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州赤壁的经典诗作
赤壁
杜牧
折戟沉沙铁未销，
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
铜雀春深锁二乔。
在唐代，以赤壁为题材的诗歌，远不只杜牧这一首，有的还是出自名家之手，例如李白就写过《赤壁送别歌》，但是这些作品都没有什么影响。而杜牧这首诗的影响却非常大。这是什么原因呢？
在我看来，李白等人写赤壁的作品之所以没有什么影响，原因就在于就事论事，没有独特的见解。杜牧不一样。这个人平时就喜欢谈兵，喜欢做翻案文章。而他的这首诗，恰好就做了一篇绝妙的翻案文章。人人都赞美周瑜，说他以少胜多，以五万人马打败了曹操的20万人马。但是杜牧却认为周瑜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是运气好而已。因为冬十一月，通常是不会刮东南风的。如果没有东南风，周瑜用来点火的小船怎么到得了江北呢？怎么烧得着曹操的战船呢？如果没有东南风，周瑜就打不败曹操，东吴就要亡，东吴的两个美女，也就是周瑜的大姨子大乔和妻子小乔，就会被曹操弄到邺城去，锁在铜雀台里，供老而好色的曹丞相消遣。但是偏偏周瑜的运气好，偏偏天随人愿，偏偏在冬十一月里刮起了东南风。所以在杜牧看来，周瑜的成功是侥幸的，是偶然的，没有什么了不起。
杜牧本来就是名人，是名人就会有人关注。而他的这个观点在当时看来，又是非常雷人的，可以说是颠覆了600多年的传统观念。这首诗在当时所引起的轰动效应，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所以这首诗很快就传播开来，成了名著，成了经典。
有人认为，杜牧的《赤壁》是写在蒲圻。理由是：
第一，宋代以前的重要的历史地理文献，都明确记载“三国周郎赤壁”在蒲圻。例如：南朝盛弘之的《荆州记》，北朝郦道元的《水经注》，唐朝李泰的《括地志》，唐朝章怀太子李贤的《后汉书注》，唐朝李善的《文选注》，唐朝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还有杜牧的祖父杜佑的《通典》，等等，无一不明确记载，“三国周郎赤壁”在蒲圻。杜牧好读书，他不可能不知道真正的“三国周郎赤壁”在哪里。
第二，杜牧一生都以他的祖父杜佑为荣，他的祖父做过宰相，又是当代著名学者。他的祖父在《通典》这本书里，引用了李泰的《括地志》中的一句话：
鄂州之蒲圻县有赤壁山，即曹公败处。
他祖父明确肯定了《括地志》的意见。杜牧那么崇拜他的祖父，不可能不读祖父的这本书，不可能不知道真正的“三国周郎赤壁”在哪里。
第三，蒲圻赤壁离黄州赤壁并不远。蒲圻属于鄂州，鄂州在江南，黄州在江北。杜牧当年做黄州剌史时，无论是骑马，还是坐车，或是坐船，到鄂州的蒲圻赤壁都很方便。他那么喜欢谈兵，蒲圻赤壁又离他做官的地方不远，他怎么可能不到这个著名的古战场看一看呢？
所以直到今天，还有人坚持认为，杜牧这首诗是写在蒲圻赤壁。
但是，我要实事求是地告诉大家，杜牧这首诗，不是在蒲圻赤壁写的。也就是说，杜牧把“三国周郎赤壁”搞错了。
杜牧没有到过蒲圻赤壁，也忘记了，或者说，忽视了他祖父在《通典》中的明确记载。
何以见得杜牧把“三国周郎赤壁”搞错了呢？这里的有一个关键证据：
黄州在隋、唐两代又叫齐安郡。杜牧有一首诗，叫《齐安郡晚秋》，其中有这样两句：
可怜赤壁争雄渡，惟有蓑翁坐钓鱼。
所谓“赤壁争雄渡”，也就是“三国周郎赤壁”的渡口。他在齐安郡的“使君家”，也就是他自己在黄州的家里，居然可以看到“赤壁英雄渡”，可见这个赤壁，不是蒲圻的那个赤壁。
可见杜牧把“三国周郎赤壁”搞错，并非一次，而是一错再错。
杜牧为什么会把“三国周郎赤壁”搞错呢？我认为，这可能与黄州方言有关。
黄州赤壁本来不叫赤壁，而叫“赤鼻矶”。这是因为这座小山的山崖是红色的，就像一只红色的鼻子伸到江里，所以当地人叫它“赤鼻矶”。黄州方言，“壁”、“鼻”不分，都是阳平，把“赤壁”念成“赤鼻”。杜牧是知道赤壁这个名字的，但是赤壁究竟在哪里，他并不知道。他忘记了，或者说忽视了他祖父的记载。黄州人“壁”、“鼻”不分，把“赤壁“念成“赤鼻”，这就给讲普通话（长安话）的杜牧一个误会，以为黄州的“赤鼻”就是“三国周郎赤壁”了。
作为大学者杜佑的孙子，作为著名诗人，杜牧实在是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因为从此以后，黄州的那些地方文献，例如《齐安志》、《齐安拾遗》、《黄州图经》等等，就都把黄州赤壁说成是“三国周郎赤壁”了。
但是，宋代的许多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并不相信黄州的这些地方文献，他们在自己的著作里，都重申了蒲圻赤壁为“三国周郎赤壁”这一观点。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存的《元丰九域志》，王象之的《舆地纪胜》，等等，都是这样。
杜牧虽然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但是在我看来，这个错误是可以原谅的，毕竟杜牧是个文学家，不是历史地理学家。如果一个历史地理学家犯这样的错误，那就不可原谅了。
而且有些事情，可以说是阴差阳错，歪打正着。因为黄州赤壁在杜牧以前并不怎么知名，有了他的这首诗，黄州赤壁就开始出名了。这不就是把一个并不知名的自然景观，变成了一个知名的文学景观吗？
更重要的是，由于杜牧的错误，导致苏轼的将信将疑，借题发挥，写了更为知名的两赋一词。
其实，苏轼对黄州赤壁是不是“三国周郎赤壁”，本来就是将信将疑的。他在《与范子丰书》里说：
黄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室如丹，传云曹公败所，所谓赤壁者。或曰非也。
又在《东坡志林》的“赤壁洞穴”一篇里说：
黄州守居之数百步为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处，不知果是否？
又在《念奴娇·赤壁怀古》里写道：
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苏轼为什么要在“三国周郎赤壁”之前，注明“人道是”三个字呢？就是想做一个说明，免得后人加深误会。意思是说，把黄州赤壁说成是“三国周郎赤壁”，那是别人讲的，他本人并未确信。
虽然将信将疑，但是，苏轼还是把黄州赤壁当作“三国周郎赤壁”来写了。
例如，他在《前赤壁赋》里写道：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liáo），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zhú)舻千里，旌旗蔽空，酾(shī)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如今安在哉？
夏口，就是今天的汉口；武昌，就是今天的鄂州。“西望夏口，东望武昌”的位置，就是黄州，他把黄州赤壁当成了“曹孟德之困于周郎”的地方，也就是说，把黄州赤壁当成了“三国周郎赤壁”。
苏轼写《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是为了排遣内心的苦闷，追求一种旷达的境界。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八月，苏轼因为写诗批评“熙宁变法”，触怒了宋神宗，被关进御史台的监狱。坐了四个月的监狱之后，于当年十二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由一个经济发达地区的湖州知州贬为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黄州团练副使，而且还要受人监视，反差实在是太大了。内心里很苦闷、很悲愤，于是就借曹操说事，来寻求解脱。曹孟德当年“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如今安在哉？”意思是说，曹孟德当年真是不可一世啊，可如今又在哪里呢？“神马都是浮云”。既然这样，我苏轼又有什么好苦闷的呢？
对于苏轼的用心，宋代以后的许多学者是理解的。例如赵彦卫的《云麓漫钞》，陆游的《入蜀记》等等，都对苏轼表示理解，说他很谨慎，“一字不肯轻下。”而黄州本地的诗人朱日浚则说得最好：
赤壁何须问出处？东坡本是借山川。
古来胜迹原无限，不遇才人亦杳然。
——[清]朱日浚《赤壁怀古》
念奴娇
赤壁怀古
[宋]苏轼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种景象，在今天的黄州赤壁早已看不到了，因为长江改道了。但是在今天的蒲圻赤壁还可以看到。由于山头伸到江中，阻碍了江水的奔流，江水在山前形成漩窝，然后拍打在江岸上，确实有“卷起千堆雪”的壮观。
公瑾即周瑜，字公瑾，庐江(今属安徽)人。身材高大壮美。24岁拜建威中郎将，东吴人称为“周郎”。34岁任前部大都督（统帅），指挥孙、刘联军在赤壁大破曹军。
“小乔初嫁”这一句有些夸张。事实上，“小乔初嫁”时，周瑜才24岁；至赤壁之战时，周瑜已34岁，小乔已嫁10年，不是“初嫁”。作者写赤壁之战而写“小乔初嫁”，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彰显周瑜的少年得志，所谓“英雄美人，相得益彰”是也。而写周瑜少年得志，则是为了反衬自己的不得志。这是潜台词。
羽扇纶（guān）巾，即手持羽毛扇，头扎青丝巾。这是谁的装束？许多教科书都说是周公瑾的装束，这是一个误解。“羽扇纶巾”并非周公瑾的装束，而是诸葛亮的装束。
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这个意见。他们认为，把“羽扇纶巾”认作是诸葛亮的装束，起初是由于唐宋笔记的记载，后来又由于《三国演义》的描写和各种三国戏的扮演。其实，早在东晋时期，人们就是这样记载诸葛亮的装束的。如东晋裴启的《语林》说：
诸葛武侯与司马宣王在渭滨，将战，宣王戎服莅事，使人视武侯，素舆葛巾，持白毛扇指挥，三军皆随其进止。宣王闻而叹曰：“可谓名士”。
另外还有《蜀书》，还有孟达的《与诸葛亮书》，都有同样的记载。
有人认为，从三国到六朝，“羽扇纶巾”是儒将的一般装束，并举梁高、谢万、顾荣等为证。但这只能说明周瑜可能有这样的装束，并不能说明他一定就有这样的装束。事实上，并没有哪一部书记载周瑜有过这样的装束。
赤壁之战是孙、刘联军抵御曹军的战争，而周瑜和诸葛亮，是孙、刘联军的主要人物，一个代表孙权这一方，一个代表刘备这一方。苏轼既言“一时多少豪杰”，怎么可能说到最后只有周公瑾一个人呢？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与这一句词不相呼应。
究竟是“樯橹灰飞烟灭”，还是“强虏灰飞烟灭”？许多教材都选择后者。这也是一个“误读”。苏轼词的版本很多，我们应参考较早的、较好的版本。例如黄鲁直（庭坚）手书本，就是作“樯橹”，而非“强虏”；俞平伯的《唐宋词选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唐宋词选》，也是作“樯橹”而非“强虏”。“强虏”是带贬义的。我们看苏轼在《与范子丰书》中，在《东坡志林》中，都是称曹操为“曹公”；在《前赤壁赋》中，则称曹操为“曹孟德”，他对曹操并没有贬意。
“人间如梦”是什么意思？许多教材要么不做解释，要么批评它是“消极的”，既是“盲点”，也是“误读”。我认为，读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应该和他的《前赤壁赋》联系起来读，因为都写在黄州，都体现了他当时的心境。《前赤壁赋》写到：
苏子愀（qiǎo）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这一段话，可以说是对“人间如梦”四字的最好的解释。苏轼在那里赞颂周瑜、诸葛亮等三国人物的功绩的时候，内心里是很感慨、很惆怅的，意思是他们当年那么年轻，一个34岁，一个27岁，就建立了盖世之功，而此时的自己已经43岁，比他们当年大许多，不仅事业无成，还遭受贬谪。因此有“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之叹。然而苏轼之所以是苏轼，就在于能够旷达，能够自我调适，自我解脱。想到周瑜、诸葛亮等人，虽然曾经轰轰烈烈，但最终也和曹操一样：“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得意也好，失意也好，“神马都是浮云”。这样就从失意的、苦闷的情绪中走出来了，心理调适成功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人间如梦”这一句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消极，而是有了积极的成分。一个失意之人，如果总是被失意的情绪所笼罩，不能自拔，那才叫消极呢！
最后一句，“一尊还酹江月”是什么意思？几乎所有的教材都不做解释，最多只是解释一下“酹”这个字。事实上，这一句，是与“人间如梦”四个字是紧相联系的。意思是说，人世间的一切都是短暂的，就像一场梦，只有“江月”才是永恒的。那么我这一尊酒，也不用来祭奠（酹）周瑜，也不用来祭奠诸葛亮，我就用它来祭奠那永恒的“江月”吧！这个意思，也是和《前赤壁赋》的意思相统一的。《前赤壁赋》写到：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适。”
这一段话，可以说是对“一尊还酹江月”的最好的解释。
二赋一词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影响？
苏轼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这二赋一词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我想既与作品本身的成就有关，也与赤壁这个名胜之地有关。
苏轼的二赋一词，在文学上的最大特点，就是有个性。
一是描写景物有个性：例如《前赤壁赋》写七月的江景；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
《后赤壁赋》写十月的江景：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农历七月的江水还很大，所以有“水光接天”之景；农历十月的江水就很小了，所以有“水落石出”之景。这样的写景，既真实、准确，又生动、形象；既有明显的季节差异，让人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又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
二是抒情言志有个性。《前赤壁赋》先以“客子”的身份，表达自己内心的悲哀与惆怅；然后又以“苏子”的身份，表达自己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体现了一种难得的旷达。
《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也是千古名作。作品先写黄州赤壁的壮丽景色，赞美三国时期的英雄人物，最后也流露了自己的失意，以及走出失意之后的旷达情怀。
这首词历来被说成是豪放词的一个代表，其实它的风格因子是多样的，有豪放，有悲怆，也有旷达。从“大江东去”到“樯橹灰飞烟灭”，描写赤壁的壮丽景色，赞美周瑜、诸葛亮等三国人物的英雄事业，可以说是豪放；“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这三句，想到自己壮志未酬、身遭贬斥、未老先衰的身世，可以说是悲怆；“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两句，想到无论是周瑜、诸葛亮的辉煌人生，还是自己的黯淡人生，都是短暂的，都不过是一场梦，只有江月才是永恒的，可以说是旷达。读这首词，如果只看到它的豪放，看不到它的悲怆和旷达，还不能说是真正读懂了它。
过去许许多多以赤壁为题材的作品，往往是就景写景，就事论事，所抒发的感慨也是千篇一律，苏轼的两赋一词不一样，他把自己的苦闷、自己的旷达都揉和进去，既写历史人物，同时也写自己，这就写出了个性。中国的古典诗词车载斗量，汗牛充栋，只有那些有个性的作品，才能被人们记住，并且广为传诵。个性是文学的生命。
苏轼这个人，过去被人们说成是保守派，被说成是司马光那一派。说他是拥护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其实，苏轼既不属于王安石那一派，也不属于司马光那一派。他的特点，是谁正确，他就支持谁；谁错误，他就批评谁。所谓“不惟荆是师”，“不惟温是随”。“荆”就是王荆公王安石，“温”就是司马温公司马光。他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革新派，他是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者。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就是这种人吃亏，因为他不属于任何一派。两派都靠不上，无论哪一派掌权，他都不得志。他被贬黄州，就是因为受了改革派的打击。其实他并不是全盘否定改革，他只是批评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所以他的遭遇，是深得人们同情的。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旷达。无论命运把他抛弃在哪里，他都能够随遇而安，都能够从悲伤和苦闷中解脱出来。这种乐观的生活态度，也赢得了人们的高度赞许。
苏轼的遭遇赢得了人们的深切同情，他的旷达又赢得了人们的高度赞许，而他的写景文字，又很有特点，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作品的风格，既豪放，又悲怆，又旷达，因此感动了无数的读者，引起了不同年代、不同身份的读者的广泛***鸣，成了一个流传千古的文学经典。
黄州赤壁的历史想象
黄州赤壁本是一处纯粹的自然景观，与“三国周郎赤壁”并没有关系，但是由于杜牧的错误，以及苏轼的将错就错，把黄州赤壁当作“三国周郎赤壁”来写，而他们的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又很高，这样就提高了黄州赤壁的知名度，使它由一处纯粹的自然景观成为一处著名的文学景观，成为名胜。这是文学对于自然景观的影响，是文学提高了自然景观的附加值。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杜牧、苏轼的作品之所以那么有名，黄州赤壁之所以那么有名，也与人们对于“三国周郎赤壁”的历史想象有关。我们知道，“三国周郎赤壁”是一处非常有名的历史景观。杜牧、苏轼所写的自然景观虽然是黄州赤壁，但是作品所抒发的感慨，却与“三国周郎赤壁”有关。这样人们在读他们的作品时，就有了与“三国周郎赤壁”有关的历史想象。说白了，杜牧的诗也好，苏轼的两赋一词也好，之所以那么有名，不就因为他们写了与赤壁之战有关的内容吗？事实上，他们两人在黄州，还写了许多别的题材的作品，但是由于与赤壁之战无关，所以就没有这么大的影响。这是历史景观对于文学和文学景观的影响，是历史景观提高了文学的附加值，同时也提高了黄州赤壁的附加值。
(摘录自曾大兴著《中国文学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