评价。毛泽东在1958年1月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明朝那个江苏人，写《徐霞客游记》的，那个人没有官气，他跑多路，找出了金沙江是长江的发源。‘岷山导江’，这是经书上讲的，他说这是错误，他说是‘金沙江导江’。”毛泽东说徐霞客没有官气，能够坚持实地考察并敢于纠正经书否定权威，强调的是“实践出真知”以及“反对官僚作风”。
在国外，徐霞客也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早在17世纪中叶，意大利传教士就研读过《徐霞客游记》，并将它作为编写《中国新图志》的重要材料之一。现代美国、英国的一些学者也很重视徐霞客及其游记。美国学者亨利·G·施瓦茨在《徐霞客与他的早年之游》一文中说，徐霞客追求并体现了一种“中国的自然之爱”。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李祁有著作《徐霞客旅游日记》，第一章即以“中国的自然之爱”为题，认为徐霞客是这种“自然之爱”的代表人物。所谓“自然之爱”就是徐霞客自己所说的“五岳之志”，即有别于政治旅行和宗教旅行、完全超功利的对山水的兴趣和挚爱。在中国历史上，张骞、郑和、耶律楚材等都是受朝廷的派遣而出游，具有政治色彩；唐玄奘西游求佛典，出于宗教目的，并且也曾得到唐天子的资助，像徐霞客这样“非宦非贾，而山水是癖”（《豫庵徐公配王孺人传》）之游，的确别具一格。这种“自然之爱”虽然不能说始于徐霞客，却由徐霞客而发扬光大。此外，美国匹兹堡大学地理学教授谢觉民在《徐霞客——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先驱者》一文中认为，顾炎武的《日知录》、顾祖禹《读史方舆记要》都受到《徐霞客游记》的影响。
在所有外国学者中，对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最深、评价最高的是英国著名学者、科技史权威李约瑟博士。他认为，就徐霞客观察自然之精细和记载之翔实而言，“不像是17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位20世纪的野外勘察家所写的考察记录。他不但在分析各种地貌上具有惊人的能力，而且能够很有系统地使用各种专门术语”（《中国科技史》）。李约瑟强调的有三点：第一，徐霞客写于17世纪的游记几乎与20世纪的野外考察家所写的考察记录具有同样的科学价值；第二，分析推理的逻辑方法向来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思维方法上的弱项，徐霞客却具有惊人的逻辑分析能力；第三，徐霞客没有也不可能受到现代地理学的专门训练却已系统地使用了各种专业术语。从这三个方面来说，徐霞客及其游记的确可以说是科学史上的一个奇迹。我们不禁要再次重复潘耒的感慨：斯人独擅奇千古矣！
20世纪的野外勘察家所写的考察记录，“《徐霞客游记》的内容涉及地理、民俗、民族、政治、宗教、边防等诸多方面，其科学价值主要体现在地理方面，李约瑟说它像20世纪的野外勘察家所写的考察记录”，也主要指地理方面的内容。这一部分的内容是地理学界研究的主要对象，对一般读者来说却比较枯燥、隔膜。据笔者了解，唐锡仁、杨文衡《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一书在这方面的研究全面系统而且条理清晰，我们即参照此书中的有关章节进行介绍。
概括地说，《徐霞客游记》在地理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地貌；二、水文；三、生物；四、人文地理。这四个方面又各自包含若干子项。
地貌：《徐霞客游记》记载的地貌类型主要有岩溶地貌、山岳地貌、红层地貌、流水地貌、火山地貌、冰缘地貌、应用地貌7种；描述地貌形态时所使用的名称多达102种，分别是山、洞、峰、岭、江、溪、水、关、瀑布、滩、石、河、湖、塘、潭、泉、岩、伏流、渡、坪、石峰、崖、台、原、坡、坳、池、冈、湾、坝、冲、峒、川、石山、坑、峡、天生桥、井、涧、坞、沟、典流、壑、一线天、谷、分水岭、脊、干海子、岳、陇、顶、眢井、盘洼、穿山、洲、嶂、矶、窝、峪、隘、渠堰、阜、峤、崾、尖、屏、落水坑、门、槽、岫、独山、梁、渊、坂、泽、阙、天窗、丘、洼、凹、堆、平川、洋、窟、平原、砥柱、石锷、石齿、石钟乳、石笋、乳柱、天池、阱、穿、龙井、巅、渎、海、菌类有树蛾、木耳、灵芝、竹菰、玉菌、蕈、蒸菌、天花菜、八担柴等等。
藤类有扶留藤、木毡藤、藤、藤刺等等。
竹类有竹、刺竹、粽竹、方竹、观音竹、实心竹、细竹、猫竹、筋竹、淡竹、紫竹等等。
《徐霞客游记》中记载的动物约50种，包括鱼类、昆虫类、鸟类、家禽家兽类、鼠类、蛇类以及虎、象、猿等等，其中鱼类最多，近20种，包括：大鱼、竹鱼、白鲢、香鱼、锦鲤、绿鳜、鲫鱼、金线鱼、油鱼、比目鱼、时鱼、鲭鱼、黑鱼、边鱼、金鱼、青鱼、巨鱼、小鲫等等。
人文地理：除了自然环境外，徐霞客还很注意人们改造、利用地理环境的各种活动，记录了手工业、矿业开采、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商业贸易、城镇聚落的分布和兴衰演替等情况，这些都属于人文地理尤其是经济地理的研究范畴。
至此，我们对《徐霞客游记》的地理学内容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接下来，我们分别对这些内容举例进行分述。
岩溶地貌
我国岩溶地貌即喀斯特地貌分布面积超过13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七分之一。其中，从湖南南部至云南东部有55万平方公里，接近全国岩溶面积的一半。徐霞客第一阶段主要游览的是非岩溶区的名山胜景，虽然在《游嵩山日记》、《闽游日记前》等篇章中也有一些关于岩溶的记载，但不多，也不够典型；第二阶段西南万里遐征，对湖南至云南的岩溶地貌作了详细的考察，并有10余万字的记载和论述，具体可分为地表岩溶和地下岩溶两部分。
地表岩溶
石芽、溶沟、谷峡等是典型的地表岩溶地貌，《徐霞客游记》对它们的特征作了生动形象的记录。
石芽和溶沟。石芽与溶沟是由于地表水沿石灰岩节理裂隙流动，不断进行溶蚀和冲蚀而形成的。溶痕由微小而逐步加深以至形成溶沟，沟槽间突起的地方就是石芽。溶沟宽一般为十几厘米至两米，深为几厘米至三米。溶沟间的间距一般为一至二米，很少超过十米。石芽与溶沟将平坦的地面分割得崎岖不平，难以行走。《徐霞客游记》中的记载如，杭州飞来峰“洞顶灵石攒空，怪树搏影，跨坐其上，不减群玉山头也”；湖南茶陵云阳山附近“岭忽乱石森列，片片若攒刃交戟”；湖南永州（今零陵县）南面的陈皮铺“西山层坠而下，时现石骨，逗奇标异，已而一区奏灵，万窍逆幻”，“石片层层，尽若鸡距龙爪下蹲于地，又如丝瓜之囊，筋缕外络而中悉透空”；广西桂林以东的廖村“石俱廉厉凿足”，使徐霞客“目有余而足不及”等等，其中，灵石攒空不减群玉山头、乱石森列若暂刃交戟、石骨逗奇标异、石片若鸡距龙爪又如丝瓜之囊、石俱廉厉凿足等等都是典型的石芽溶沟地貌。此外，《徐霞客游记》中描写的“花萼”、“石萼”、“石锷”、“石纹”、“石齿”等也都是指石芽溶沟地貌。
岩溶裂隙。岩溶裂隙是由于地表水沿可溶岩的节理裂隙进行垂直运动，不断对裂隙四周进行溶蚀和冲蚀，从而不断扩大成几厘米至一二米宽的岩溶裂隙。《徐霞客游记》中的记载如，云南省罗平与师宗交界处，路面上有“石孔眢井，故用木补填之也”，即用木头嵌在石隙中填平道路；云南腾冲乌索附近的一个冈脊，“脊两旁皆削，中复有容下陷，故以木填之”。
落水洞。落水洞是地表水流入地下河的主要通道。流水沿裂隙进行溶蚀和机械侵蚀，使裂隙扩大，引入大量的地表水，当流速较大时，水中挟带的岩屑就对管道进行强烈的磨蚀，使原本狭窄的地下通道不断扩大，顶板发生崩塌，就形成了落水洞。它多分布在溶蚀洼地和岩溶沟谷的底部，有时也分布在斜坡上，形态有圆形、井状和缝隙状三种，宽度一般在十米以内。《徐霞客游记》中的记载如，湖南省茶陵县东岭“岭头多漩涡成潭，如釜之仰，釜底俱有穴直下为井，或深或浅，或不见其底，是为九十九井。始知是山下皆石骨玲珑，上透一窍，辄水捣成井。窍之直者，故下坠无底；窍之曲者，故深浅随之。井虽枯而无水，然一山而随处皆是”。这里描写的是井状落水洞的形态，而且明确指出它形成的原因是“上透一窍，辄水捣成井”。在广西崇左县媚娘山附近，“路侧有容一圆，名龙井。下坠五六丈，四围大，径三丈，俱纯石环壁，坠空缀磴而下，下底甚平，东北裂一门，透门以入其内，水声潺潺，路遂昏黑。践崖扪隙，其下忽深不可测”，这是圆形落水洞。在崇左县青莲山，“有深客悬平畴中，下陷如阱，上开线峡，南北横裂，中跨一石如桥，界而为两，其南有磴，可循而下，泉流漱溉，仰睇天光，如蹈瓮牖也”，这是缝隙状落水洞。漏斗又称斗淋、灰岩坑、溶斗、盘坑、盆坑等，为漏斗形或蝶状的封闭洼地，直径在一百米以内，因地表水沿节理裂隙不断溶蚀并伴有塌陷、沉陷、渗透及溶滤作用发育而成。前引“如釜之仰，釜底俱有穴直下为井”即典型的“漏斗”地貌；再如，《徐霞客游记》所记载的浙江金华府（今金华市）的一个大型漏斗地貌：“两山夹中，又回环而成一洼，大且百丈，深数十丈，螺旋而下，而中竞无水。”
竖井。竖井又叫天然井，天坑。由落水洞进一步向下发育而成，深度由数十米至数百米不等。徐霞客在湖南省茶陵县东岭所见“九十九井”、在广西庆远（今宜山）会仙山所见的“周回大数十丈，深且百丈”的深井、在广西崇左县驮朴墟所见的“下坠五六丈，四围大，径三丈”的龙井等等都是典型的竖井地貌。
溶蚀洼地。溶蚀洼地是由于岩溶作用而产生的封闭洼地，四周为低山丘陵和峰林所包围。《徐霞客游记》称溶蚀洼地为“盘洼”，具体形态为“深岩回渊，其上削崖四合，环转无隙，高墉大纛，上与天齐，中圆若规”。这些“盘洼”“浅者为田，上下异穴，彼此***容”，“低平可植五稼”。在湖南、广西的一些地方，溶蚀洼地被当地百姓称为“峒”，有的峒底部有“大溪横贯之”，有的峒则“甚辟，居民甚众”。
岩溶槽谷。岩溶槽谷即长条状的合成洼地，《徐霞客游记》对其形态有具体的描写：“南北石山排阀成坞，中有平畴，东向婉转而去，大溪亦贯其中”；在贵州独山县普林堡村有一个坞，“南北开洋，其底甚平，犁而为田，波耕水耨，盈盈其间”，这都是平底坞。有的平底坞规模很大，是农业生产基地，如云南剑川县沙溪坞，“东西阔五六里，南北不下五十里，所出米谷甚盛，剑川州皆来取足焉”，贵州定番州（今贵阳市）八垒有一个坞，“南北长二里，水亦中洼下坠，两旁多犁为田”。也有的坞荒无人烟，贵州普安县有一个很大的坞，“皆荒茅盘错，绝无禾塍人烟”。坞底也并不一定是平的，有时地形漏陷，会导致“坞中有坑，中坠如井”。
岩溶盆地。岩溶盆地是大型的溶蚀洼地，也可称作坡立谷。其底部或边缘常有泉和暗河出没，《徐霞客游记》中称之为“盘壑”、“甸”、“坞”。如，云南罗平有一个地方，“环山成洼，中有盘壑，水绕其底而成田塍”，“盘壑之东，有峡穿陇而至，其峡自东南大山破壁而至者。峡两崖皆亘壁，其上或中剖而成峡，或上覆而成梁，一坞之中，倏断倏续，水亦自东南流穿盘壑”。坞的形态是“夹环为坞，中平如砥，而四面崖回嶂截”；云南腾冲县芹莱塘有一个坞，“乃四面小山环围而成者，不比他川之沿溪成峡而已”，这些都是圆形坞。云南右甸城（今昌宁）处于一个典型的岩溶盆地之中，“右甸之城，中悬南坡之下，甸中平畴一围，聚落颇盛。四面山环不甚高，甸中自成一洞天，其地犹高，而甸乃圆平，非狭嵌”。
盲谷。盲谷是岩溶地区没有出口的地表河谷，地表的常流河或间歇河的水流消失在河谷末端的落水洞中而转为暗河，多见于封闭的岩溶洼地或岩溶盆地里。《徐霞客游记》记载的云南保山县的大小落水坑都是典型的盲谷，他“西下绝壑，视西来腾跃之水，一里抵壑之悬绝处，则水忽透石穴下坠，此所谓‘小落水坑’也”；又见“一溪西南自落水寨后，破石门东出，盘曲北来，至此岭东麓，即捣入峡，水从南入峡，悬溜数尺丈，汇为潭。东崖忽迸而为门，高十余丈，阔仅数尺，西向峙潭上，水从潭中捣而入之，其势甚沸，余从西崖对瞰，其人若饮之入喉，汩汩而进”，此即大落水坑。《徐霞客游记》中记载了各地盲谷十余个。
干谷是岩溶地区干涸的河谷。因地壳上升，地表河侵蚀基准面下降而转为地下河，地表河谷则成为干谷。《徐霞客游记》记载了不少干谷，如：云南元谋县茶房附近，“有枯涧自西来，其中皆流沙没足，两傍俱回崖亘壁，夹峙而来，底无滴水”；云南鹤庆县松桧之南，“山盘大壑而无水，沟涧之形，似亦望东南去”；云南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崖脚院附近，“院东南有洼地在村庐问，中涸无水，尚有亭台堤柳之形，乃旧之海子环为园亭者，今成废壑也。又南二里，有枯涧嵌地甚深，乃雪山东南之溪，南注中海者。今引其水东行坞脊，无涓滴下流涧中。南四里，有枯涧东西横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