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贬官经历体会作者的感受

寄寓思想是构成白居易独特的人生态度和文化性格的重要因素。在白居易的贬谪诗歌中，对于人生如寄、身世飘零的感叹一直是极为重要的主题。除却上述朱翌援引的《感时》篇，大致还有以下几例：

（一）元和九年《冬夜》：“兀然身寄世，浩然心委化。”

（二）元和十三年《早秋晚望兼呈韦侍郎》：“夫君亦沦落，此地同飘寄。”

（三）长庆二年《宿清源寺》：“我生寄其间，孰能逃倚伏。”

（四）长庆三年《无可奈何》：“嗟吾生之几何，寄瞬息乎其中。”

（五）宝历二年《琴茶》：“兀兀寄形群动内，陶陶任性一生间。”

（六）大和三年《对酒五首》：“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生。”

（七）开成二年《洛下闲居寄山南令狐相公》：“已收身向园林下，犹寄名于禄仕间。”

（八）开成二年《分司洛中多暇数与诸客宴游醉后狂吟偶成十韵因招梦得宾客兼呈思黯奇章公》：“寄名朝士籍，寓兴少年场。”

（九）开成五年《老病幽独，偶吟所怀》：“已将身出浮云外，犹寄形于逆旅中。”

（十）开成五年《闲居》：“是非爱恶销停尽，唯寄空身在世间。”

（十一）开成五年《梦微之》：“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细味这些诗句，不难发现，以开成二年作《琴茶》为界，白居易的寄寓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在前一阶段中，白居易仕途漂泊，认为生命短暂且祸福难料，因而产生了强烈的虚幻意识和苦难意识，态度悲观。正像他在《适意二首》中所说：“中年忝班列，备见朝廷事。作客诚已难，为臣尤不易。况予方且介，举动多忤累。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胸中十年内，消尽浩然气。”这一时期，白居易出入朝廷，深感个人的渺小和无力，早年“崇正疾邪”、“为民请命”的政治热情正一点点的消失殆尽。面对这样的现实，他备感无奈，第一次发出了“人生如寄”的吟叹，认为人生不过是暂时飘寄于世，感慨生命的短暂和命运的不能自主。

第二个阶段中，白居易的寄寓思想有了显著的变化。在上引第五、七、八、九、十例中，可以看到明显相对的五组概念，即“形”与“性”、“身”与“名”、“名”与“兴”、“身”与“形”，以及“是非爱恶”与“身”。如果沿用第一阶段的说法，就是“身”与“心”。和前一阶段的“心”随“身”“委化”不同，此时的白居易试图将“身”与“心”看成互相分离的两个方面，让“心”超脱于“身”，虽混迹于官场，却淡然自适、与世无争。在这里，白居易已经从把“世间”看成“身”的寄寓之所迈进一步，又把“身”当成了“心”的寄寓之所，进而实现了其寄寓思想的一次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