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人做的诗歌都非常的大气，和环境有关系吗？

柳宗元从永贞元年贬谪永州，于此生活了将近十年之久。期间，他没有放任自流，而是甘于辛苦，“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新唐书》）寄情于山水，奋笔疾书，从而写成名流千载的游记体裁的散文名作《永州八记》，另外还有诸多诗作，比如《南涧中题》、《入黄溪闻猿》，等等。

山水雄险则诗亦然

山水诗蓬勃于南朝时期，自然环境对诗人作品风格的形成及影响，亦开始慢慢地受到诗论者的关注。正如刘勰在其《文心雕龙·物色》里阐述自己的理论：“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此处的所谓“江山之助”，其实便是自然环境之客观物象对以审美经验和个人情趣为主体的诗人之相关感化。“情以物迁，辞因情发”（《文心雕龙·物色》），大抵如斯。

“山水雄险，则诗亦出以雄险；山水奇丽，则诗亦还以奇丽；山水幽峭，则诗亦幽峭；山水清远，则诗亦肖其清远”（朱庭珍《筱园诗话》）。“游山水诗，永嘉山水主灵秀，谢康乐称之；蜀中山水主险隘，杜工部称之；永州山水主幽峭，柳仪曹称之”（沈德潜《说诗晬话》）。

对于自然环境对于柳宗元诗歌作品的具体影响，沈德潜已经注意到，并且给予了肯定适当地评价“幽峭”。在详细地比较了各种自然环境对几位诗人作品的影响之后，他另外强调了一点：“略一转移，失却山川面目。”时过境迁，环境固然可以适当影响着诗人的创作风格，但重要的还是诗人自身所具有的主观意识，而人的内部思想总是复杂多变的，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便是这个道理。

柳宗元山水诗之幽峭孤峻

柳宗元山水诗作的峻峭风格，自宋及今，诗论家多有论述。根据后来者有心统计，其流传下来的一百六十多首诗作之中，被人评价为“幽峭”、“孤峻”风格的，大多来自于柳宗元贬谪永州、柳州时期的诗歌作品。

“柳子厚学陶，其诗刻峭，束缚羁絷，无聊之意，殊可怜”（方回《桐江集》。“柳州之诗，孤峭严健，无可拣择”（高斯得《耻堂存稿》）。“柳子厚清而峭”（胡应麟《诗薮》）。

明了此中关节，我们就会发现柳宗元的山水诗，其登山临水，写景抒情，绝不是刻意地静止地为之，而是熔铸了自己的身世之感，渗透了自己忧郁的情怀，将自己独特的人生感受融化进山水之中，以外在之自然山水来呈现内部之心灵山水。

秋气集南涧，独游亭午时

秋气集南涧，独游亭午时。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羁禽响幽谷，寒藻舞沦漪。去国魂已远，怀人泪空垂。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谁为后来者，当与此心期。

诗题中之南涧，即是《永州八记》中《石涧记》之“石涧”，因其在永州朝阳岩之东南，故又称其“南涧”。《石涧记》写作于元和七年（812年），诗大约也作于同时。考量时间，柳宗元贬谪已经八年之久矣。

——秋气集南涧，独游亭午时。

秋之为气，宋人欧阳修在其《秋声赋》中如此写道：“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所以摧败零落者，乃其一气之余烈。”所以秋之衰败，实为眼前所见，然后心内所感，进而神意所会。此处用一“集”字，便带上强烈地主观感受，秋之为气何以能聚拢而汇集？也不能说完全是诗人的臆想，必须结合后面诗句参考详察一番才是。而后一句上首用一个“独游”，与冷冽秋气之汇集，根本就是相反的动作。此种无端之状况，便被此时一处鲜明的对比手法表现出来，愈加为我们显示出诗人境遇之孤寂与凄凉。正在于此，此后种种物象描写和情感抒发，便是基于如此一个“独游”二字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