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什么时期开始了世俗化和社会化趋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一、南宋中后期

二、孝宗乾道、淳熙间，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各有建树的理学大家同时涌现，理学思想获得空前发展，学理上的建构日臻完善。随着张拭、吕祖谦的去世，“湖湘学派”与“婺州学派”后继乏人，相继凋零。此后，“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其中尤以朱学为盛。朱、陆在世之时，理学便成为社会上的“显学”，影响在逐步扩大。南宋中期尽管爆发了“庆元党禁”，理学家在仕途上受到很大排挤，但这并未对理学的传播产生太大阻力。党禁中对理学的打击并未完全奏效。如庆元三年(1197)二月，朝廷曾下诏清查各科进士和太学优等生是否为“伪学之党”，并在科举考试时“策问伪学”。考生张泳有志于濂洛之学，对策“诋排异端，力主朱子正学”。党禁期间，士人对理学的学习、对理学家的倾慕也未被遏止。如张渭在《宋元学案》中分别被列入“慈湖学案”和“东莱学案”。根据杨简《铭张渭叔墓》的记载，张渭接受陆氏心学正是在“党禁”方炙之时，而且“不远数百里”来从学。党禁之后，理学传播风起云涌，其势更加不可阻挡。嘉定时期，宁宗在理学家的一再请求下，先后赐予理学宗师谥号，加以追认旌扬。理宗更是公开嘉奖理学，在淳佑元年(1241)的诏书中，对程朱之学作了公开认可，最终促成了理学对朝野思想之流贯。

但理学的广布并没有带来学术繁荣，相反理学的学理建构已趋于停滞。朱熹弟子众多，南宋中后期影响较著者有黄榦、陈淳、魏了翁、真德秀、“金华四先生”及黄震等。但这些朱门后人在学术上光大之功有余，开拓之力不足。王夫之指出：“朱子没，而嗣其传者无一人，是可为长太息者也!”陆学曾兴盛一时，成为南宋中后期唯一能够与朱学相抗衡的学派。由陈淳《与陈寺丞师复》、陈宓《有宋北溪先生主簿陈公墓志铭》可知，兴起于江右的象山之学，嘉定时期已经在江左十分兴盛。陆学的继承者，无论是“槐堂诸儒”，还是“甬上四先生”，同样没有在心性之学上有所创获。而且陆学在取得短暂“辉煌”之后，很快便被朱学“消解”，故黄震说：“今未百年，其说(陆学)已泯然无闻。”南宋中后期理学家虽未能在学理建构上有所建树，但他们却全面展开了“躬行”，将理学向现实政治和日常生活推进。对此明人薛瑄说：“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

三、南宋中后期理学家多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如李燔因史弥远废皇子竑事罢归。此后，“自惟居闲无以报国，乃荐崔与之、魏了翁、真德秀、陈宓、郑寅、杨长孺、丁黼、叶宰、龚维藩、徐侨、刘宰、洪咨夔于朝”。他所荐举的这些人，除叶宰的情况不明外，其他十一人的理学渊源均很清晰。此期众多理学家官居高位，这为理学向政治辐射提供了保障。如真德秀曾为户部尚书、参知政事等职，其在朝之日积极参与各项事务，将理学思想贯穿于政事管理之中。又如曾任左谏议大夫、同签书枢密院事等职的郑寀，他对义理的体认“每于谏书、讲卷发之”，皇帝对他的讲解也甚为满意，认为他“议论忠实切至”。又，此时不少理学家能将政治理想融贯到学术著述之中。如理宗“端平更化”之时，将真德秀召入朝，希望他能扭转国家的衰退之势。而真德秀入朝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进《大学衍义》。这看似迂腐的作为，恰如四库馆臣所指出的，《大学衍义》乃有为而发，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这一旨趣在真氏《西山读书记》、《政经》等书中也有体现。

此时理学家的“躬行”还表现为，将学术思想向日常生活和道德人生推进。欧阳守道说：“某杜门穷居，常深有感于当世之故。夫天地必有所依以立，人类必有所依以生。天地所依以立者人，人类所依以生者圣贤。而圣贤所以生人类、立天地，依于人心之理义。”既然理义是立天地、生人类的依据，则躬行理义就可以通古今、知来者。如此，士人可以通过研习理义来获得社会的认可，并实现自我精神境界的提升。因而，理义和科举相比，前者的意义更为远大。南宋中期以后，出现了大量专心于理学而放弃科举的士人，如南康府的周谟、余宗杰、李辉、刘贲，“四人同学于文公门，并有时名，不慕仕进”。又如詹廷坚：“从诸老游，根源伊洛……每曰：‘正心诚意，吾性所当尽也。修身齐家，吾身所当践也。科举可为吾累乎?’”又有徐子仪，将理学的要义用之于现实，不以“穷达易其志”，能够“事亲孝，为兄友，处族义，与乡和”，使“乡里称善人”。徐氏的这种人生态度，正是理学深入民间、深入人心的表现。这种将理学落实到现实生活，自然迎合了下层社会的需要。如“乡先生”周允成在家乡从事教学活动，极大促进了理学在当地的传播。其生徒达数百人之多，其中“成人者不可胜计”。其授徒讲学实为理学思想向生活、向人生落实的重要方式。除了教学之外，周氏还整理天文地理、阴阳杂技、医学卜筮、稗官小说等书籍，这类书籍虽属民间日用，但周氏认为它们“有合于道”。理学家在乡里的学术活动无疑是“文化下移”的重要步骤。其讲学、授徒、著述和道德示范，无不使理学思想深入民间，取得了“化俗乡里”的效果。众多理学家以身作则，对民间盛行的佛事加以抵制。如陈淳“顺亲有道，世俗多用浮屠。先生谕父以理，屏去不用”；周允成临终之时告诫子孙说：“吾平生圣经贤传，心体躬行，自觉超逾释老。归尽之日，谨勿信地狱之说而作佛事，丧礼一从古制。”

为了更有效地将理学向现实生活推进，必然要设立特定的形式。其实早在朱熹生前，理学便出现了形式化倾向。朱熹的饮食起居、待人接物都高度程式化。朱熹之后，理学的形式化越来越严重。如王柏“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见”；黄灏“幅巾深衣，骑驴匡山间，若素隐者”；李燔“被服布素，虽贵不易”；李方子“危坐竟日，未始倾侧”，这些理学家都以特定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来对民间社会施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