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述60年代与80年代政治抒情诗的不同艺术特点

这种立场与态度的第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从容，或如谢冕先生所说是“从容的审美”。

第一代与第二代政治抒情诗人，如前所言，尽管彼此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但同时也存在很多醒目的***同之处，比如几乎超乎于其他任何诗体的诗歌写作的激情。这若以通常的理路与事实看，不止很自然，很理所当然，而且很固然，很势所必然。因为政治情感，实际上正是一切人，尤其是诗人之最重要最尖锐最热烈最执着的情感；它是个人化的，私人性的，但又有着最大程度上的社会化和群体性的特征。因此，从主体的创作冲动而言，它从一开始就具有最大的强度和力度；从其对审美传达对象的心理期待而言，其渴望得到回应与***鸣的愿望也尤为深刻和迫切。何况迄今为止我们所说和所看到的政治抒情诗，(一)它总是“把自己的歌唱紧紧地维系于社会的重大主题”，而且是现实的、热点的、尖锐的主题；(二)它总是借此凸显出创作主体异乎寻常的思想高度，并且其情绪的传达中有着强烈的时代精神；(三)它总是追求并且确能实现最广大的社会效应，同时成为当时的社会生活与艺术中的时代强音。

但我们看到，这些特征，连同这两代诗人所***同遵循的美学原则，如贺敬之在《郭小川诗选·序》中所强调的“三个统一”，即：诗人与战士的统一；诗学与政治学的统一；“小我”与“大我”的统一，或曰反映时代精神、时代情绪和人民群众***同的思想感情——第二代政治抒情诗人虽然可能已在诗歌宣言与主观愿望上，在很大程度上“放弃”甚至“反对”这些美学原则，但由于那是明显出于特定的政治文化动机，而不是自觉而彻底的诗歌艺术实践追求的价值实现，加之其文化教养与熏陶的难以超越的历史限定，实际上仍然于此取与第一代政治抒情诗人同样的步调，故其所谓“叛逆”只是体现在他们的“民间”立场与身份上，倒是像《拂拭岁月》这样的第三代政治抒情诗，已经在实际上真正地把它放弃了。而这首先是依据于、取决于其创作主体所处的文化环境。要而言之，即：第一，当下的时代生活，虽然也讲政治，但至少在一般民众的“集体有意识”中，已非一个人人怀有强烈的政治情结的年月；第二，过去的时代生活，其所给予政治抒情诗的强大影响，作为一种历史的记忆，是被作为艺术实践中的迷误来加以体认的；第三，当下的时代生活本身，也已不再肯定和青睐那种事实上有热狂色彩的政治激情，尤其不接受它成为显赫的艺术现实；第四，过去的时代生活中的政治内容，一则已大多数被当代中国人所否定，一则也因或潜藏于心或存在隔膜而深感迷茫。而胡丘陵的政治情思，正是在由此而形成的文化心境中，才酝酿和孕育出其迥异于前两代政治抒情诗人的诗歌文本之全新的特色与质地。

他既“深深懂得，诗人必须是人类命运峰值的独行者，但又必须与芸芸众生***享空气、雨露和阳光。诗，永远不能游离于社会之外歌唱”4。显然，在这里，他是极力要避免诗人作为文化精英和作为普通平民这两者之间因其内存的精神张力——对立与统一关系——把握的失准而导致的振荡及其所引发的诗人主体定位的不当的。他们在告诫自己“永远不能游离于社会之外歌唱”，而且所关注的，仍然是既往历史生活——就此而言，他也已与前两代政治抒情诗人有明显的不同，其重要性一样地是不言而喻的——中的政治性的内容，但非常明确的是，作为“写过诗今后还要写诗的人”，此时他已经“自动地”获得了如鲁迅在《读书杂谈》中所说的“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的历史“观察者”的文化——艺术身份。唯其如此，他能够做到很从容。虽然他也很清楚：

然而，理解这个时代是多么的艰难，拂拭尘封的岁月，无异于一次精神历险。

想那位“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先人，果真是那么轻松?

明知不“轻松”，又要去“历险”，还不能匆促和莽撞，必须沉着而镇定，这就是他的“从容”姿态背后的基本内容。火山爆发式、狂飙突进式、暴风骤雨式、雷鸣电闪式的政治抒情诗过去所惯用的激昂慷慨、豪迈奔放、大胆热烈、高亢雄壮的情感表达方式，理所当然地不可能被采用。取而代之是的：(一)从当下文化立场出发，对历史生活进行凝神透视的主体姿态；(二)把持住科学理性，向历史生活进程寻求感悟的抒情主旨；(三)摒弃浮躁的情绪，使历史生活的观照本身尽可能客观化的既定追求。但是，话语传达的方式，绝对只止于吟哦，而决不让它跌出诗艺的轨道外而衍化为评判；也就是说，可以隐含着“理趣”，但坚决避免使之形成“理障”。俗白地说，即其精神态度是理性化的，而其审美形态则保持感性特质；其为诗，“情”的倾吐努力节制，而“理”的取向潜含其中，艺术传达的基础是深厚的“积淀”，审美活动的归宿是心灵的“感悟”；藉此实现与读者的交流、沟通以及无形的***鸣，以“心会”达到“会心”，因而无须按传统的直抒胸臆的方式来完成“言传”。但客观地看，这种新的诗歌的抒情形态，并非刚刚才萌生，其实最早的实践，是艾青新时期的诗歌创作5。但年轻的诗人胡丘陵把它作为政治抒情诗的基本艺术方式来加以运用，却依然有其开拓之功。

这样说来，“从容”虽然只是一个看似平常的词语，却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第三代政治抒情诗的可贵的跨越。

相应地，第三代政治抒情诗相对于前两代政治抒情诗的“热”，其突出的艺术特征恰恰是“冷”。但它是“冷静”而非“冷峻”，与公刘作为第二代政治抒情诗突出代表的既定风格，从外部形态到其情感底质，都绝不相同。而且它已经基本褪除了“代言”的色彩，诗人的既定身份，既非“权威发布人”，也非“民间叛逆者”，而是完全个人化的历史“观察者”与“审视者”。

但又不是一个一般的“观察者”与“审视者”。这首先从其诗集的题名上就可以看出来；《一种过程》、《岁月之纹》、《拂拭岁月》之类的命名本身，就至少能说明他不是一个“蹲着看生活”的视野狭窄者。入其心目的历史生活，首先，它是一个浑然的整体；其次，它有极为广大的容含；再次，它是有机的动态序列；复次，它有深重的沧桑印痕。胡丘陵用宏观的眼光对之加以观照，但又用细腻的心灵探查文化底蕴；他用编年体的写作方式，把生活的历史过程按年代作顺序的排列，又从每一个年代选取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对之进行聚焦，以期把捉相应的时代特征亦即“岁月之纹”，当这些作为历史皱褶的“点”因其集合自然成“线”之后，“一个过程”就极为鲜活地呈现出来了。这其实不只是一个形式(写作体例)上的创造，其内里面恰恰藏寓着一个宏大的、隐性的文化构架，作为内容(情感认识)，它当然也反映出创作主体精神世界的活跃与开阔。这种既严谨又灵动的艺术结构，对于诗人既概括又翔实地洞见历史生活的规律与本质，当然是既有成效又很经济的。何况其话语传达又有丰盈的艺术趣味和隽永的文化意味。试随手拈出几例看看：

《1949，28响礼炮》：“天安门是历代王朝举行典礼/也是举行丧礼的地方/毛泽东和他的战友知道/每一个开国大典都很热闹/只是热闹的时间/有短有长”；

《1953，郝建秀工作法》：“这是一个/只有国家没有自己的命名/***和国太多的先天不足/创造了太多的人间奇迹/包括后来/无法解释的自己”；

《1959，雾中的庐山》：“横看/侧看/还是庐山……毛泽东的香烟抽得厉害/熏得整个庐山/烟雾朦朦/以致各路神仙/分不清/哪是枝叶/哪是树杆……于是，一场大雾/从九江到长江/迷漫了好多年/还是教人看不清/庐山的/真正面目”；

《1965，大寨》：“然而大寨/毕竟是一个寨子/可以生产一些特殊的/思想/却不能/生产很多/开花结果的高粱”；

《1969，珍宝岛》：“1969年的乌苏里江/冰层很厚/一个0.74平方公里的小岛/金元宝似的/摆在中苏边境/成了世界注目的焦点”。

笔者在上面连续性地加以引录，一是因为如果“点”不成“线”的话，其中的思想韵味和审美余味，都较难一眼看破；二是因为这些由现代大白话结构而成的诗歌文本，虽非明说，却又可以意会而无须进行解说。并且，除了确在一定的层次上，胡丘陵的这部诗集，以其相对独立、完整的艺术构架，基本上较好地完成了他自己“拂拭岁月”的既定创作意图外，其审美追求的本身，也以其大体算得成功的话语操练，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迪。目下我们可以比较明白地肯定的是，与其既定的创作追求相适应，其白而曲的语言形态；巧妙地运用言语的反讽功能；以留白与藏锋来产生余味；寻求绵里藏针和皮里阳秋的效果，等等，都是独到的，新鲜的，同时也是有益的，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