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赛宁为什么要写《白桦》这首诗

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叶赛宁（1895——1925），生于梁赞省一个农民家庭，由富农成分的外祖父养育。1912年毕业于师范学校，之后只身前往莫斯科，在印刷厂当校对员，同时参加苏里科夫文学音乐小组，兼修沙尼亚夫斯基平民大学课程。1914年发表抒情诗《白桦》，1915年结识勃洛克、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等人，并出版第一部诗集《亡灵节》。1916年春应征入伍，退伍后与赖伊赫结婚。1919年参与发表意象派《宣言》，后来又写了《生活与艺术》（1921）批判意象派，表明了他向现实生活的回归。1921年与邓肯结婚，第二年出游欧美各国，1923年返回苏联，并发表文章批判美国的生活方式。1925年9月与列夫·托尔斯泰的孙女托尔斯塔娅结婚，11月住院治疗精神病。12月26日用血写了绝命诗：“再见吧，我的朋友，再见，/亲爱的，你永远铭记我心间。/命中注定的分离，/预示着来世的重逢。//再见吧，我的朋友，不必话别无须握手，/别难过，莫悲戚——/这世间，死去并不新鲜/活下去，当然更不希罕。”28日拂晓前自缢于列宁格勒一家旅馆，时年三十岁，正是孔子所说的而立之年。 一年之后的冬天，他的坟头一声枪响，对他无限钟情而又被他一再错过的别妮斯拉夫斯卡娅为他殉情而死，据说叶赛宁绝命诗中“我的朋友”指的就是她。

十月革命使他的创作发生了根本转变，他歌颂革命，赞扬工人阶级，但从根本上他并不理解革命和苏维埃制度。因而流露出放荡不羁、玩世不恭的“叶赛宁气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组诗《莫斯科酒馆之音》（1921——1923）。“叶赛宁气质”很容易让人想起浪漫主义时代包孕两面性的“浮士德精神”，特别是“拜伦式英雄”，它们大致可以看作同一个诗人在不同时代的表现。“叶赛宁气质”其实是“乡村最后一个诗人”在时代变迁中发现自己站在时代发展的对立面的独特表现。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认为：“叶赛宁对待自己的生命如同对待一个童话，他像王子伊万骑着灰狼漂洋过海，一把抓住了伊莎多拉·邓肯，如同抓住了火鸟的尾巴。他的诗也是用童话的手法写成的，忽而像玩牌似的摆开文字阵，忽而用心中的血把它记录下来。他诗中最珍贵的东西是家乡的风光，那是俄罗斯中部地带，梁赞省，处处是森林，他像儿时那样，用使人眩晕的清新把它描绘了出来。” 叶夫图申科（1933—— ）则把他称为“一个最纯粹的俄罗斯诗人”：“叶赛宁的诗歌是一种土生土长的现象。叶赛宁的音韵放射着俄罗斯土地结构中所特有的那种矿物的神奇光彩。叶赛宁的诗歌是俄罗斯大自然，俄罗斯语言（包括童话、歌谣、乡村民歌、谚语和俗语、远古时代部分流传下来的咒语、哀歌、仪式歌曲）所独有的产儿。” 他们对叶赛宁的把握无疑是极其精到的。“忽而像玩牌似的摆开文字阵，忽而用心中的血把它记录下来”正是“叶赛宁气质”在其诗歌创作的两种不同表现。而他之所以被称为“一个最纯粹的俄罗斯诗人”正是由于叶夫图申科从深层次上把握住了导致“叶赛宁气质”的成因：出于对俄罗斯乡村的执着眷恋而不能认同现代文明的强大推进及其对乡村的破坏。如果说普希金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为争取民族自由鼓与呼的诗人，那么叶赛宁无疑在有意无意之中充当了一个时代的“反面角色”，他强烈渴望保留的是特定时代的地域文化，高尔基在分析他的死因时就认为他死于城乡文明的冲突，这个判断是相当深刻的。叶赛宁与白银时代的其他诗人不同的一点是，在十月革命之后他没有流亡国外，象吉皮乌斯等人那样发誓与十月革命势不两立。除了与邓肯出游的那两年，他一直固守在俄罗斯土地上。然而，现实的发展越来越让他感到痛心：“在蔚蓝色田野的小径上，/很快就会出现钢铁的客人。/朝霞浸染的燕麦，/只剩下一些干瘪的籽粒。//陌生的死气沉沉的打谷场，/给你唱的歌不会使你获得生命！/只有那些马匹和燕麦/将为年老的主人忧伤。”在《四旬祭》中，他直接用“铁马”（即火车）与活马竞赛的典型场景来体现这种冲突。和他生活在同时代并有交往的帕斯捷尔纳克对叶赛宁充满了理解的同情：“叶赛宁的风景诗的地位，在他的作品为现代大都市的迷宫取代了。一个当代人的孤独的灵魂在这个迷宫里迷失了方向，破坏了道德，他描绘的正是这种灵魂的激动的，非人的悲惨状态。”

当然，如果把叶赛宁之死仅仅归结于城乡冲突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他的三次婚姻引人注目。第一次婚姻的破裂令诗人懊悔不已，如果说他以前的放荡是由于翻转了天地的风暴使他“不明白不祥的事变要把我引向哪里”造成的，那么，赖依赫和他分手后，他“继续往下堕落”就不能不说与婚姻破裂无关了。在他自杀的前一年，他还写了《给一个女人的信》向赖依赫倾诉衷肠。歌德说：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那么，失去引领之后会怎么样呢？不能否认叶赛宁的堕落身死不是其中的一种结局。他与美国舞蹈家邓肯的那段闪电恋情不无浪漫又充满酸辛，他们以闪电般的速度走到一起，又以闪电般的速度各自走开。在众人羡慕而又不解的目光里抚摸爱情的创伤。他的第三次婚姻还不到半年，诗人就告别了尘世。

这里撇开作品来谈诗人之死似乎有些言不及义。而我以为叶赛宁之死正是困扰现代人的根本难题，不管他是一个天生的文明人，还是一个经过转换之后而形成的文明人，也不管他是与时俱进还是梦回唐朝，他已经不可能躲过叶赛宁遇到的这些问题。叶赛宁之死是种种因素作用于诗人心灵以至郁结为精神危机的必然结果。在他之前，也有诗人自杀的情况，但是诗人自杀现象却是从他这儿开始的。时间永是流驶，岁月依旧循环，而自从叶赛宁宣称“我是乡村最后一个诗人”之后，纯粹的抒情诗已经达到了它的颠峰，同时也走到了它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