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初唐四杰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和贡献(6)

试论初唐四杰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四杰诗的风格也是变化多样的，有的朴素清新，有的沉雄壮阔，有的铺张扬厉，有的声色华美，各有各的风格，正如陆时雍在《诗境总论》中所概括的：“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藻厚，宾王坦易。”与齐梁以来的宫体诗相比较，他们具有一个***同的特征，即诗风开始转向刚健清新。一种积极进取的健康的思想感情，代替了宫体诗寄情声色的庸俗无聊的思想倾向。四杰诗也表现青年志士的英雄怀抱为主导内容，闪耀着积极进取的理想精神和乐观开朗的浪漫主义情调，有着生龙活虎的力量和欣欣向荣的情绪，即使抑郁愁苦，也是英雄受挫的悲鸣，而非庸人碌碌的颓丧，因而具有“刚健”、“雄壮”、“宏博”的特色，拉开了志在廓清“上官体”、“颂体诗”等浮华艳诗风，开创唐诗新境界的序幕和唐诗“风骨”美的先河。王勃自道：“若夫放旷寥廓之心，非江山不能宣其气，负郁怏不平之思，非琴酒不能泄其情。”(《春月孙学士宅宴序》)这种不平之气，不同与中唐以后孟郊之流的“感士不遇”，也不是叹老嗟卑，是刚健的，有冲击力的。诗歌被他们认为是抒发个人情怀最适宜的形式，向上进取精神及不平之气发之于诗，就形成了“浓郁的感情和壮大的气势”。①这与绮艳夺目而淡薄寡情的宫廷诗相比，显得生气勃勃，使长期以来生气萎绝的诗歌恢复了活力，呈现出感人的力量和“生龙活虎般腾卓的节奏。”②这鲜活蓬勃的生命力就是四杰提出得“风骨”的精神实质所在。他们又汲取六朝以来诗歌语言的精美工致，色彩的艳丽鲜明，音律的调协和婉，从而形成了雄放刚健、柔润美丽两相兼济的总体艺术风格。如果说齐梁诗风犹如在浓厚的脂粉下掩盖着江南弱女贫血的面庞，呈现出一种病态美，那么四杰诗风则如燕赵十八女儿，虽丰姿美艳，却秀色天成，充满了青春的活力，矫健可爱。③前人谓初唐诗“如池塘春草，又如未放之花，含蓄浑厚，生意勃勃”，④借来比喻四杰诗风最为恰当。许学夷云：“四子才力概大，风气复还。故虽律体未成，绮靡未革，而中多雄伟之语，唐人之气象风格始见。”(《诗源辨体》卷十二)四杰的意义就在于开盛唐诗的道路。此后盛唐时期之李、杜、高、岑等人，无论其家庭背景如何，也无论其是否进士出身，最初都是以下层士子的面目出现的，他们对壮大劲健诗美的追求，与四杰是一脉相承的，往往呈现为刚健之力和飞动之势。

　无可否认，四杰诗歌语言在一定程度上还带有南朝诗歌的流风余韵。譬如讲求骈偶，铺陈辞藻，时有堆垛之嫌，略露板滞之弊，谭元春批评骆宾王诗有时“极滞极拙”，正是这个道理。①有些字句雕琢过分，以至于语义难解，如王勃诗“流水抽奇弄，崩云洒芳牒”，“帝里寒光尽，神皋春望浃”，②就是如此。但是瑕不掩瑜，他们诗歌语言的主导倾向，却是发展了六朝诗歌绮丽而清新、藻绘而自然的长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形成了浏亮精工、美丽和婉的语言风格，这是在承继中新变和创造。在这总体语言风格统摄下，所以五言诗和七言诗的语言又各具特色。五言趋向于偶对精切，疏朗工稳，时有刚健之气;七言则骈偶藻绘，秾艳动荡，流利畅达，和婉可歌。由于四杰遭受挫折后，缺乏拼搏到底的精神，不如盛唐诗人那样经受着生活得磨难而仍不失昂扬进取得胸襟和乐观开朗的情怀，诗境未免局促，清新有余，深厚不足，缺乏渊灏之气;又以文采与时争胜，对六朝诗弊病认识不足;语言上新创不够，未能将华茂词采提炼到纯熟自然，妙造天成的艺术境界。这是历史的局限，但这并不能抹杀四杰诗歌的光辉，此后陈子昂的成绩正是在四杰诗歌创作的基础上形成，把四杰创建唐诗的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

　 综上所述： 初唐四杰实为初唐九十年诗歌发展历程中关键性的诗人，不仅是六朝诗的变革者，更是唐风初见的先行者。无论题材内容还是诗体形式，抑或是艺术风格，四杰都呈现出开创唐诗独特美学风格的风貌，不仅给沈、宋，而且更给陈子昂、李、杜、元、白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他们得以把唐诗发展到完全新的阶段。诚然，四杰的诗歌还有“遣词华靡，固沿陈隋之遗”的特点，但一方面这也是由于骈偶文丽文的影响以及个人对于文采的美的追求，这与齐梁陈的浮艳之风是有着天壤之别的。总之，他们在唐代诗歌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即越过齐梁直接晋宋，下开盛唐)的作用。崔融说：“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同照邻可以企之。”李白说：“骆宾王为诗，格高指远，若在天上物外，神仙会集，云行鹤驾，想见飘然之状。”(《诗人玉屑》卷十二《李太白集》)，可见四杰的诗文很受唐人的重视。杜甫也在其《戏为六绝句》中道：“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可见，唐人对四杰作了很中肯的评价。这就是“四杰”，历史的“四杰”扬之不可高，抑之不可太低。时至今日，无论是毁是誉，他们作为唐诗的第一座丰碑，是应该得到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