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革命有什么缺失

关于精神家园的迷失

前不久，从在上海举行的"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文学话题"研讨会上，传出了"传统文学丧失精神家园"，"当下作家犹如丧家之犬"的说法。○1 这令我不禁想起了十五年前同样是发起于上海的那场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当时，有学者和评论家针对普遍存在的作家审美想象力贫弱和读者审美鉴赏力退化的现象，发出了人文精神失落的警示。对此，作家王蒙撰文予以商榷，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曾确立过欧洲式的人文精神，"一个未曾拥有过的东西，怎么可能失落呢？"○2尽管王蒙的观点曾引发过激烈争论，迄今也只是聊备一说，但在我看来，它仍然可以作为我们认识和把握精神家园问题的一种参照。

如众所知，被当下国人屡屡谈及的精神家园，实际上是一个从西方移植来的概念，它的初始意义是一种宗教化的存在，其原型直指《圣经》里的伊甸乐园，而所谓寻找家园，就是被逐出伊甸乐园的人类为重返原始乐土所做的种种努力。毫无疑问，这样的精神家园，同具有宗教背景的欧洲及俄罗斯作家气息相通，血脉相连，因而很容易成为他们灵魂的支撑和生命的归宿；但对于在整体上属于无神论者的中国现当代作家来说，却是陌生的、隔膜的，甚至是始终缺席和基本无缘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将精神家园做比较宽泛的理解，把它说成是一种理想化和对象化的心灵蓝图，然而遗憾的是，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一再经历着急剧的政治动荡和罕见的历史曲折，一种充斥着迷惘和焦虑的时代氛围使这样的精神家园同样无法真正进驻中国作家的心灵，化为自觉的生命信仰。由此可见，在中国作家的文学征程上，精神家园的空悬，几乎是历史的宿命。它与改革开放并无必然的联系，因而也不能成为我们诟病其文学态势的理由。

其实，丧失精神家园也好，没有精神家园也罢，都不一定完全是坏事，因为它可以反过来促使和激励人们去做精神家园的追寻和重建。而在这方面，中国的文人和作家虽不能说独步千秋，但也算的上渊源有自。如屈原那"天问"式的上下求索，李白那"寻仙"似的大地行吟，直至鲁迅那"过客"般的执著前行，都是生命主体向未知世界的拓展与近逼，都体现着一种为灵魂寻找憩园的努力。而告别十年浩劫，步入变革时代的中国作家，是继承了和赓续着这种精神向度的。近三十年来，文学从控诉"伤痕"到"反思"历史，从呼唤改革到直面问题，从社会批判到文化寻根，从崇尚主体到敬畏自然，从现代主义崛起到现实主义回归，从讴歌精英到关注底层，从"社会现代性"的突进到"文化现代性"的反弹，其潮起潮落，百态千姿，不一而足，但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在探寻一个国家的理想前景和一个民族的精神归程。这种探寻也许一时难有令众人满意的结果，甚至永远找不到一成不变的答案，但只要这种探寻存在，中国的文学就不会缺乏坚实的骨骼和沉稳的重量，就必然拥有内在的生命力与灵魂的感召性，我们也就不必为文学的当下与未来过于伤感和失望。

关于文学的去精英化

大众化或曰去精英化，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又一新变，或曰又一特征。这一新变或特征是同中国社会的电子传媒时代以及消费主义思潮一起到来的，其直观情形可用诗人叶匡政未免有些夸张的博文来形容："文学死了！互动文本时代来了！没有了文学等级，没有了文学体裁，没有了诗人、作家的身份意识，没有了文学史……"○3对于文学秩序乃至文学观念的这一番骤变，不少学者和评论家表示了深深的忧虑，他们认为，完全摈弃了约束和限制的写作，将无法保证文学必须拥有的力度和质量；同时，庸俗的文学作品只能培养庸俗的阅读趣味，而庸俗的阅读趣味又必然反过来催生更多的庸俗文学作品，这是一种每况愈下的恶性循环。

不能说学界同仁是杞人忧天，事实上，发表的全无门槛和写手的良莠不齐对普遍文学水准乃至全社会话语质量所造成的消极的、负面的影响，已是有目***睹。然而，正像世间许多事物都难免得失互见，祸福相生一样，文学的大众化和去精英化在带来某些问题的同时，也包含着其合理的和积极的因素。其中至少有两点不容忽视。

首先，文学的大众化或非精英化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在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里，文学并不是一个全然开放的领域，而是同体制、规范和身份联系在一起的。你想进入文学的体制吗？那就先要按照这个体制确定的文学规范，提供符合标准和要求的、数量充足的艺术文本，以取得写作的身份，否则，一切都将无从谈起。显然，这对于在本质上属于人的自由的精神创造的文学来说，是极大的束缚和严重的压抑，其结果将不利于一个民族的精神生长与文化发展。正因为如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知识精英在呼吁文化和文学变革时，除了主张用白话代替文言之外，还有一个核心的口号，这就是："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到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4一句话，要倡导文学的平民化和大众化。然而，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的中国社会，由于教育普及的滞后性，更由于媒体资源的有限性，五四精英们的这一倡导还基本停留在理想设计或艰难起步的层面，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美好境界。而它的真正变为现实，恰恰是在包含了教育和媒体双重飞跃的改革开放年代。换一种更为周延而准确的表述，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特别是出现于这三十年间的教育的空前普及和网络的迅猛发展，直接孕育和造就了文学的大众化和非精英化潮流，从而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文学大众化、平民化和民间化的目标，出人意料地落到了实处。这一骤变对于文学生态乃至国人精神生态所产生的积极意义，很可能会在以后的时间里慢慢地展现出来。正因为如此，对于文学领域的大众化和非精英化现象，我们应当予以辩证的认识、合理的肯定和积极的引领，而那种一味的指责乃至全盘的否定，难免不是一种抱残守缺的"遗老"心态。

其次，大众化或非精英化的文学写作中，包含着值得精英文学反思、参考和借鉴的东西。毋庸讳言，产生于当下大众化和非精英化状态下的文学作品，常常因为缺乏必要的专业准备而显得质地不足和品性不高。但是，这并不妨碍它们从特定的文学背景出发，凭着来自民间的天然意趣和直观感受，做"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选择与趋鹜，从而在无意中构成某种有参考价值或有启迪意义的东西。譬如，从"写什么"来看，大众化和非精英化写作喜欢表现人的日常生活和个人化空间，如时尚情调、小资趣味、私密心理、边缘情感、两性体验、身体本质等等。乍一看来，这似乎偏离了文学的主旨，也有些趣味不高，但细细想来，这一切作为人性的构成，本不应该全然退出作家的视线，而以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却一向很少关注、甚至完全忽略了它们的存在。正因为如此，它们在文学大众化和非精英化的潮流中风行一时，就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生态调整"的意义，也就很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取其合理的成分。同样，就"怎么写"而论，大众化和非精英化写作所擅长的那种放低自我、贴近生命的姿态，那种立足民间、少有拘束的行文，以及那种或生猛、或俏丽、或调侃、或机智、或本色、或另类的语言，都不是精英表述的大敌，相反，经过选择和扬弃，恰恰可以成为对后者的滋养和补充。

关于当代文学的垃圾论

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文学创作的负面评价林林总总，不绝于耳。其中有高度概括、相对抽象的全面否定，如德国汉学家顾彬所谓的当代文学"垃圾说"；摩罗、丁东、傅国涌等学人断言的新时期文学被"精英遗弃论"。○5同时也不乏指向明确，火力集中的局部批评，如张宗刚认为：新千年的散文创作充斥着"精神的退步，良知的缺席，道义的匮乏"，是"落叶满街无人扫"；○6不止一位评论家指出：近些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数量众多，质量堪忧，半数以上的作品基本没有读者，从而沦为一个简单的"造纸"后迅速变成垃圾的过程。

平心而论，我对今天的文学创作同样怀有不满，我也认为这些年来文学领域确实是作品多而精品少，某些格调低下、艺术平庸的作品以"垃圾""落叶"呼之并无不妥，但是，我却不同意因此就将当下的文学创作说的一片破败，一无是处，进而从整体上否定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文学成就。这里，有一种事实必须看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包括那些云蒸霞蔚、流光溢彩的文学黄金时代，就其作品的质量构成而言，都是一个显而易见、无可争议的金字塔型：大量的一般化的、甚至是比较平庸的作品，充当着塔的基座，而少量的精品佳制只是塔的顶尖。不妨以唐诗为例，《全唐诗》收录诗人二千余家、诗作四万八千九百多首，而其中真正广为传播，历久不衰，堪称名家、名篇的，却是很少的一部分。清人蘅塘退士（孙洙）仅以七十七人、三百一十首的规模，就完成了一次雅俗***赏、且已被历史认可的遴选。即使换了当代古典文学研究权威余冠英、王水照更为全面、也更具学理性的眼光和说法，也只是："唐代开宗立派、影响久远的大家，不下二十人。其余特色显著、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的诗人，也有百人之多。"○7而由他们主持选编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唐诗选》，也不过收入诗人一百三十余家，诗作六百三十多首。较之浩如烟海的唐诗总量，这无疑少得可怜。宋词的情况也不例外。唐圭璋编纂的《全宋词》所辑词人逾千家，篇章逾二万，不过内中被历代选家所关注并因而足以传世者，却不过几十家、几百首。今人胡云翼的一本《宋词选》，以不大的篇幅就几乎囊括殆尽。还是来看看离我们更近一些的明清小说吧。据主编过《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的欧阳健统计，现存的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总数为一千一百一十六种。那么，这当中有多少属于脍炙人口，影响深远的精品名著呢？按照明人的说法，曰"四大奇书"，即《三国》《水浒》《西游记》《金瓶梅》。当代美籍汉学家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将名著的范围稍作扩展，即除"四大奇书"之外，又加上了《红楼梦》和《儒林外史》，认为：这六部作品"都在各自的时代开拓了新的境界，为中国小说扩展了新的重要领域，并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小说后来的发展路径。"○8我们不妨再从一般的接受和传播情况出发，进一步放宽名著的尺度，把"三言""二拍"，《隋唐演义》《镜花缘》《海上花列传》也算上，但其总数依旧超不过二十部。相对于全部的中国古代通俗小说，这委实不啻于凤毛麟角。然而，有必要郑重申明的是，这些在数量上只是很少一部分的作家、诗人及其作品，却分别代表着他们各自时空里的文学高端，集中体现了他们所处时代的文学智慧和艺术成就，从而构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又一个的文学峰峦。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说，只要有这些为数不多，但却卓尔不群的作家、诗人及其作品存在，我们面对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就不能不肃然起敬，心驰神往，就不能不承认它们是具有独特贡献的、伟大的文学时代。因为天才的作家、诗人和优秀、不朽的作品，永远是一个文学时代的根本标志。

立足于这样的文学背景和文学观念，我们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文学创作，即可发现，作为一座文学的金字塔，它的庞大基座虽然有泥有沙，异质混杂，甚至不乏废品和垃圾，但其塔顶的风景却依旧流光溢彩，绚丽可观。当然，构成这片绚丽风景的暂时还不是唐代诗国般的高峰林立，也不是现代文学式的巨松比肩，而只是若干优秀作家与作品的珠联璧合，交相辉映，是一种各见精彩的群体效应。这使我们禁不住想起冰心先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讲过的，新时期文学缺少大师，但整体水平比现代文学高的观点。这个高端群体究竟拥有怎样的阵容？我们一时或许难以确指，但它起码应当包括：舒婷、北岛、西川、昌耀等人的某些诗歌，史铁生、余秋雨、韩少功、南帆、张承志、王充闾等人的某些散文，汪曾祺、铁凝、余华、贾平凹、迟子建、苏童等人的某些中短篇小说，以及徐迟的某些报告文学、魏明伦的某些戏剧剧本……即使单就反映着一个时代整体思维能力的长篇小说而言，它的名单里至少可以列出张炜的《古船》，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陈忠实的《白鹿原》，铁凝的《笨花》，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阿来的《尘埃落定》，王安忆的《长恨歌》，韩少功的《暗示》、熊召政的《张居正》，以及出自贾平凹之手的或许不是无懈可击，但终究属于传世之作的《废都》和《秦腔》。毋庸置疑，正是这些作家与作品构成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文学的审美高度与内在品质，从而推动着文学的历史曲折前行与螺旋发展；同时也使得更多的作家与作品可以心安理得的自娱自乐或众声喧哗，而无法从根本上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学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