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列尼娜》安娜为什么死？

回答这个问题特别困难。困难到，将这问题反推回它最大的两个的始作俑者：卡列宁和渥伦斯基，问题也只会越来越多。真正的刽子手不止两个。更何况这两人各自的悲剧，很多也并非他们自己能够左右。　　　　我揣测豆友们的不解，大概只源于自己的世界观。爱情不是面包，面包才是面包，相对过日子来说，爱情可有可无。杜丽就是这种价值观的代表，电影以她遭遇丈夫背叛开场，末尾，她认了，“你哥哥还是那样，一点也没变，我估摸大概所有男人都那样吧……”　　　　然后她奚落安娜：“爱情。”杜丽用同情、怪责的眼神望着她。　　　　“是啊，爱情。”安娜说。就像她对那个配不上她爱情的时代的回答。　　　　杜丽不理解安娜，因为她既没看见、也没体会过安娜的遭遇。读者和观众则看得一清二楚——正因为此，才不应以自己的世界观评判角色。小说是一种观察，电影是另一种观察，如果这些观察只是增加了我们对不同种类的人的偏见，未免太可惜了。恰恰相反，全景式地观察更多复杂的人性，将使我们更加了解人类是什么、行为为什么。　　　　安娜的两个丈夫、卡列宁和渥伦斯基，都声称自己爱安娜，却手造了她的死亡。他们对她的伤害都是致命的，一定要比较的话，谁的手段更恐怖一些呢？　　　　我的答案是卡列宁。豆友们几乎一边倒地同情电影版的卡列宁，也侧面印证了这一点：伪善因为不易察觉，比直白的恶更恐怖。　　　　——你能想象，这是丈夫向妻子求欢时说的话吗？　　　　卡列宁已经完全“体制化”了。因为他常年身居冰冷的官场，因为他对权力的追求，因为他必须塑造的“圣贤”形象，竟连属于男性的情欲也（被）阉割干净。　　　　于是，很可怜的，卡列宁只能依靠政治话题——这真正刺激他的东西——来产生情欲。　　　　类似片段电影里实在不少。　　　　卡列宁想拯救她：因为这是他的女人，法律意义上的妻子，“婚姻的结合是上帝的旨意（卡列宁语）”……这凌驾于安娜之上的拯救感之真诚，完完全全成了他本人对“善意”的理解。　　　　从这个意义上说，卡列宁对安娜虽更无情，也更令人“同情”——这并不矛盾。当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全被时代与环境局限，很难从他没有“出离”这一点怪责他，毕竟对手太强了。　　　　相对于善人使坏，伪善的人做起恶来更下流、更残忍、更恐怖——概括起来，我个人的观感是，更愚蠢——蠢到不自知。　　　　片中，卡列宁假伯爵夫人的手，用一封信完成了对安娜的最后一击——　　　　安娜写信要求看望儿子。即或是正用“禁足”惩罚着安娜的卡列宁，也觉得生日当天也不许探视，未免太狠毒了些。这时，伯爵夫人自告奋勇：你别说，我来说！于是，卡列宁既保全了自己的圣洁，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都不可能这样打击妻子，而一个自觉圣贤的人却做得出来，而且是正义凌然的，怀着慈悲心的……　　　　这时候，安娜已经内外交困、濒临绝境了。对外，社交界抛弃她；儿子不能见，身体越来越差，夜不成眠；和卡列宁的婚姻一直拖着，他既不说离，也不说不离，她没法儿光明正大跟渥伦斯基在一起。　　　　只有一个办法。这唯一的救赎，曾经让安娜产生过巨大力量。那时她大病初愈，活过来以后，自然而然期盼跟渥伦斯基团聚。对此，卡列宁威胁道，“法律是站在男人这边的，离了婚你什么都没有，你还将无权结婚，你跟渥伦斯基永远是非法同居。”安娜颤抖着反抗：“但是你忘了，我爱渥伦斯基，渥伦斯基也爱我！”　　　　卡列宁威胁的是“最坏的情况”，安娜用来抵抗的则是“最后的救赎”，作为这个救赎的唯一拥有者、渥伦斯基又有没有给她足够的爱呢。　　　　这几乎是无法分析的。对于爱情这件事，世人的统一口径是“我爱你”，而实际上“爱”的具体内容，每个人天差地远。更何况还有男女差异、感受力差异、性格的弱点。　　　　“How much？”安娜又问。　　　　渥伦斯基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借用他们的体位回应：“this much.”　　　　这是一个隐喻，渥伦斯基的爱是欲望。　　　　就欲望来说，渥伦斯基尽到了本分。他为她放弃功名，带她远走欧洲……都是为了跟她在一起……做那件事。　　　　原着中，这对情人对欧洲之旅的感观完全不同：安娜认为自己是无可饶恕地幸福。而渥伦斯基则认为，这幸福只是幸福之塔的一粒沙——对此，他毫无办法，欲望被填满的那一刻起，幸福感就会逐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