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乱华
和这个关系不大。冷兵器时代胡人是非常强大的，胡服骑射就是最先进的装备；只要不压制便会掘起。汉武帝压制了胡人几百年。到三国内战时，人口锐减。从曹魏开始，为了补充人力，纵容胡人内迁，胡人又开始在中原崛起。到五胡乱华时，胡人开始压制过汉人。到263年 (景元四年)中原汉人767万,胡人870多万。在之后的近六百多年，胡人一直压制过汉人。南北朝（五胡十六国）（鲜卑政权为主，多种胡人政权并存，孝文帝改革，鲜卑汉族开始融合，促成了今天意义上的汉族）；隋朝（鲜卑政权,孝文帝改革之前意义上为胡人，游牧民族后代,今为汉族。）、唐朝（鲜卑政权,孝文帝改革之前意义上的胡人，现代汉族的一部分）、五代（沙陀）
157年(东汉永寿三年) 汉人人口10,677,960户 56,476,85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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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地理志》“至桓帝永寿三年（157年），户一千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斯亦户口之滋殖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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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世纪，百年瘟疫(二千年来二大瘟疫之一)横行，战乱不止,人口减少，游牧民族大量涌入中原地区，汉人有好几次面临被灭绝。汉族开始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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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04年至219年（建安九年至建安二十四年）中原地区流行瘟疫凶猛)，元凶流行性出血热（疑似）,重灾区中国长江以北，死亡人数约2000多万。特别是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死人特多。“建安七子”中,孔融208年卒，阮瑀212年卒，还有五个尚在，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王粲都在217年这场瘟疫殒命。曹丕诗歌《又与吴质书》“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曹植《说疫气》“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张仲景家族本来人口众多，达两百余人口，但在不到十年的瘟疫流行期间，竟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死去了，而其中又有七成是死于伤寒。)，医圣家族尚且如此,更何况普通百姓，有的村庄甚至几乎全部死亡！275年(咸宁元年十二月)《晋书》“是月大疫，洛阳死者大半。”276年(咸宁二年春正月)《晋书》“二年春正月，以疾疫废朝。赐诸散吏至于士卒丝各有差。”
(注:当时人通称其为“伤寒”。据学者考证，可能系流行性出血热。这种疾病的主要症状为：由动物(马牛羊等)作为病毒宿主传播，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发病急猛，死亡率很高；患者往往会高热致喘，气绝而死；有些患者又血斑瘀块。在瘟疫来临的初期，面对可怕的瘟疫，人们几乎是束手无策，只能在绝望中等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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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战乱、瘟疫、饥荒，人口锐减,从曹魏开始，为了补充人力，纵容胡人内迁,引狼入室开始。胡人入塞久，掌握中原比较先进的生产技能，上层部帅亦通晓中国传统文化。待到三国之后的西晋，因内乱不休，无力对付近在肘腋下的匈奴鲜卑等族人，这就给胡人以可乘之机。所以三国时代正是胡人养精伺隙的关键时代，胡人开始逐渐汉化，不再是抢夺财物后就跑，五胡乱华后开始逐鹿中原。三国也是胡人在中原建立王朝的准备阶段，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史料见下面的材料1)。
263年 (景元四年) 汉人767万,胡人870多万。(史料见下面的材料2)
265年晋武帝称帝，建立西晋，大力发展农业,战争结束，颁行户调制，实行占田制，减免徭役，设立“常平仓”,登记户口恢复,导致人口的增加。晋武帝在位的时期是西晋社会经济最好的时期。
280年灭吴时总人口:2,495,804户，16,163,863人(史料见下面的材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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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年开始实行占田制,很多搜括而出的隐漏浮逃人户，未统计到的17年间大量的增殖人口,流民,注籍占田，使国家户籍剧增。（估计也和更新了蜀降时未更新的户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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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年(晋武帝太康三年)，户口调查为全国3,770,000户.(查无原史料的人数，百度百科“中国人口史”写约23,800,000人，基本上与户数377万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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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陈群传》注引《晋太康三年地记》：“晋户有三百七十七万，吴、蜀不能居半，以此言之，魏虽始承丧乱，方晋亦当无乃大殊。”
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推行轻徭薄赋，全国范围推行占田制。脱离户籍的人为了取得土地的合法所有权，就必须得重新向国家登记户口。隐户和冒牌荫户转变成国家的编户。太康三年国家编户的激增，主要应是这次与推行占田制联系在一起的检括户口、整理户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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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的统一局面只维持了十一年，就发生了291年～306年八王之乱，人口锐减，西晋的力量消耗殆尽。紧接着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几乎灭绝汉族的“五胡乱华”。汉人开始衰败，五胡匈奴、羯、鲜卑、氐、 羌等胡人开始瓜分中原，胡人政权开始掘起。
匈奴、羯、鲜卑、氐、 羌等胡人开始瓜分中原，屠城掠地，淫虐食人，北方汉人被匈奴和羯族屠杀的只留下四五百万。《晋书》“北地沧凉,衣冠南迁,胡狄遍地,汉家子弟几欲被数屠殆尽。”。五胡乱华导致华北汉人在八年之内消失80%的五胡乱华。汉赵刘聪（匈奴政权）在位时东晋有540万人口，华北地区有700万人口（数目自百度百科“中国人口史”）。后赵灭亡时(351年)华北地区汉族不到100万人（查无原史料的具体人数，人口数来自百度百科“中国人口史”/view/497322.htm）。在汉人面临被灭绝的绝境中，终于迎来了挽救汉人于亡族的冉闵，349年冉闵夺取了后赵政权，发布了“杀胡令”，从而引爆了汉族人民积压了近半个世纪的国仇家恨，点燃了汉族人民的复仇反抗怒火，于是汉族人民对胡人进行空前规模的民族复仇。“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匈奴人在中国遭到了种族灭绝的灾难，***有二十万匈奴人被杀，迫使匈奴人西迁；羯族被基本杀绝。冉闵率军于凌水河畔大败鲜卑二十万，擒斩燕军七万余人。350年，冉闵立国称帝，史称冉魏。向五大胡人展开了复仇之战。受到冉闵“杀胡令”的鼓舞，当时的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北部和陕西的汉人，纷纷起义兴兵，关中80万汉人千里跋涉来投冉闵。汉人奋起诛杀“高鼻多须”之胡人无数，虽有很多长得像胡人的汉人被误杀，但也杀尽了胡汉混血儿，保证汉人血统的纯正。在这场血腥的报复战争中，大约有五十万以上的羯族与匈奴族被冉闵消灭，算上其他地区汉族的攻击和胡族之间的残杀，估计当时***有两三百万胡人死于汉民族的复仇之战。迫于冉闵的武力威胁，氐、羌、匈奴、鲜卑等族数百万人退出中土，各返旧地。在返迁的路上这些人又不断相互攻击掠杀，能成功回去的人十个人中仅有二三人。杀胡令间接杀了数百万胡人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并驱逐胡蛮出中土。《晋书》“与羌胡相攻，无月不战，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352年，前燕慕容儁(鲜卑)联合石祗和羌族姚弋环攻冉闵，冉魏灭亡。
汉人再次面临被灭族的危机,胡人开始强盛，开始进入了鲜卑汉族融合史,特别是孝文帝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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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汉姓易汉服改籍贯通汉婚讲汉语”，禁止鲜卑贵族穿着胡服，一律改穿汉族衣服。一律改说汉语，在朝廷上说“胡话”就降职或者撤职。把100多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改变鲜卑人的籍贯；特别是鼓励同汉族通婚（与元朝完全不同，清朝也是到慈禧太后才废除“满汉不通婚”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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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族进入了逐鹿中原甚至压倒过汉人成为中原主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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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五胡十六国）（鲜卑政权为主，多种胡人政权并存，孝文帝改革，鲜卑汉族开始融合，促成了今天意义上的汉族）；隋朝（鲜卑政权,孝文帝改革之前意义上为胡人，游牧民族后代,今为汉族。）、唐朝（鲜卑政权,孝文帝改革之前意义上的胡人，现代汉族的一部分）、五代（沙陀）。有人肯定会反驳说隋朝唐代不是鲜卑政权，那有意义吗？隋唐本是鲜卑汉族融合史。其祖先本为鲜卑贵族，世代与鲜卑通婚。且不追究其先祖是不是孝文帝改革后汉化的鲜卑，且不论“附宗陇西狄道”，就论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隋文帝杨坚哪个不是其祖上几代的妈必定是鲜卑女，身上有1/8以上的"狭义上的当时汉族"血统吗？其接下几代更不用说了，后继之君之母必为鲜卑女。且说汉人皇家传是极看重血统的,立汉族庶女为皇后都有极大阻力，更何况连续几代立胡女为后，更何况连续几代立胡女所出为君。汉人皇家传是极看重血统的。就算李渊、杨坚有1/8汉人血统，在隋和唐祖先开国四代后的君主连1/64都没有了。隋代和唐朝如果不是鲜卑政权，很难解释刻意与鲜卑通婚。有人说孝文帝规定鲜卑必须与汉族通婚的结果，娶鲜卑更证明唐隋是汉人；可是史实上并非如此，史实上只是不禁止鲜卑与汉族通婚，鼓励与汉族仕族通婚以巩固统治。查下北魏和隋朝汉化鲜卑族的官员史料就可以证实鲜卑族取鲜卑族的为多数。再退一步讲，就是孝文帝规定鲜卑族必须娶汉女，可是汉族并没有规定要娶鲜卑女，因为汉族的正统观念没那么快消灭，在封建汉人文化观念中，胡女所出非正统；就是在现在，汉族人的血统观念还大有人在。其实也不只是汉人，元朝的禁止蒙汉通婚，和清朝禁止满汉通婚就是例证。再更退一步讲，就是隋唐两朝的先祖是汉人，开国后多代皇后立鲜卑女和多代为鲜卑女所出继位的条件，就必须是朝廷中鲜卑力量压过汉族力量，鲜卑权臣的实力压倒过汉族权臣的实力，为其所必须依靠。即使是这样，也说明了鲜卑族执掌国家政权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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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1:
《晋书》
“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
匈奴胡人也成为从事农耕的田客，以至太原诸部役使的匈奴田客即有达到数千人者。
《三国志》
“正始中，徙游击将军，为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使持节，护匈奴中郎将，怀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贵人多寄宝货，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于壁，不发其封。及征为尚书，悉以还之。”
匈奴部众尚有被卖为奴婢者。总之，内迁的匈奴部众，已逐渐转向农业经济，并且纷纷沦为田客和奴婢。
《载记第一刘元海传》
“刘元海，新兴匈奴人……初，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于扶罗子豹为左贤王，即元海之父也……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尝谓同门生朱纪、范隆曰：“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太原王浑虚襟友之，命子济拜焉。 ”
刘洲一家，作为匈奴的贵族，历汉、魏、晋三代而未衰，但已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刘洲本人少时家境甚为富裕，故能诵读书传，他既明古学，故能与名儒士大夫贯通一气，而为太原士族王浑等友敬。由于刘渊懂得帝王统治人民的史实，更助长了其野心。一到时机成熟，刘邦昔日“大丈夫当如此也”的喟叹便在刘渊脑际盘旋，而欲“成高祖之业。”
三国战乱人口锐减,从曹魏开始，为了补充人力，纵容外族内迁,引狼入室开始。匈奴在三国时表面似无作为，不过为军阀的附庸。然匈奴入塞既久，其部众既渐从事农业，掌握中原比较先进的生产技能，上层部帅亦通晓中国传统文化。其民族凝聚力既然保存，但许多人口又沦为田客、奴婢，深受汉族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此皆可资匈奴上层贵族利用。待到三国之后的西晋，因内乱不休，无力对付近在肘腋下的匈奴等族人，这就给匈奴贵族以可乘之机。所以三国时代正是匈奴养精伺隙的关键时代，也是此后他们在中原首次建立少数民族王朝的准备阶段，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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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2:
240年吴人口： 《三国会要》:“吴赤乌五年，户五十二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
263年灭蜀时蜀魏总人口:《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景元四年，与蜀通计，民户九十四万，口五百三十七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