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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诗》

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⑴。黄绮⑵之商山,伊人亦云逝⑶。往迹浸复湮⑷,来径⑸遂芜废。相命肆农耕⑹,日入从所憩⑺。桑竹垂余阴,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⑻。荒路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⑼,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⑽。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⑾,四时自成岁。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⑿。淳薄既异源⒀,旋复还幽蔽⒁。借问游方士⒂,焉测尘嚣外⒃?愿言⒄蹑轻风,高举寻吾契⒅。

[注释]⑴全句意思是秦王朝暴虐无道,造成战乱,贤人们都逃离世间。嬴氏,指秦王朝。天纪,指合理的社会秩序。⑵黄,夏黄公。绮,绮里季。秦末汉初时高士“商山四皓”中的两人。⑶全句意思是桃源中的人就在此时也离开了世间。伊人,指桃源中人。云,语助词,无义。⑷全句意思是桃源中人初进山的路渐渐湮没。迹,足迹,代“路”。⑸来径,来时的路,与“往迹”同指,但角度不同。⑹全句意思是,桃源中人互相勉励致力于耕田。肆,尽力。⑺憩,休息。⑻这两句的意思是,春天养蚕,丝尽归己;秋天庄稼熟了,也不用缴纳租税。靡,无。⑼全句意思是按古制进行祭祀。俎豆,古代祭祀时所用的礼器。⑽游诣,游玩。⑾纪历志,岁时的记载。⑿这两句的意思是,桃源中人的奇异踪迹从秦末到晋已隐没了五百年,却被渔人在这一天发现了。五百年,约数。敞,开放。神界,仙境。⒀这句意思是桃源中的淳厚风俗跟浇薄的世风,二者本源不同。⒁这句意思是,渔人离开不久,它又隐没了,指记中的“遂迷,不复得路”。⒂游方士,游于方内的人,指世俗中人。⒃这句的意思是,世俗中人不能测知尘世以外的事。尘嚣,指尘世。⒄言,语助词,无义。⒅契,契合,指志趣相合的人。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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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诗并记》是陶源明归隐田园十六年后的作品。年轻时的陶源明也曾有过“大济于苍生”之志,可是他生活的时代,正值社会动乱,战祸不息,民不聊生。加之家境早已败落,寒门之士,也只能是“壮志难酬”了。正因为此,陶渊明才选择了“击壤以自欢”的道路。退居田园,躬耕自资,感受到的是农民的淳朴可亲和田园生活的可乐。而现实生活的政治黑暗又无不激起他思想上的波澜,他无法改变这种现状,只好借助于笔墨抒写情怀,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美好情趣。于是便有了他的《桃花源诗并记》。

《桃花源诗并记》,都是通过对一个借想的“桃花源”的叙述,赞叹,表达了作者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批判,它是在丑的面前高举起的一面美的镜子。“记”中所描述的“桃花源”是这样一幅图画:“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飞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是一种和平宁静,安居乐业的生活。“往来种作”突出人人辛勤劳作,“怡然自乐”可以看出“丰衣足食”的愉快,对土地,房屋,鸡犬的描绘则曲婉地表现出社会安定。而桃源人“设酒杀鸡作食”,“各复延至其家”则又表明桃花源民风的淳朴。“诗”中的“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暖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叟纵行歌,班白欢游诣。”同样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和平安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相命而耕,春收秋割,鸡犬互鸣,童叟欢愉。这样与“记”中所述的民风之纯朴又互为表里,互相补充,形成一个令人神往的桃源仙境。可以说,“记”和“诗”在主题中心和立意构思角度是一致的。

但比较二者,我们又不难发现二者在体裁上,内容的选择安排上,具体的表现手法上,又各具特色。

从体裁上看,“记”是以散文的形式来记叙渔人发现,探访桃花源的经过。桃花源的发现是在渔人的“忘”路之远近的情况下,“忽逢”而见的,而且是置于长长的绿水,夹岸的桃林,缤纷的花片中,这样就给人一种神秘变幻之感。桃花源的消失也显得扑朔迷离,有如梦幻。但同时作者笔下的桃花源又自然逼真,亲切可感,因为文中有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写的又是渔人的亲闻亲见。这正是散文这一体裁的特性,使得文章具有了曲折新奇的故事情节。“诗”则是侧重叙述桃花源的社会制度和诗人的一种向往之情,它不同于“记”的入微摹神和绘色刻画。诗中表明的社会观,是以道家的“淳”对抗现实的“薄”,由此衬托出黑暗社会激发的一种矛盾。这样,这种超脱的精神所形成的独特的胸怀,又使诗中蕴含了一种超然的意境,因此这种看似平缓的叙述也就带上一种清雅脱俗的意韵。这些正是由“记”和“诗”的不同的体裁所决定的。

从内容的选择上看,其一,“记”是以渔人的所见所闻为线索组织全文,这样在内容的选择上,必然局限于一时一地之见闻。而“诗”则是作者以第三者的身份来叙述,这样就可以多侧面多角度的辐射壮的铺陈。“记”的内容选择从细微出着眼,可摹状绘神。而“诗”的内容选择则从大处落笔,以拓其面。这样两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极好地反映了主题。其二,“记”中受文体的限制,故而选择了富有情节性的太守“寻向”不得的细节来表明心愿--高士刘子冀欲往,作者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样显得含蓄,意味深长。而“诗”则发挥诗体表情的优势,直接议论:“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来点明桃花源不可及的原因,显得自然真挚。

从具体的写作手法看,由于“记”,“诗”体裁不同,两者在具体的表现手法上也就迥然不同,实为“异曲”。首先从笔发上看,“记”多用描绘,如“乃大惊”的神色,“皆叹惋”的情态等,写得细腻生动;而“诗”则多用叙述,议论,显得平缓蕴韵。其次,“记”的语言简洁生动,如“土地平旷”诸句,言不多而尽出桃源风貌。李公焕说,《桃花源记》言“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造语之极简妙。而“诗”的语言则显得质朴自然,近似口语,全无雕饰做作之痕。再其次,结构上“记”以渔人串文,从美丽宁静的环境,写到男女衣着,劳动和欢愉的精神风貌;从这些人的生活,写到他们的来历,层层深入,次序井然,条理清晰。而“诗”由叙“先贤避乱”自然而巧妙地引出议论,叙议结合,浑然一体。叙是议的基础,议是叙的升华。最后,从个别局部看,“记”中言避世由来,运用插叙的手法,巧妙而不突兀;而“诗”中则运用顺叙的手法娓娓道来,自然而顺畅。

总之,《桃花源诗并记》两者主题构思角度相同,而体裁手法各异。二者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构成一个完美的整体,极好地表明作者的爱憎情感和志趣,愿望。实为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