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是真葡萄树赞美诗歌

我试验的答一下：

黑暗时代的启明：朱大可

作者：玻璃村

在神圣的黑夜，他走遍大地。——荷尔德林

文化批评家、文化学者、随笔作者、符号学家、教授、文体学家、公***知识分子……等等身份集于一身的朱大可，因其隐喻性写作的歧义性、犀利性与批判性，处于争议的旋涡。不少欣赏者孜孜不倦的模仿着他的语言（朱语），却无一不令人沮丧的失败。这失败从反面应证了朱语的不可模拟性与独一无二性。厌恶者只会用“华丽”这个词汇来形容他的文字风格，却根本无法理解他的语义，更无法进入他的思想之门。将根深深的植于文学内部而从事写作的博尔赫斯说“或许，历史的调子就是几个不同的隐喻的调子”。这是作为图书馆馆长的书籍阅读者对人类历史的全部看法。我赞同他。事实上，我们这个民族的现代史的调子，不但在朱大可的文本里隐喻的存在着，而且穿越过朱式文本在黑暗里闪烁着孤独的启明光泽。

1语言的炼金术士

一些人注定无法穿越朱语的迷津，他们找不到可以借渡的舟楫。目前那些自诩窥破朱语秘诀，引袭朱语批评用语的模拟者，恰恰学来的只是朱语的一些皮毛。因这是朱语最易学到的一部分。他们仅仅纠缠于词，仅仅对朱式词汇进行表面的租借，就以为自己洞穿了朱语的奥秘，这看法与做法显然是幼稚可笑的。若 “审美疲劳”、“学术超男”等从“文化口红”这个词汇衍生出来的模拟词汇。这些词汇终究只是模拟词汇，这些模拟词汇单单是漂浮在模拟者批评文本的水面，不能与别的词汇一起构成批评杀伤力，从而论证出一针见脓的、道出事物本质的真知灼见。为什么会如此呢?

因为：“在世界史的遥远的开端，鹦鹉模仿了人的聒噪，而人试图模仿上帝的完美。”“这些大师外部特徵的副本，不是真葡萄树。”①那么真葡萄树在那里呢？好奇心引诱着我一直凝视与倾听着朱语。我期待着秘密之门对我开启。当某一天这巨大的视觉之门与听觉之门在我的面前訇然洞开，我看到了一条幽深的思想隧道，我听到了思想者孤独的脚步声响若洪钟。

显然，朱大可的语言与思想在书写《燃烧的迷津》的时候已自成体系。我相信，朱语最早的形成，起因于朱大可对他生活场所中处处可见的国家主义权力话语的强烈不满。在八十年代，大陆的书面语言，多属鲁语和毛语（朱大可最早提出）。朱大可是那种极为罕见的对语言极度敏感的话语天才，他很早就洞悉了语言与权力的关系。作为一个有着高度原创精神的反抗型思想者，他的思维决定他的文字讨厌俗见并反抗权力。他发动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文本是他的堡垒，词汇是他的弹药。德国《法兰克福》报曾将朱大可称为“中国的本雅明”。如若将朱大可与本雅明都譬喻潜入历史的“深海采珠人”②，那么朱大可则比本雅明更多出一层任务：他首先必须在国家主义权力话语所凝冻的时代坚冰上凿开一个洞窟，而后才能在历史的深海里采摘东方古典传统与西方现代传统的珊瑚与珍珠。语言的叛乱就此发生。他来了，他看到，他炸开坚冰，他采摘，他重新命名。古汉语与现代汉语中的一些平凡可见的词语，废墟上高高垒起的瓦砾， 经过他练金术士般的话语之手，秘密挑选、蒸馏、提取，从而在朱式文本里以反讽与正谕，戏仿与颠覆，隐喻与转喻等相互辉映的话语编织方式令人眼花缭乱的全新再现。

然而，我要指出的是，朱语的迷津恰恰就在这里。谁单方面地纠缠于朱语的能指或所指的迷宫，谁就不能到达朱语所要表述的真理。而朱语的能指与所指，时有分裂、疏离和歧义，因而弹性十足，充满活力，处处打上了个人风格的徽记。从而对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语义。这是隐喻性写作的后果。而隐喻性写作，是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形成书写者独特的风格，另一方面却因风格的存在使得作品的阐释歧义乱生。卡夫卡就是这一方面的例证。同样，朱大可的隐喻性写作，一方面奠定了他为中国当前独一无二的文体学家的地位，另一方面却有碍于朱学思想的传播、翻译与阐释。这是在全球化语境下，所有有着强烈个人书写风格者无法摆脱的困境。

2终极真理的启示者

神学家、先知、文化仙鹤等国内媒体对朱大可身份定位的称谓，我只想提及一个，那便是已故文学批评胡河清所称的“文化恐龙”③。虽然这称谓夸张、怪诞、宛若箴言，却因它触及了朱学思想的深层，并道出了三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不得不引起我的注目：1朱大可身上有着远古大哲的野性气质，而这正是他灵魂里最为珍贵的一部份。2相对于我们的思维方式，朱大可的思维，是野性的思维。这种思维方式目前只存留在少数优秀的思想者身上。3正因为朱大可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的存在，它照亮自身文本的同时，澄澈的反观出我们被所谓现代文明异化了的悲怆面目。

谈到这里，我略述一下我对野性的思维的理解。我认为野性的思维是一种感受力、想象力、创造力并存的多值逻辑轴思维方式。列唯·斯特劳斯如是说：“野性的思维特征在于它的非时间性：它想把握作为同时性又作为历时性整体的世界。而且它从这个世界中得到的知识与由挂在相对的墙壁上的两面镜子很相像。它建立了各种与世界相像的心智系统，从而推进了对世界的理解。”④并由此指出，费洛伊德的伟大天赋，在于他的神话性思维。而神话性思维是一种修补匠的工作，它需要在巨大的、不曾异化的想象力为基础，重新修补焊接神话。正是这种非时间性的直觉，使得费洛伊德的创立了精神分析这门学科。同样，也是这种非时间性直觉，使得朱大可的文本呈现出一种对世界的澄澈理解，并建立了他的“广义流氓学”。⑤有人无知的嘲笑朱大可对“流氓”一词的泛化，可惜，这是中国社会的最为真实的写照，真实到令我们局促不安。他看到的，我们看不到。他明白的，我们不明白。我们在丧失对外部世界敏锐的感受力的同时，亦丧失了想象力与创造力。我们只知道用记忆积累来掩饰自己的苍白，却不懂得观察、洞悉、创造、想象。?

《信念的诞生》一文里，朱大可阐释清他对基督、佛陀、老子的道的理解，并给基础信仰、中间信仰、终极信仰每一等级进行了朱大可式的分类：（1)终极信仰：道和上帝等一切形而上地存在着的绝对真理及其代码；(2)中间信仰：母亲、家园、祖先、民族、国家、政党、权力、各种世俗道德原及其代码(如龙)；(3)基础信仰：(又称工具信仰)A.生殖器、性及其代码；B.货币、一切被货币定义过的器物及其代码。

终极信仰是个什么样信仰？有人曾言，朱大可的终极信仰是个模糊不清的信仰。我认为这是一种对朱式文本的误读。很明显，朱语继承了古汉语高度凝炼的这一特征，他从不重复自己的观点，亦不反复饶舌的去论证。朱语是一种关于未来世界的消息。他的《洗脚之歌》、《流氓的精神分析》、《流氓的盛宴》在进行文化分析的同时一脉相承的谈论着这三种价值。他启示，但不妄判。他指引，但不决定。这和他本人言简意赅的气质有关，更与他对先知一词的深刻洞见有关：“在我看来，那些真正伟大的先知，诸如耶稣、老子、佛陀，他们从来就是些启迪者，坚定的向人们提供有关真正处境的消息，以及改变这种途径的若干方法。只有伪先知才自称能够决定他人的命运，并向着速朽的荣耀大步推进。”⑥

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朱大可与本雅明的文本的本质不同。本雅明属于他自己所描述的波德莱尔的那一类人群里的“游手好闲者”。童年时代良好的家庭环境，意识到文人在工业时代即将来临的灭绝，有意无意的增加自己文字的“生产时间”，所产商品却无有雇主的过问，皆导致了他们有大量的时间闲荡在街头，观察人群，融入人群，并在人群里做孤独的末路贵族式的、故作优雅的闲暇英雄。⑦朱大可显然不是。他走路步伐快捷，目光所过之处，很快的捕捉到他所要捕捉的信息。他无有“游手好闲”的时间。他关注的范围更为广阔。两个人唯一相类的地方在于他们皆在诗意的思考，皆在批评领域建立了一个新文类。朱大可在融入人群，观察人群之时，思考的重点是人作为人存在的意义，以及人如何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自救与他救的问题。而本雅明思考的更多的却是文人存在的意义，以及商业社会植入都市人群的自杀基因。同样面对传统的断裂与传统的庞大废墟，本雅明无法笃信，朱大可却是一个真正的笃信者。在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他要再造出一个上帝来：“终极信仰，就是人在世界上仅存下他一个的时候，还要起草关于未来的报告。正是这种自救的激情帮助笃信者克服存在的大限，企及个人主义神学所描述的那种最高幸福。”⑧很显然，这是一种存在主义哲学与个人主义神学的全新结合，这里面既有《西西弗神话》里西西弗的悲剧英雄的形象，并有朱大可个人主义神学信仰的无法熄灭的伟大激情。

3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

桑塔格在回忆罗兰·巴特时曾说，巴特面对着一个雪茄烟盒，都能归纳出好几种看法来。朱大可显然也有这种天赋的归纳能力。只要熟读他的文字，我们便能看出，无论何事、何人、何物，在他的笔下，皆可分出一二三来。若《五四新语文运动的五大发明》、《帝国暴力美学的“四项基本原则”》、《女胸的三种历史语义》、《民族柱的权力美学》等文章，皆顺手捻来，妙语连珠，亦庄亦谐，却视角独特，条理清晰，一针见血。一个人强大的分类能力来自于哪里？我认为这来自于他对美的敏锐感受力。良好的审美观本身便通向分类学领域。作为一个批评家，他的批评文本闪现着罕见的艺术光芒，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艺术品中思想的玫瑰朵朵怒放。他给中国的批评界、文学界以双重的奉献。他模糊了批评文本与艺术文本之间的界限，他给汉语建立了一个新文类。我更愿意将他称为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

对无法解读朱大可批评文本的读者而言，2007出版的《记忆的红皮书》，是一条理解其艺术修养的最佳长廊。这本闪现着智性光辉的书籍，体裁博杂：有散文、随笔、书评、先锋小说以及诗歌等等，但皆涉及到一个核心，那便是汉语写作本身。在《书架上的战争》一文里，朱大可如此谈及他对中国人记忆的看法“在这个失忆的消费天堂，记忆不过是异乡人的病态反应而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意识到，一个遭到简单曲解的时代，需要动用内在的生命体验来加以修复。这是我折回历史的原因。”显然，面对着一个容易患失忆症并充斥满以编织蕾丝花边歌功颂德为能事的官方文人的民族，朱大可试图以他个人的生活经历来修复我们千疮百孔的文化记忆体系。他应用他罕有的书写天赋，编织出一种独一无二的原创性朱式散文：既镂刻又反思、既轻逸又厚重，既抒情又思辨。这是一种字字珠玑的阐释性智式散文。正若本雅明论及普鲁斯特书写特征时所说的一句话，我必需在此引用：他“在记忆的蜂巢为他思想的蜂群建造起蜂房。”

在《小说烧杯和炼金术》里，我们第一次目睹了朱大可书写的小说。这个聪明人，他不但洞穿了语言与思想的秘密，还洞穿了寓言小说的开放性与拒绝阐释性。《罕达奇迹书》是最令我震撼的一篇小说。事实上它已经超越了一些曾经被称呼为先锋小说家的先锋作品。“罕达”这个乌托邦地名，隐喻着稀有到达者之意。小说以寓言的体裁承载，却闪现着诡异的童话光辉。当握有罕达秘密的小老王在监狱里将飞嘴一步步引向他所要到达的绞索时，我们才会发觉这个故事是反童话的。那么“罕达”究竟隐喻着什么？语言？社会？死亡？救赎？历史事件？……它是开放性的，可任谁也难以穷尽的阐释它。然而，它同样的事关民族记忆。

组诗《妹妹》是一组可以与聂鲁达情诗相媲美的诗歌。这组诗歌是朱大可对他所炽爱的汉语的深情呼告。在这组诗歌里，情欲的修辞与叙事的修辞达到了高度的互文性。一声声妹妹的呼喊凄婉悠长，撼人心魄。虽然他自己在后记里呈述了对汉语“盲肠”化命运的悲观预言，但《妹妹》的第八章《哥哥的招魂辞》却泄露了他永不退缩西西弗斯般的存在主义英雄气质：“妹妹啊，我永恒的妹妹/你就坐在枕边，笑颜如花”。显然，日渐垃圾化的汉语书写就是他所要搬动的那块巨石。我看到他将巨石一步步推上山去，他所深爱的“妹妹”坐落在他的灵魂深处与他融为一体。?

4反抗自身的反抗者

纵观《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话语的闪电》、《流氓的盛宴》、《记忆的红皮书》以及朱大可目前所撰写的古器物、建筑物符号分析的系列文章，可以看出这样一个有趣的事实：他的语言，在《流氓的盛宴》中纪录中国社会从1980——2006这二十余年的话语转型的同时，自身亦轻盈的转型。这种话语的变更，显然是考虑到传播之故而对读者做出的轻度妥协。他的研究对象，从终极价值（《信念的诞生》、《亚细亚痛苦及其消解模式》等系列神学研究文本）→中间价值（《洗脚之歌》、《流氓的盛宴》等系列涉及国家、家园、权力的中间价值研究文本）→基础价值（《灵玉的精神分析》、《民族柱的权力美学》等系列涉及基础价值的研究文本），呈现了一个从头到脚、从内到外，从精神到物质的全景式研究谱系。他的声音越来越令人亲近，他的文本越来越归于澄明，他的思维（由下到上）与他的研究方向（由高到低），呈现着一种有趣的倒转镜像。我更愿意将之理解为一种越来越成熟的思想者自给自足的平衡，一种内心足够强大的哲人的回溯性反思，一种反抗者从对外部世界的反抗，最后发展到对自身的反抗行为。或者，这便是朱大可永葆写作青春的秘籍：他的内心在笃信终极信仰的同时，不断的调整他自身的声音、语言、观点、姿势以及那深不可测的思维方式。

在一个平庸支配一切的年代，多数旧有的所谓知识、思想、文学先锋，不是向俗众投诚，就是其创作生命力衰竭倒退到令人吃惊的地步。而朱大可却展示出一种天才独有的，随着岁月的推进，激情更为飞扬的逆向创作青春。他的思想越来越先锋、越来越有力，但他并不冒昧激进，而是始终保持着一份恰当的、客观的理性。他颠覆，但不疯狂。他解构，同时建构。而每当同时代的人们，面对任何一种前无仅有、独一无二、远远超出他们能定义的美好事物时，总是喜欢追源历史，用一种约定的俗语来赞美他们所发现的事物。若美的像海伦一样，中国的巴尔扎克等等。我不赞美这种俗论，我等待着这样的一天，这一天必将被未来的人们所证实：看哪，这个人，他的作品像中国的朱大可！

摘自朱大可《燃烧的迷津》。

汉娜·阿伦特曾将瓦尔特·本雅明誉为“深海采珠人”。参见阿伦特所著《瓦尔特·本雅明》。

参见《胡河清文集》。

参见列唯·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

参见朱大可《流氓的盛宴》。

摘自朱大可《信念的诞生》。

参见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的抒情诗人》。

摘自朱大可《信念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