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祠堂的诗文记载

1985年，改博物馆。有诗赞曰：西城王氏家祠中，古今源流一脉通；博物馆藏千件宝，访史无须到故宫。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滕州王家祠堂后院文化局平房里上班，与前（南）院的博物馆有小门相通，闲来常去博物馆串门，各地新出土的汉画像石也常临时存放在我们门前，加夜班时我也曾在那百年老宅里过夜，还曾在雨后的屋檐下拣到过宋代的制钱——而那所院子，确也是清朝所建，是为纪念一个人：清朝滕县进士王东槐。

王东槐（1802——1852），字荫之，死后谥“文直”，原滕西望冢乡盖村人，清朝道光年间进士，曾任江西道监察御史、湖北盐法武昌道员等职。清朝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攻陷武昌，王东槐与继室萧氏对缢身死。次年武昌巡抚骆秉章上奏皇帝为王东槐在原籍请建专祠（未果）；同治九年(1870年)山东巡抚丁宝桢又奏请于本籍捐建专祠，这才在滕县老城南门里建成“清授中议大夫王文直公专祠”，俗称王家祠堂。建国后辟为军营，1985年维修后改为滕县博物馆，文化局机关亦在后院办公。1991年我到文化局工作后常去前院看文物，走进那青砖瓦房的老宅，一直走到南大门“龙亭”处，亭内立有一块“御碑”，上刻375字碑文：

“朕惟致命遂志者，人臣笃棐之忱；显忠遂良者，朝廷激扬之典……尔原任湖北盐法道王东槐，靖***在位，淑慎持躬，由文学而致身，入词垣而通籍。朵殿奏凌云之赋，倚马才工；柏台表司直之风，避骢望峻。八砖入儤，联凤阁之崇班；五马宣猷，典熊湘之剧郡……”

碑文以皇帝口吻，夸奖王东槐“倚马才工”，表彰他“国殇丹心”，落款年代为“光绪五年（1879年）岁次己卯十二月”，距离王东槐殉职已过了二十多年。碑文中也说明了御赐谥号“文直”的由来：“考诸谥法：勤学好问曰文，敏行不挠曰直，惟尔其庶几焉！”

当年的王家祠堂是北方典型的四合院式建筑，前后两进院落，中轴对称，有门厅、御碑亭、前厅、东西暖阁、东西厢房、后大殿及东西两跨院，***60余间。我去那里上班时，规模已不如以前，周边被民房侵占不少，但总体上还保持了当年的格局，成为县城内唯一一处古建筑群。然而就是这处“唯一”的历史文化遗产，几乎也没能保住：1995年搬迁滕州博物馆时，原王家祠堂及周边区域被卖给建筑商搞开发，仅留下祠堂中间的几栋老房子，孤零零的“陷”在一片居民楼群中，破坏了这处百年古建筑群原有的氛围，成为上世纪“文革”后滕县城继拆毁文庙大殿（七十年代）、张锦湖故居（八十年代）后的又一遗憾！

由于王东槐官至内阁侍读学士，民间便传说他曾任咸丰皇帝的老师，与另一位充任“上书房总师傅”的山东滨州翰林杜受田同为咸丰“帝师”。前几年我曾去滨州杜氏家族故居参观，总占地20亩，***有28个院落，308间房屋，整修一新，如今已建成国家4A级旅游景区，成为滨州旅游以及历史文化的一张名片。由此，再对比滕州的王家祠堂，就不能不让人感慨和叹息差别之大了……

好在，近年来由王氏家族后裔出面，当地文化部门协助，又整修了一下已大肆“缩水”的王家祠堂，塑王东槐像，重新布展，把当年皇帝下给王家的“圣旨”、“上谕”以及清廷重臣曾国藩、李鸿章等大员写给王东槐的书信、序文等展览出来，让滕州乡人知道本地在一百多年前还出过“清授中议大夫”王东槐这么一位“大官”……

当年王家祠堂保存了几件大名鼎鼎的曾国藩亲笔写给王东槐的书信真迹（原件今存滕州博物馆），其中一封书信是道光三十年（1850年）九月王东槐被任命为湖南衡州知府后，作为王的“同年”（同榜进士）曾国藩为祝贺并饯行而邀请王东槐赴宴所写的一封便笺，内容为：

“荫之仁兄公同年左右：日内未得趋候为歉。台旌南发，弟现洗盏一饯，兹拟于初十日未刻，在敝庐奉早降。在坐者拟约吕鹤田、王雁汀、朱久香、罗椒生诸前辈。是日是否得间？乞即示知，以便往约各客。此请，道安。年愚弟国藩顿首。背面有字。”

王东槐与曾国藩是道光十八年同科进士，两人登科后同在京城入翰林院，除同年、同榜、同科关系外，还一度曾是同事，二人私交甚厚，曾国藩曾为王东槐母亲写有《王荫之之母寿序》。信中提到的另外几个人，分别是鸿胪寺卿吕贤基（号鹤田）、詹事府詹事王庆云（号雁汀）、詹事府少詹朱兰（号久香）、通政使罗惇衍（号椒生），由于这几位同僚登科早于曾、王，故称“前辈”，平时多有往来应酬，这次曾国藩就请了他们作为陪客前来为王东槐饯行。

这封信的背面，还有曾国藩写给王东槐的几句“悄悄话”，内容为：“再岱云言：衡州府城石鼓书院山长张少衡先生学尹系伊弟业师，求兄不必更换；而莲湖书院山长欧阳沧溟先生系弟岳丈，亦求兄不必更换。此二事恐初十日忘记面说，故顺告闻。”按“岱云”即是陈源兖（号岱云），就是曾国藩家书里常提到的好友、后来成为儿女亲家的陈岱云，跟王东槐、曾国藩都是同年并兼翰林院同事，曾国藩信中这句话是替陈源兖请求的。张少衡（号学尹）是他们的湖南同乡，科名比他们早，嘉庆十六年（1811年）进士，此时在湖南衡州石鼓书院任山长（校长）并任陈岱云弟弟的业师。而欧阳沧溟则是曾国藩的岳父老丈人，关系就更为直接了。

呵呵，原来是这么回事：曾圣人也有托关系走后门递条子的时候，为自己的亲、友保住官位而请托，白纸黑字，这下证据确凿，被抓住小辫子了吧……

曾看过清宫档案中朝廷大员直接向皇帝保举推荐人才的“上谕档”，其中“道光三十年四月二十八礼部侍郎曾国藩”保举吴廷栋说“不欺屋漏，才能干济，远识深谋，可当大任。”保举王庆云说：“闳干精识，脚脚踏实，可膺疆圉之寄！”同日王东槐也得到“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广荫”，保举推荐说：“中鲠敢言，守正不阿。”可知在清朝有这种上级官员保举推荐下级人才的制度。如此看来，身为“礼部侍郎”的曾国藩写张条子给自己的同学、同僚兼好友，仅仅是替自己的岳父、亲友请求保住原有位子“不必更换”，而不是提拔升迁，也算是正常且普通的事，并不违反什么“原则”……

曾国藩一生克己自守，苦练修身内功，注重人格修炼，每天记日记反思自己的言行，不断给自己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如勤俭、谦恭、仁恕、诚信、知命、惜福等等，努力按“圣贤”的标准要求自己，狠斗“私”字一闪念，甚至到了迂腐、苛刻、不近人情的地步，如他在家信中要求家中女眷每年织布几匹做鞋几双，要求子侄每天练字几纸作诗几首……还有他的“求缺”境界，尤其令人感到震惊和敬佩：他功高不自居，名满常谦恭，在攻克天京、挽救满清、建功立业达到巅峰时却能推却封赏、主动裁军，并劝其弟曾国荃亦向皇帝上表请辞封官，这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具有的眼光、境界、胸怀以及洞彻时局、体察世道人心的清醒和理性了！我后来读曾国藩家书，深受触动，感慨良多，遗憾没能早读，倘早读十年二十年，或许更能有益于我们的人生！由此，也更理解了曾国藩被后人誉为“千古第一完人”并不虚妄！由这封清朝官员间日常往来的普通信笺，可见王东槐与曾国藩的亲密关系，亦可见识“曾圣人”的手迹情趣……

前几年，我应邀又去王家祠堂参加王东槐展览座谈会，并得王氏后人以六卷《王文直公遗集》相赠，故地重游，心生感慨，看着“御赐碑”上曾被“打倒”的拼接裂缝，想着这处百年老宅所经历的历史风雨，读着文集里王东槐所写的诗句：“萧条六馆何蕃去，涕泪千秋杜默多；回首田园芜未也？人生竟合守烟萝。”今夕何夕？回首已是百年身……

至今，仍还怀念在王家祠堂后院上班的日子：我曾站在清朝建筑的走廊下看雨，坐在汉朝雕刻的画像石上望天，手里还把玩着宋朝的古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