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听章子怡的诗歌曲

42岁这一年，她在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中初执导筒，导演其中的《诗》篇章，讲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航天人的故事。

| 作者：许晓迪

公元14世纪，一个叫陶成道的明朝人，决定实现自己的飞翔梦。他坐在一张捆绑着47支火箭的椅子上，手持两个大风筝，用生命向天空发射了人类的第一次火光，硝烟散尽后，粉身碎骨。

中国人对“飞天”的热望刻在 历史 的长河里，从木鸟到竹雀，从纸鸢浮游到硝烟腾空。哪怕在一穷二白的年代——零下30摄氏度的呼啸北风、漫天飞扬的黄沙，窝头和盐水是三餐，破旧的土坯房是居所，也不忘向天空和星宇倾诉衷肠。这样的岁月，被中国航天界元老戚发轫院士评价为：一种艰苦而幸福的生活。

在即将公映的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中，《诗》这一单元讲的就是这群航天人的故事。

中秋节那天，主创团队在北京航天城举行了一场放映活动，88岁的戚发轫含泪看完了片子。他想起那一天在酒泉基地，“东方红一号”点火后芯箭分离，搞火箭的同志兴奋得跳了起来，他却不敢高兴。等卫星绕了半圈到达喀什站，他才跳了起来，那是终身难忘的幸福。

导演是一位“新人”——章子怡，从影22年，合作过张艺谋、李安、王家卫、冯小刚、吴宇森等各大名导，拿过金鸡奖、百花奖、华表奖、金像奖、金马奖五大“影后”，在42岁这一年，初执导筒。在《诗》中，她展现的是黄沙漫天与星空蔚蓝下，一个四口之家普通而悲壮的故事。而在他们背后，是一群啃着窝窝头、与炸药为伍，却梦想“在天上写诗”的航天人。

对章子怡来说，第一个难点是找到故事的原点——航天人的事迹浩如烟海，哪一个更打动人心？

她做了大量人物采访，8个月的时间，底稿素材生成了十几版：义无反顾投身科研的夫妇、发射基地小学里默默教书的校长、科研家属院里做风筝想让八音盒飞上天的孩子……每一个都通向无数的可能。

直到“火药雕刻工”徐立平的故事进入她的视野。固体火箭发动机是运载火箭和导弹装备的“心脏”，里面装满橡胶一样的燃料，徐立平的工作就是用刀具为燃料整形。这是一道极为精细、危险的工序，几克的燃料就能剧烈燃烧，徐立平却要在几百公斤燃料的包围下，雕刻出误差不超过0.2毫米的火药药面。如此30多年，他的身体因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而畸形地扭曲，头发也因频繁接触火药而越发稀少。

“每一次落刀，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这是2015年《感动中国》授予徐立平的颁奖词。章子怡被这个工作所吸引，继而发现了一群为发射“中国第一星”筚路蓝缕却隐于幕后的航天人。

“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着。”这是中央对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提出的要求。上不上得去，要看长征一号运载火箭能不能把卫星送上去。一级、二级是液体发动机，已试验成功；难的是第三级固体发动机，国际上严密封锁技术，一切靠自力更生，摸着石头过河。

1965年，当烈风拂过内蒙古的戈壁草滩，一群外省青年来到这里安营扎寨，秘密开展一项代号为651的工程——研制第三级固体火箭发动机。这里常年风沙弥漫，每跨一步都会被流沙阻滞着后退半步，腿肚子不久就酸疼僵硬。全体干部职工，一边搞科研生产，一边自己动手脱土坯，在荒坡野岭上盖起“干打垒”，一年四季，基本靠窝头、土豆和白菜果腹。

50多年后，章子怡带着剧组来到这里拍摄，将已成为断壁残垣的“干打垒”和小学校，复原成原来的模样。当年在内蒙古工作的第一代航天人、76岁的高崇武来片场观摩时，一下“好像穿越了时空”。摄影机架在他和同事们住过的房子里，演员们忙碌在真实的发动机试车台。防爆墙钢筋裸露、斑驳陆离，是当年被上千度烈火煅烧留下的累累伤痕。

高崇武为章子怡讲了很多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他最难忘的人是总工程师杨南生。1950年，杨南生放弃英国的高薪聘请，辗转回国，扎根荒漠。他的一条腿患上严重的坐骨神经痛，就用另一条好腿蹬着破自行车，每天顶着大风“沙漠走单骑”。那时没有高速摄影机，为了弄清发动机失败的爆炸点，杨南生常站在一墙之隔的观察窗后仔细看。透明的有机玻璃只有5厘米厚，一旦爆炸，后果不堪设想。

1970年4月24日，杨南生带领的队伍用第三级固体发动机的最后一推，将“东方红一号”送入了太空。电影里，黄轩饰演的父亲身上就有杨南生的影子——同样地骑着自行车在荒野穿梭，同样地在试车间的观察窗后与爆炸和死亡狭路相逢。星空下，他和儿子在跷跷板上谈心，隐秘地说起自己的工作：“我是个诗人，是个在天上写诗的人。”

为了“上天写诗”，父亲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看电影的时候，高崇武不断流泪。他想起了那些年亲自见证过的燃烧和爆炸，想起了那些牺牲的战友，想起了当年航天人的那句口号：“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高崇武还给章子怡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年，4个科研人员正用高压水切割推进剂，结果发生了爆炸，全部牺牲。其中有一个小伙子，原本打算下班后和女朋友坐火车回老家，第二天就是他们的婚礼。高崇武去慰问时，女孩正躺在床上，看见他马上站起身，没有一滴眼泪，只是反复地说：“我能撑得住。”

电影中章子怡饰演的母亲，正是这样一个女人。丈夫牺牲后，她不能告诉孩子噩耗，只说爸爸在加班，把痛苦深埋心底。单位的男同事们决定晚上集体不回家，伪装加班的假象。她手捧骨灰，深深鞠躬，脸上的肌肉不受控地抽搐着，再也无法克制住泪水。

丈夫牺牲后，她依然继续着未竟的事业，继续着世界上最危险的工种之一——在火药上“微雕”。为塑造好这一角色，章子怡亲自到车间，向全国劳动模范罗怀聪学习。第一天上刀雕刻，3个多小时后，她的手就磨出了茧子，静默中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

车间的窗户很低，一抬腿就能迈出去。罗师傅告诉章子怡，这样发生爆炸时，大家才能及时跑出去。工作时，空旷的厂房只有一两个人，一干好几个小时，因为火药的毒性，人出来后脸都是绿的。高崇武说章子怡演出了一种“心理重压下的呕吐感”，那是他在同事们脸上时常见到的神情。

而面对孩子，母亲承受的是另一种压力。

为找到合适的小演员，章子怡面试了不下500个孩子。离开机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剧组就带着小演员来到拍摄地。他们很快融入其中，天天玩土、滚铁环、打弹弓、和泥巴，一个个晒得黢黑，精力旺盛。

电影中有一幕感动了很多人。大雨倾盆的夜晚，房子被水淹没，儿子在一片漆黑中哭着质问母亲，爸爸是不是死了，为什么不回家？狂风骤雨后，母亲拿出一盏孔明灯，告诉儿子，他们就是做这个的，而“妈妈有一天也会死”。夜晚，儿子放飞孔明灯，对着天空大喊：“妈妈，我不要你死。”

那场雨夜的戏，拍了3个晚上。小演员正在换牙期，拍戏时戴着假牙，说台词时一激动，牙掉在了污泥里，“我们就帮他‘满地找牙’”。母亲要打儿子的屁股，章子怡心疼，给小演员穿了几层屁垫，结果哭得不够真切。执行导演发火了，让全脱掉。章子怡舍不得，只脱了一层。这回，小演员有了感觉，“不是我把他打疼了，是他真的入戏了”。

演完这场撕心裂肺的戏，章子怡却要赶快“出来”看监视器，还要想着调动孩子的情绪，“挺精分的”。

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她的拼命。那段时间，章子怡每天只睡3个小时，每收到一版剧本，都会组织大家围读。遇到专业上的问题，就请教高崇武，“有时半夜12点、1点了还在找我”。执行导演更是常被“骚扰”。章子怡看了某个纪录片，觉得在置景和美术方面可以有所借鉴，即便已经深夜2点，也会立刻给她发微信。

直到现在，章子怡仍觉得一切像梦一样。“我从没想过做导演，但这个工作来了，就勇敢大胆地做吧。”

章子怡一向是个“不惜力”的人。那些流传多年的故事，反复印证着这一点：11岁到17岁，她在舞蹈学院昏天黑地地练功，天资不够，就在熄灯后摸黑到练功房压腿，晚上睡觉，都把腿放墙上睡。

进入中戏，她没过一天肆意挥霍青春的日子，天天为把作业做好着急上火。她排过一个小品，老师常莉看她一双小细胳膊，和面特别地道，问她在家是不是常烙饼。章子怡说不是，“是我妈每天给我2斤面练”。

拍《我的父亲母亲》，她成天和农民混在一起，每天喂猪种地。电影里，跑都是真跑，摔都是真摔，为一个走路颠簸的镜头，她穿了8条裤子。

拍《卧虎藏龙》，她和杨紫琼的替身对打，指甲被削掉，就把拇指插在雪里止痛；吊钢丝时，直接拿脸往墙上撞。

拍《英雄》，没戏的时候，她就搬一个小板凳守在外景地，学习梁朝伟、张曼玉他们怎么演戏，香港媒体给她起外号，叫“板凳公主”。

编剧史航把章子怡的前半生形容为“低空飞行”，“看似很大空间，但是其实上面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是被透明的隔断阻隔着”。

直到2013年的《一代宗师》。王家卫一拍3年，“宫二”章子怡与师兄在火车站对决那场戏，零下30摄氏度的东北，她打了一夜。凭借这个角色，章子怡拿下12个“影后”。电影里，她有不少精彩台词，最喜欢的却是梁朝伟说的一句：“功夫两个字，一横一竖，站到最后的才是赢家。”

拍摄《诗》，给了章子怡另一重体验。杀青前最后一场戏，是一段近3分钟的“一镜到底”。镜头由土地向上，穿过沙尘，跟随孩子的脚步走进“干打垒”宿舍，走过科研基地的小广场，眺望远处的试车台。

为了这个长镜头，剧组排练了3天，拍摄了3次，整整40多条素材。每一条拍摄后，章子怡都从监视器前跑到现场，给15组小朋友耐心讲解，加油打气，再跑回到监视器前。她希望这个难度大到有点“任性”的镜头，能串联起观众的记忆、 情感 与力量。

中国航天走过的每一步，又何尝不是“不惜力”地攻克每一道难度大到“任性”的堡垒？《诗》的最后，已是航天员的女儿在神舟飞船的窗口看到了“东方红一号”从身边滑过，它正是父辈们研制的火箭发射到天上的那颗星。

“东方红一号”确实还在飞行。当年，钱学森在西安卫星测控站，满意地对杨南生说：“你给的推力不小啊！”这就是这颗星现在仍在太空的原因。它依旧围绕着地球，迎接后辈们在天上续写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