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中情诗歌

　野花遮眼酒沾涕，塞耳愁听新朝事。邸报束作一筐灰，朝衣典与栽花市。新诗日日千余言，诗中无一忧民字。旁人道我真聩聩，口不能答指山翠。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言既无庸默不可，阮家那得不沉醉?眼底浓浓一杯春，恸于洛阳年少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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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如果不标明作者，可能很多人未必会想得到是袁宏道所作吧?

袁宏道，明末公安派领袖人物，生前有数部诗文集行世。上世纪六十年代，钱伯城先生综合考察后，作《袁宏道集笺校》，现行于世。

一般人的心目中，袁宏道清高自适，平生游山玩水、饮酒赏花，乃名士做派。文学上，人们也多关注他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理论、“信心而出，信口而谈”(《张幼于》，文中括号内所涉诗文俱为袁氏之作，以下同)的创作态度和清新轻俊的诗文风格。然而，本诗却无论如何也与名士洒脱、清新轻巧无关，可以说，本诗无论是思想情绪还是语言风格上，都反映了袁宏道真实而又往往被忽视的另一面。以下我们就来欣赏解读一番。

一、诗情诗意

本诗袁氏生前收于《瓶花斋集》，作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夏，列显灵宫组诗之二。押“城市山林”四字之二的“市”字所属“上声四纸”韵部，因为是古体诗，所以韵脚还通押“上声八荠”、“去声四真”诸字。全诗***十四句，情感的流动与表达大致可分三层。

一至四句，“野花遮眼酒沾涕”，起首即突兀而来，直写情绪。有花有酒，看似符合作者的平日向往，正应高兴，可是却泪下沾酒，这般反常表现，从何而来?原来，是因为“新朝事”让人“塞耳愁听”；不仅塞耳不听，甚至堂堂的朝廷官报，都扔进纸筐里，任其蒙灰化尘；上朝官服，也都典当给花市了。比照去年冬日因为自居为“法服无端裹野人”，所以“懒心不惯思朝事”(《闲居?9?9其四》)的居官心态，现在的情绪与行为显得愤激得多了：由不思直接转为厌弃。看似疏离，其实，起句近于杜甫“感时花溅泪”，他的不愿闻问，其实是因为对朝事忧之深而责之切，与其说是厌弃，不如说是失望。这四句为全诗的第一层，反面落笔，表达了对朝政的深切忧虑。诗句呈现给我们的，完全是一位忧心朝政的官员形象。

写到这里，就忧心国事而言，要表达的情绪似已完结。然而，作者忧愤于心，心之所至，又宕开一笔，藉这次好友间的诗酒相会，以诗人身份，来继续抒写内心愤激情绪。第五句，写道自己的诗作“日日千余言”，第六句却有意夸张到“诗中无一忧民字”。这种数量上的巨大落差与对比，完全违背了宋明以来所推崇的杜甫“穷年忧黎元”与“致君尧舜上”的士大夫诗作传统。为了引出落差之因，作者虚设了“旁人”的批评指责，并以“指山翠”表明自己志在山林泉石而非世俗民生。但第九、十句道出了实质，乃是作者内心充满愤激之情――“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那些口口声声忧君爱国的诗句，不过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风下“计骗杜工部，囤扎李空同”(《张幼于》)的空话套话罢了!这两句直言无忌，颇有魏晋之际嵇康、阮籍的傲世之风。其实，袁宏道并非厌恶他人谈论忠君爱国，鲁迅就曾指出“中郎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的人”。袁宏道在本诗之前也曾写下《逋赋遥》《猛虎行》等反映现实的忧民之作，并非“无一忧民字”，他不过是是厌恶诗坛复古派矫饰的“格套”而出言激愤罢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不肖恶之深，所以立言亦自有矫枉之过”(《张幼于》)。这六句为第二层，把对国家朝政的忧愤和对诗坛风气的鄙夷交融起来，抒发了作为诗人的愤世嫉俗。与第一层相比，对现实的失望之情与愤激之气一以贯之，而角度不同，从朝廷官员转换到讽世诗人，把心中的情感与诗歌的内容有效拓开。虚设之笔，又避免了情感的一泻无余，增加了曲折之致。钱谦益对中郎的“机锋侧出”之评，此处亦可见一斑。

那么，诗人的“无一忧民字”，仅仅是不屑流俗吗?不，最根本的原因乃在最后四句，乃在于内心的无奈与绝望，全诗顺势转入第三层。“言既无庸默不可，阮家那得不沉醉?”无庸，没有用处；默不可，沉默不言又不行；阮家，指阮籍，《晋书?9?9阮籍传》载阮籍为了避祸保身而沉溺于酒。作者这里借阮籍以自况，而阮籍在他的笔下，“沉醉”是因为对于现实的无能为力。确实，袁宏道的酣饮，一方面，有避祸因素――诗人于1598年春进京赴任，就与兄长袁宗道提到“词曹虽冷秩，亦复慎风波”(《人燕初遇伯兄述近事，偶题》)。所以袁本人在京城里对于官场，“铛侧畔观时变，冠带场中看偶新”(《斋中偶题》)，冷眼旁观。另一方面，他的酣饮更有麻醉自己因素――京城居官，看多了万历朝的荒唐，袁宏道清醒地知道谏诤自然无用；但内心对于现实危局清醒的认识与由之而来的忧思苦闷，却无路可逃。为了避免内心因不平则呜而致使“默不可”，于是只好借“沉醉”来麻醉自己了。他的酣饮，固然有阮籍那样的避祸因素，然而更多的是为了消除面对现实无力回天之下的苦闷，是无可奈何之下的借酒麻醉。全诗笔法至此，由前面刚刚指斥“儿戏”派忠君爱国者的激昂情绪，到现在的深刻体味阮籍式的无奈低沉，情感大起大落，最后的爆发已是蓄势待发――正如阮籍不免有穷途恸哭来宣泄内心痛苦一样，让袁宏道愤懑的国事朝政，终究是闭目塞耳所不能回避；心中的忧虑、无奈、愤懑，终究是不能在酒中若无其事般地消解，郁积的情绪终于爆发――“眼底浓浓一杯春，恸于洛阳年少泪!”“一杯春”，即一杯酒；“洛阳年少”，指西汉贾谊，可见于《汉书?9?9贾谊传》，同时贾谊还留下了“贾生垂泪”这一知名典故。但在作者看来，贾谊虽遭周勃等人诋毁而遭贬，但却终究获得了报效之路，贾生之泪，忧心国事而已；而自己的忧国，却面对的是“不可用之时”(《顾升伯太史别叙》，作于本年四月)；时势不堪，令人深恸于“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徐文长传》，作于本年春)，甚至不得不追随阮籍，以酣饮来麻醉自己，忘怀现实。自己的“沾涕”泪下，忧虑之外，更深的是无奈与绝望，内心的痛苦远胜贾生。笔触至此，一个“恸于”，内心复杂情感终于喷薄而出，达到全诗最高潮，并就此戛然而止，直击人心；又与全诗起句遥相呼应，揭示了自己种种表现下的情感实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最后四句为第三层。可以说，这一层的角度既是诗人，又是关心时事的官员士大夫，而最根本的，是一个痛苦而无力的清醒者。

综观全诗，情感上，对国事朝政的失望、作为朝廷官员的忧虑、作为诗人的愤激、作为清醒者的无奈与痛心，种种真情交织在一起。写法上，笔运古今，起伏转折，联用典故。风格上则悲慨愤激，沉郁跌宕。显灵宫组诗其他三首也都有“机锋侧出”之法，但风格上，都流于清浅，其四甚至连出轻率之语。与它们相比，本诗的沉痛之语、沉郁之气，却是奇峰突兀、别具一格，令人瞩目，促人思考：到底是什么国政朝事，让平日诗酒风流的作者如此失态，写得如此愤激沉痛?

二、诗中本事

探究引发诗歌创作的本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全诗。到底是什么“朝事”让素喜自适的袁宏道如此忧愤呢?钱氏笺注提到“税监四出”和“边事日非”。然而，1599年的夏四月甲戌。东征御倭之役即已凯旋并诏告

天下，边事已平。遍考袁氏这一时期的相关诗文，可以判断，本诗所忧愤之事，乃是钱氏所注的“税监四出”，即明史上臭名昭著的弊政――“矿税之难”。可以说，对此弊政，袁中郎久已忧心，颇为关注，并最终在本诗中进发，并因袁氏深刻认识到弊政之根在皇帝本人。因而情绪激越却表达隐晦(显灵宫组诗之三抨击朝臣理财过苛，内容与风格则明显显得浅显直白)。

关于矿税之难，史载颇详。万历皇帝“怠于临政”，却“勇于敛财”。为了增加由自己直接支配的宫廷内库收入，在政府赋税之外，万历二十四年皇帝借“矿税议起”，直接派遣宦官出任地方上的矿监税监。这些宦官，依仗皇帝背后支持，横征暴敛，中饱私囊，搜刮百姓，凌轹地方官员，为祸之烈，《明史》卷81、卷237的记载历历在目。卷237末直接评价道：“?1?7使四出，毒流海内，民不聊生……明室之亡，于是决矣。”毫无疑问，这种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倒行逆施，势必会引起有识之士的“默不可”，然而却尽数无效。《明史》卷305记载道：“神宗宠爱诸税监，自大学士赵志皋、沈一贯而下，廷臣谏者不下百余疏，悉寝不报。而诸税监有所纠劾，朝上夕下，辄加重谴。”这真正令人深感“言之无庸”了。

现在让我们看看矿税之难在袁宏道诗文、尺牍中的反映。

袁宏道曾回忆说“往余令吴”，“是时矿税之难未有也。”(《送榆次令张元汉考绩序》)他做吴令，起自万历二十三年，终于第二年年末。这段时间矿税之难方起，因而袁宏道对之尚认识不足。万历二十六年，袁宏道在父亲和兄长的催促下，结束东南漫游而重新为官，此时矿税之难，见之识之，已上心头了。他在赴京途中所作《猛虎行》一诗，直斥“甲虫蠹太平，搜刮及丘空。板卒附中官，钻簇如蜂踊。巡按不敢问，州县被呵斥。槌掠及平人，千里旱沙赤……三河及两浙，在在竭膏髓。”借乐府旧题，把已得势横行的税使矿监比做噬民猛虎、“甲虫”，直接展示了他们搜掠之害。这些诗句，秉笔直书，可与《明史》对读。

入京后，虽然袁宏道跟哥哥说要“慎风波”，但对矿监税监借皇帝之势横行肆虐，凌轹地方官员，自己却难抑心中愤懑。1599年在《送榆次令张元汉考绩序》中，他转述其舅龚惟学“近日外吏，横遭百六”之言，抨击道：“中官矿使，其所诛求，能必行于民；而其论奏，能必行于吏。”同年春，袁宏道还在《送京兆诸君升刑部员外郎序》中，指出刑部被押人员中，“或有出于中官之罗织……今中人之虎而冠者，累累而出，而郡邑守令之逮问者，方累累而进也。”他痛心于言官、九卿、宰相、勋戚大臣们“争之不得”，因为“争者愈力，持者愈坚”――这“持者”实际隐隐已指向为了敛财而纵任监使的万历皇帝本人了。在这种情形下，对新升刑部员外郎的旧日“京兆”同事提出厚望：不要违背“立法立官之初意”而“依违隐嘿”(按，“嘿”即“默”字)。从这两篇文字中我们也就可以明白作者是多么的关注矿税之难的危害了，可以深入地理解作者为什么会有“言既无庸默不可”的沉痛感慨，可以理解他的“酒沾涕”超越了阮籍避祸和贾生忧国了。

万历二十七年二月，《明史》卷81赫然在列宦官陈奉奉命出征湖北荆州店税；四月，山东临清发生驱逐税监的民变，死三十余人，守备王炀被诬逮至京师，邸抄录告朝野。有此前车之鉴，袁宏道在写给任荆关抽分的友人沈朝焕的回信中深表忧虑：本已“居民耗损，市肆寂寥”的故乡荆州，正当“荆民更生之时，而中官之虎而翼者至矣。穷奇之腹，复何所厌?垂危之病，而加之以毒，荆人岂有命哉!”又进一步指出：“楚人悍而喜乱，今又激之，此天下之大可忧事也。”因而长叹：“时事如此，将何所托足?虽江河为泪，恐不足以尽贾生之哭也。”(《答沈伯函》)在这封信里，结合时事与民风，袁宏道预见将有乱作，忧虑国事民生，又比及“贾生”这一“洛阳年少泪”。而从信件的预示性语言来看，正与本诗写作时间相前后。果然，陈奉到湖北后，引发荆州、沙市、黄州商民的驱逐，转而诬告地方官员抗旨挠税。到了八月，“为了支持矿税太监的横行，神宗不惜罢一巡按，贬二知府，逮一推官、一经历”，并最终酿成同年十二月的武昌、汉阳民变。

因此，综合本诗创作的时代史事与袁宏道有关诗文，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引发创作本诗的“新朝事”，正是晚明直接关系民生的重大弊政――矿税之难。这桩弊政，令作者不能忘世，以往逍遥自适的山水诗酒反而触发了作者的内心情绪，忧愤之情，径胜古人，也使得本诗情绪激越，风格特异，令人瞩目了。了解了这些，我们也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与欣赏全诗的深沉的情感内蕴、曲折的笔法与沉郁跌宕的风格了。在前述基础上，我们也就可以更为全面地把握袁宏道的思想性格，全面把握他的诗文内涵与艺术面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