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歌的黄金时期是

唐代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不但诗体大备，而且各种风格流派如百花竞春，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等名家辈出，高手如林。

而降及两宋以后，诗歌逐渐衰落的趋势就十分明显了，不仅宋诗不如唐诗，元、明、清诗歌也不如宋诗，恰如很多人所说的“一代不如一代”了。

为什么诗歌自宋代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呢？对此，有一种普遍看法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封建社会自唐以后一直走下坡路，封建思想本身已没有新的发展，而越来越成为各项事业发展的障碍，诗歌也是如此。

但这种“推断”似乎并不能“合理的解释”中国文学史上的基本问题。一则，上述论断只说明了诗歌与封建社会制度及封建思想的相互关系；二来，既然封建社会自唐以后一直走下坡路，封建思想本身已没有新的发展，而越来越成为各项事业的障碍，那就不仅是障碍诗歌的发展了，整个文学事业都应该在受其障碍之列。这就意味着封建社会的文学，一切方面均应以唐代为高峰，唐以后的文学则只能随着封建社会的走下坡路了？

照这样“推断”下去，唐代以后的中国文学史岂不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成了每况愈下的“衰亡史”，而不是什么“发展史”了吗？

事实上，唐以后就文体形式而言，例如四言诗、赋、骈文乃至近体诗，都曾有过一段鼎盛时期，可是也都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先后衰亡了(有的是衰而未亡)。不过，这只是文学史的一个方面，更主要的一面则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比如齐言的近体诗衰落了，杂言的词曲兴起了，韵文衰落了，戏曲、小说发展了；文言文学衰落了，白话文学发展了……这些人所***知的事实，难道不正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明证吗？这个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重要趋势，难道不正好与“封建社会”和“封建思想”走下坡路，没有新的发展背道而驰吗？

中国古代文学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封建社会的殉葬品。反倒是生当封建末期的曹雪芹，以他空前彪炳煊赫的现实主义杰作《红楼梦》为即将覆灭的封建社会唱出了一曲挽歌，把小说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峰，给中国文学史增添了新的光辉。

仅就诗歌的发展而论，如果以上述“推断”来解释唐以后诗歌衰落的原因，我们自然也会怀疑：诗歌与封建社会或封建思想有何不解之缘，使它们之间必定***存***荣，生死与***？

难道是因为诗歌历来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正统文学之一，受封建统治阶级的束缚可能更多一些的缘故吗？可是在宋元以前，历代优秀文学作品之中，成就最高、批判封建统治、反封建思想最强烈的不也正是诗歌吗？

一些学者诗人的记述告诉我们，历代封建统治者确实是对诗歌较其他文体另眼相看的。例如《汉书·艺文志》说：

“古有采诗之官，王者可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也说：

“泊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乃至于馅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洲矣。”

宋代的郑樵在《论秦因诗而亡》中说的更加危言耸听：秦因“采诗官不置”而亡。据说周朝设有采诗官，但是周朝终于灭亡了。不设采诗官的秦隋也先后灭亡了。既然采诗亦灭，不采诗亦亡，那么各王朝之兴亡究竟与诗歌何涉？

在古代社会，文艺还不能有这么大的作用。例如陈胜吴广起义、黄巾起义乃至太平天国起义，他们利用的精神武器多半带有宗教迷信的色彩。在封建社会，“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诗歌，确实“可以观风俗，知得失”，“补察时政”，其社会作用是不能抹煞的。

但是如果不适当地把诗歌夸大到可以兴邦灭国，岂不是同过去道学先生所谓“红颜祸水”之说一样荒谬绝伦吗？

诗歌先于封建社会而产生，它并不是封建社会所专有的文学样式(即使产生于封建社会的文学样式，例如小说，也不是封建社会所专有的)。

唐代以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诗歌恰好也在唐代发展到顶峰。唐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诗歌也开始衰落。这种现象只是一种历史的巧合。某种文学样式的兴衰，与某社会制度的兴衰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

虽然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但是这种反映可能有着不同的情况。马克思告诉我们：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另一方面，他又指出：

“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

根据以上两个方面的论述，可以说物质生产同艺术生产的发展有着既相对平衡，又不平衡的内在联系。

承认物质生产同艺术生产发展的相对平衡的关系，并不意味着物质生产能直接引出艺术生产，物质生产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艺术生产水平的高低。认为诗歌的兴衰与封建社会的兴衰有必然因果关系的说法，或许碰巧与这种实证主义观点相吻合。

物质生产虽然是基础，但它并不与艺术生产发生直接关系，它要通过各种中介因素来起作用，二者并不是绝对按比例发展的，情况往往很复杂。

以封建社会而言，一般认为春秋战国是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其时天下大乱，物质生产还处在大发展的前夜，可是学术文化空前繁荣。

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兴盛的时期，物质生产跃进发展，而艺术生产却大大逊色于春秋战国。

三国魏晋，又逢乱世，物质生产不如汉代，而文艺仍有长足进展。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上升的高峰，经济高度繁荣，文学也盛况空前。可见，偶然性的巧合也往往是以某种历史必然性为基础的。

宋元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进入后期，但政治经济仍有发展，特别是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壮大，文学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如词和戏曲的崛起，出现了可与莎士比亚媲美的伟大戏曲家关汉卿。

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老期，文学并未随之而衰老，特别是小说戏曲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

物质生产的发展与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还表现在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学史上，“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骄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如果理解为各重要历史阶段都各有其特定的内容和形式的文学，那无疑是正确的。这样从纵的方面看，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重要时期，凡是以特定形式真实生动地反映当时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愿望的文学，都具有特殊的艺术魅力。

封建王朝是一个代替一个，或者是后一个否定前一个。文学的承传关系与此不同，它既不是消极的陈陈相因，也不是后起者一定否定前者。一般来说它有继承，更有发展变革。

不仅人类发展的儿童时代的文学应有永久的魅力，其他时代的优秀文学也必然具有永久的魅力。正像不能以“诗三百”来贬低“汉乐府”一样，也不应以唐诗来否定宋诗。因为它们是各自时代的产物，各自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特点，谁也取代不了谁。

钱钟书先生曾在《谈艺录》中说：

“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想见胜”，“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诗，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

所谓“少喜唐音，老趋宋调”，正是各自时代特征的体现。它们本来各有所长，由于不了解不同时期文学的特有魅力而妄加褒贬，实在是不足为训。

事实上，宋诗确有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在广为流传，笼统地说宋诗“味同嚼蜡”也是不能成立的。

在上述论断中，还涉及到诗歌发展与封建思想有无新发展的关系问题。对这个问题张志岳先生有过更详细的阐发：

“中国的封建社会，自唐以后，转入逐渐走下坡路的阶段，封建思想本身没有新的重大的发展，而且越来越成为各方面的事业特别是诗歌业绩发展的障碍。在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形成以前，诗作家不可能从封建思想本身的系统中吸取较重要的新的发展因素，也就不可能在他们的作品中反映出高于唐人的时代特色，因而在民主性精华的思想性的高度上，也就没有人能赶上李白和杜甫的成就的。”

这段话可以概括为两点：

1、因为诗歌民主性精华的思想性的高度是由封建思想体系中新的较重要的发展因素决定的；

2、所以，归根结底，封建思想本身没有新的重大的发展，诗歌也必然走下坡路了。

他将“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思想体系中新的较重要的发展因素”等同起来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在“封建思想本身的系统中”，无论怎样发展，无论多么“重要的新因素”，其质的规定性都只能是封建思想。民主主义思想从封建专制社会的母体中产生，不是从封建思想体系中产生。

一般说来，产生民主主义思想体系的阶级基础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封建社会的民主思想也是如此产生的。“民主性的精华”不是一般的精华，是指劳动人民创造的最可宝贵一部分精华。这样的精华与封建思想简直是冰炭不可同器，怎么能相辅相成？

不过，虽然“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因素”的关系没有那么密不可分，但是，也不能认为一切“精华”必定具有“民主性”，也不是“封建因素”绝对不可能成为“精华”。

例如封建社会初期，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残余是有历史进步意义的，但并没有“民主性”。中唐时期反对藩镇割据，维护中央集权，也有历史进步意义，可是也不具备“民主性”。

另外，民本思想，仁政爱民，君轻民贵等，都属于封建思想的范畴，而反映这些思想的文学作品，都可成为精华。可见并不是一切精华都有“民主性”，反映封建思想某些部分的文学作品也可以成为精华。

当然，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承认反映某些封建思想的诗歌可以成为精华，是否就等于承认封建思想的发展决定诗歌的兴衰？不，结论仍然是否定的。

举例来说，“讽谕文学”之开山祖孟子“为民请命”，有敢于尖锐地批评国君的刚直精神。他的“寡人愿安承教”章为后来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所从出，而以语气而论，后者还赶不上孟子的凌厉。“汤放桀、武王伐纣”更是采用釜底抽薪的方式，完全否定了维封作为“君”的资格，说得理直气壮，等于给了封建统治者以当头棒喝。

孟子还提出了仁政思想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等主张。“叛逆文学”的奠基人庄子，则向往着无君无臣，追求自由解放，否定现实，玩世不恭，干预生活。

这些思想发展到了唐代，李白杜甫的“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已昏”，“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对唐玄宗讽刺和蔑视，可以说是比较大胆的，但与孟子的“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样猛烈地给封建统治者的当头棒喝相比较，不是逊色不少吗？

可以这样说，李白杜甫作为伟大诗人，是当之无愧的。但是说他们那种敢于指斥皇帝、蔑视权贵的气概，已经达到了封建诗人教养所容许的高峰，则未必。

他们自比“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功成名就身退等思想，一无不是从传统封建思想借来的旧武器，不过偶尔夹杂了一点宗教色彩，与庄子，特别是孟子所树立的光辉榜样相比，不仅没有超过，还相差甚远。

这原因，并不是作者的世界观不可能从封建思想本身的发展吸取新的因素，而是封建思想本身的发展只能日趋腐朽没落。

李白杜甫不吸取这些东西，而从民间吸取思想艺术的营养，在思想感情上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这在封建社会的诗人之中，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封建诗人教养所能容许的高峰，这才是使他们成为伟大诗人的主要原因，而根本不是他们的思想达到了封建思想新的高峰，才使他们成为伟大诗人的。

宋诗的思想艺术都没有超过唐诗，这是事实。但这里涉及到一个一般性的问题：是否是思想水平高，艺术技巧就一定高，思想水平低，艺术技巧也一定低？这显然是把思想和艺术混为一谈了。

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会出现矛盾是客观事实。一般的艺术技巧本身并没有阶级性，也是大家公认的。思想并不等于艺术，艺术同思想的关系也不是从属或依附的关系，虽然艺术创作在一定程度上要受思想的制约。

实际上，思想同艺术的关系，既不成正比，也不成反比，而是一种若即若离，不即不离的关系，起码在封建社会是如此。宋人在诗歌艺术上没有超过唐人，思想上可能有影啊，但这肯定不是必然的、唯一的原因。

还有人说，宋人多数不如唐人，很大程度上世不懂得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这是否可信？

在弄清宋人多数究竟懂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之前，先大致看看什么是形象思维：形象思维，顾名思义，也是一种思维，是同逻辑思维平行的另一种思维或者说是艺术创作中的想象。只要是头脑正常的人，只要是有一定文化素养和熏陶的人，都应该能够掌握和运用，不存在懂不懂的问题，只是掌握和运用的情况可能因人而异。

至于形象思维何时开始在文学创作中运用，有人认为：在文学创作中，形象思维的运用与文学的起源是同时并存的；也有人说直到唐代的李贺时，形象思维这一规律才被进一步掌握。不管何者为是，宋代以前已掌握了形象思维是没有疑问的。

况且，不懂形象思维的“诗人”算什么样的“诗人”？对这些连诗作家的必由之路都不会走的宋人来说，上坡下坡又何从谈起了，这些宋代“诗人”既然多是不懂形象思维，亦即根本不懂得诗为何物的冒牌货，本来没有生就写诗的“艺术细胞”，要他们写出超过唐人的好诗，岂不等于让公鸡下金蛋吗？

这些号称诗人实是“诗盲”的人，任你有多么恢宏大度的统治者，多么清明自由的政治思想背景，也不会使他们诗兴大发。

此前的唐代是封建社会上升的顶峰，宋元是衰落的开始，文学也自然衰落得多了。从明朝开始，一般认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所以宋元又不能与之相比。

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朝代是相提并论的：文学就说唐宋，绘画就说宋元，学术思想就说汉宋，一一都得数到宋代。元杂剧更是独擅千古，伟大戏曲家关汉卿可与莎士比亚并称不朽。为什么这个“宋人多数不懂”的形象思维总是不能有一个圆满的解释呢？

这当然是因为这个说法本身就欠妥当，并不完全符合宋代文学的历史实际。当然，宋人在唐诗极盛难继的情况下，要想更上一层楼，必须花更大的气力。

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 序》中说：

“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代诗人就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模仿和依赖的隋性……宋人能够把唐人修筑的道路延长了，疏凿的河流加深了，可是不曾冒险开荒，没有去发现新天地。用宋代文学批评的术语来说，凭借了唐诗，宋代作者在诗歌的‘小结裹’方面有了很多发明和成功的尝试，譬如某一个意思写得比唐人透彻，某一个字眼或句法从唐人那里来而比他们工稳，然而在‘大判断’或者艺术的整个方向上没有什么特著的转变，风格和意境虽不寄生在杜甫、韩愈、白居易或贾岛、姚合等人的身上，总多多少少落在他们的势力圈里。”

针对文章题目所提出的问题，这段论述虽不算“断千百年公案”，也可谓鞭辟入里，深中肯綮。

不过也可以作点小小的补充，不常用形象思维写诗，“一反唐人规律”“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大概可称宋人之“冒险开荒”。

只是他们选择的那片荒地实在不宜开垦，所以尽管费力不小，不说得不偿失，也是所获甚微。自南宋以来，对宋诗的评价竟成为一桩聚讼纷纭的文学史公案。南宋时，金国的作者就嫌宋诗“衰于前古……遂鄙薄而不道”，连他们里面都有人觉得“不已甚乎戈”。

从此以后，宋诗也颇尝过世态炎凉或市价涨落的滋味。如果宋人在天有灵，即便心有不甘，这滋味他们现在还得尝下去。因为整体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元明清文学都不如宋代，也不是他们不懂形象思维，更不是因为社会制度与思想的关系，而是因其主要兴趣和成就已转到戏曲、小说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