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间派的明末清初诗派

明末清初，江南地区活跃着三个有影响的诗歌流派，即以钱谦益为代表的虞山诗派，以吴伟业为代表的娄东诗派和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诗派。这三个诗歌流派的创作，代表了鼎革前后东南文坛以至那一时代诗界的最高成就，形成了一个文学高潮。这一高潮，是明诗发展的总结，也为清诗的发展开拓出宏衍的局面，而流派之间既各为营垒，自为旗鼓，又互相联系，道艺相通，成为诗歌史上引人瞩目的一个现象。

在虞山、娄江和云间三派之中，以几社为依托的云间派实际上开派最早，演变的过程也最为复杂。该社始创于崇祯二年，首事者六人，即夏允彝、徐孚远、杜麟征、周立勋、彭宾、陈子龙，皆松江著名文士。其时“卧子子龙先生方弱冠，闻是举也，奋然来归。诸君子以年少讶之，乃其才学则已精通经史，落笔惊人，遂成六子之数”（杜登春《社事始末》）。可见其初陈子龙在几社中并非中坚，然而在云间派的发展过程中，陈子龙以其卓荦的才华走到了几社的前台，成为云间派的首席代表。

云间诗派早期主要成员有陈子龙﹑李雯、宋征舆、宋存标、宋征壁等。稍后成员则有夏完淳、钱芳标、董俞、蒋平阶等。其中夏完淳很特殊，虽为后期成员，却与早期领袖陈子龙同年去世。但因为年纪小陈子龙23岁，所以仍列入后期成员。

云间诗派以陈子龙、夏完淳最为杰出，二者的诗歌抒陈爱国抱负，慷慨悲壮。同时，陈子龙、夏完淳均文采斐然，善写七言歌行，不独以气节为诗文特征。除七言歌行之外，陈子龙还擅长七言律诗创作，而夏完淳则更擅长五言律诗。

云间诗派是明末清初三大诗派之一，与钱谦益为核心的虞山诗派、吴伟业为核心的娄东诗派鼎足而三。但是因为陈子龙、夏完淳、李雯入清不久就去世，云间诗派迅速衰落，直接影响比虞山诗派、娄东诗派小一些，但是云间诗派倡导的“宗唐”取向以及他们对声韵格调的重视，则又影响了娄东诗派领袖吴伟业。 云间诗派是明末清初三大诗派之一，与钱谦益为核心的虞山诗派、吴伟业为核心的娄东诗派鼎足而三。但是因为陈子龙、夏完淳、李雯入清不久就去世，云间诗派迅速衰落，影响比虞山诗派、娄东诗派小很多。

从根源上考虑，云间诗派与娄东诗派都是明代复古派的后期代表，遵循的都是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主义文学思想，而两派盟主陈子龙和吴伟业也是至交好友。吴伟业诗歌风格的第一次转变是由学习杜甫等人的沉郁风格转向学习六朝、初唐的辞藻声韵，这明显是受陈子龙影响，第二次转变是由抒情诗转向叙事诗，明末时的《洛阳行》受陈子龙《大梁行》影响，但是风格已有较大区别，偏向于元稹、白居易的叙事诗风格，这一变化与陈子龙有一定关系，第三次转变是更加彻底地向元稹、白居易叙事诗风格靠拢，但仍然熔铸六朝、初唐之辞藻声韵，在“律化”方面走得更远，这与陈子龙已经完全无关。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陈子龙对吴伟业诗歌风格的转变有过两次影响，正因为此，同治年间诗人朱彭年赋诗评价吴伟业：“妙年词赋黄门亚，复社云间孰继声？一自鼎湖龙去后，兴亡凄绝庾兰成”。此诗认为吴伟业诗继承了明末云间诗派陈子龙之风格。（黄门，陈子龙曾任兵科给事中，黄门是“给事中”代称。）

但是如同上面分析的那样，陈子龙对吴伟业的影响只限于前两次转变，从根本上说，陈子龙虽然也写短篇叙事诗，但是反对元稹、白居易模式的叙事诗，所以吴伟业的突破就在于对元、白二人的合理继承而又在辞藻音韵方面与云间陈子龙保持“同调”，因此形成独具一格的“梅村体”，凭借梅村体，吴伟业的娄东诗派在清朝的影响断断续续持续到清代末年甚至民国初年，王闓运、王国维等人都用这种方式写过一些长篇诗歌，但是成就与吴伟业有较大差距。

因此，单纯从严格的派系来分析，可以说云间诗派在陈子龙殉国之后迅速衰落，但若从派系之间的内在影响分析，可以认为云间诗风仍然伴随着娄东诗派流风之波及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继承。

至于钱谦益为首的虞山诗派的影响，主要在于反对单纯推崇唐诗，提倡唐宋诗并重。虽然钱谦益等人反对前后七子以及云间诗派的复古，但是钱等人本质上也是复古，钱谦益晚年的《投笔集》就是次韵杜甫的《秋兴》（八首），比一般情况下的复古更加严重。后代学者和诗人对《投笔集》褒贬不一。陈寅恪认为《投笔集》胜过杜甫作品，实为夸大其词。也有些人认为《投笔集》一味逞能，则又过于贬低。客观说说，《投笔集》有其价值，但是若单纯从文艺上说，并非上乘佳作。虞山诗派的影响归根到底只是取法对象方面的影响，与文艺自身并无多大关联。因此从文艺层次考虑，虞山诗派的影响力不仅不及娄东诗派，甚至不及云间诗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