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爱国、保皇、亲日,骂遍民国无敌手,“文化输出”第一人
辜鸿铭是个奇才,是个怪杰。
他是传统文化的卫道士,赞成男人纳妾、女子缠足,连脑后的辫子也始终不肯剪去。
因此,他成了“顽固派”最生动的代名词,而淹没了他作为“文化输出”第一人,为传播中国文化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他是不折不扣的保皇党,骂维新变法,骂辛亥革命,骂新文化运动。
因此,他被风起云涌的时代潮流拍死在沙滩上,而淹没了他“控诉西方列强,为中国求正义”的火热爱国情怀。
在国内,他备受冷眼,被视为“怪物”;在国外,他却颇享盛名,被尊为大师。
1913年,曾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不说泰戈尔、毛姆等文豪,连芥川龙之介都听说 “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
他自称“东西南北人”,因为“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
总之,满腔热血,一张利嘴;眼界开阔,思想守旧;处处反潮流,与社会对着干。一代文化怪杰辜鸿铭,实在是很有意思。
1857年,辜鸿铭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的一个华侨之家。
当时的马来西亚,是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华侨在这里地位很低,是 “二等公民” 。但是,辜鸿铭的曾祖父辜礼欢,在1786年英国人占领槟榔屿时,就被委任为当地的华人“甲必丹”(一种民族的首领和头目,协助英殖民政府处理当地华人事宜),算是跻身当地的上流社会。
到辜鸿铭时,已是这个“贵族”之家的第四代,他的生活条件自然是优裕的。
那时候东南亚的华侨,不管是农民还是商人,都有着浓浓的家国情怀。他们在南洋大多没有落地生根的打算,与内地常保持密切的联系,籍贯也往往写的是大陆祖籍。
像辜鸿铭的一个伯祖父辜安平,从小就被辜礼欢送回国内求学,后来还进士及第,曾为林则徐的部属。
辜鸿铭幼时,从他父祖辈口中听到过一些,有关中国人到马来西亚的古老而神奇的传说,也常常随父亲辜紫云往返于中国与南洋之间,在大陆和台湾不少地方小住过。
可以说,辜鸿铭从小,内心就被潜移默化地种下了祖国情结。
辜鸿铭的母亲是西洋人,因此他也遗传了西洋人的某些特征,大眼睛、高鼻子、深眼窝,个头虽不高,但聪明伶俐,他父亲的上司加朋友布朗夫妇,很是喜爱这个小孩,把他收为养子。
1867年,布朗夫妇离开马来西亚,把年仅十岁的辜鸿铭也一起带到了苏格兰,从此他开始了在欧洲十一年的游学生涯。
布朗是一位很有教养的牧师,也是一位大富翁。作为其养子,辜鸿铭的生活条件,以及受到的教育都很优越,与当时的英国贵族一模一样,他以此自称“假洋人”。
但这些优越的地方,并不能改变他作为黄种人,而被一些欧洲人瞧不起的事实。
刚到英国时,他遵照父亲的嘱咐穿长衫,留辫子,颇以作为中国人而自豪。但是很多洋人看到他的打扮,都掩饰不住惊讶和嘲笑。
有一次在饭店,他想进男厕所,却被服务员当成小姑娘,抓进女厕所方便。后来,辜鸿铭在这个女服务员的劝说下,才把辫子剪下送给了她。
生活优越又备受歧视,养成了辜鸿铭孤傲的性格,他也因而常常思念故国。
据说他在英国时,每届阴历冬至,必在房内备下酒馔,遥祭祖先。房东太太问他:“你的祖先什么时候来吃这些酒与菜?”他一本正经地回答:“就在你们的祖先嗅到你们所献鲜花花香味的时候。”
在欧洲十一年间,辜鸿铭接受的是一套正统、全面的欧洲式教育。
小时候在苏格兰公学接受启蒙教育,后考入爱丁堡文法学校,学习初等课程。这个学校对于拉丁文、希腊文以及英国古典文学的教授,都十分认真而彻底,对学生要求相当严格,这也为辜鸿铭以后精通多种西方语言打下了基础。
后来,辜鸿铭又先后进入德国的柏林大学,莱比锡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等世界知名学府学习,拿下了十三个学位,涉及文、理、工、哲等各个学科。
不过,也有人提出质疑,说他的十三个学位存在夸张之嫌,但这些,咱们也无从考证。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位学霸中的学霸。
据说在爱丁堡时,每个星期日,辜鸿铭都到藏书楼读书,凡遇到外间看不到的孤本秘笈,便用铅笔抄录,数年之间,竟抄书数十种。因此有时候,身边人都害怕跟他谈话,因为他说的很多书,别人听都没听过。
而且,辜鸿铭还是个语言天才,竟然学会了九种语言,其中还不包括中文、马来语及闽南话。他可以用德文背下来大部头《浮士德》,英文更是说得跟母语似的。
辜鸿铭曾说:
1878年前后,21岁的辜鸿铭返回马来西亚,在新加坡殖民地政府任职。也是机缘巧合,他遇到正途经新加坡回国的 马建忠 。
马建忠生于江南文风兴盛之地,饱受传统文化浸润熏陶,后来抛弃科举之路,专门研究西学,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辜鸿铭与马建忠一见如故,长谈三日。
辜对西洋文学旁征博引,但中国文学的知识几近于零,真正读过的,只有翟理斯博士翻译的《聊斋志异》。
马建忠告诉他,《聊斋》只是纯粹的文学故事,并不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建议他读读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并特别推荐唐代陆贽的文集给他读。
马氏的介绍,激发了辜鸿铭了解中国文化的强大兴趣,两人会晤后的第三日,他向新加坡辅政司提出辞职,然后不等答复,就乘轮船返回槟榔屿,弃西装革履,开始留发结辫,并闭门攻读中国书籍。
辜鸿铭说:
之后,辜鸿铭回到国内,并于1884年被招揽进张之洞的幕府,从此宾主际遇,开始他长达20余年的 文襄幕府生涯 。
张之洞,慈禧太后钦点的探花,是清末洋务大臣里比较有学问的,而且为官也比较清廉,人称“香帅”,死后谥号文襄。
当时,张之洞已是名满天下的封疆大吏,但辜鸿铭在他面前极其自然潇洒,不卑不亢,对张激昂慷慨地高谈阔论,显示出才子名士的风度。
张之洞也比较有雅量,对他孤傲狷介的性格很宽容。两个人在二十余年的合作中,观点上既各有己见,又互相影响,整体上是比较融洽的。
在张之洞的幕府,辜鸿铭被委以洋文案及礼宾诸务,职责主要是张之洞的外事顾问秘书、翻译以及对外交涉等事务。
辜鸿铭外语好,学问大,见识广,而且 极擅雄辩 ,也为张之洞解决了不少棘手的涉外事务。
张之洞在两广操练新军时,用的是德军操练法,聘请了不少德国教官。张按照中外官衔,赐四、五、六品武官衔,并让他们用中国顶戴、军服,行跪拜、半跪拜等中国礼仪。
德国教官本来觉得有失体面和身份,不大愿意。结果辜鸿铭就用德文旁征博引一番,歪理正说,把几个德国人给说得服服帖帖。
以至于后来清朝遗老们撰“国史”时,欣然赞曰: 客卿改章服礼节,此为创见。
1891年,沙俄的皇储到中国游历,同行的还有其内戚希腊世子等十余人,泊船汉口,张之洞以地主之礼接待。
晴川阁宴会上,辜鸿铭以法语通译。
席间,沙俄皇储和希腊世子用俄语小声谈话说:今晚另有他约,宜节食。没想到,辜鸿铭马上用俄语说:此餐颇合健康标准。客人大惊!
后来,张之洞烟瘾上来吸鼻烟,希腊世子没见过,很惊奇,用希腊语问皇储:主人鼻吸何物?辜鸿铭听到后就跟张之洞耳语,张立即把鼻烟递给希腊世子观摩,两位客人更是惊骇。
由于辜鸿铭的翻译,宴会大为生色。临别前,沙俄皇储郑重地与辜鸿铭握手,约如至俄国,定当敬待,赠给辜一块镂刻皇冠的金表。并对张之洞称赞说:“ 各国皆无此异才。 ”
而就在与沙俄皇储谈笑风生的同一年,辜鸿铭还做了一件大事。这要从19世纪下半叶的 “反洋教斗争” 说起。
19世纪下半叶,西方列强用洋枪洋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他们派遣传教士到中国,以传教为名,实行间接地掠夺与统治。
这些传教士目无中国法纪,胡作非为,强占民房、霸占土地,侮辱中国官员,毁坏中国庙宇,甚至有的借办育婴堂、孤儿院拐卖儿童……种种行为,终于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起而自卫,由此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特有的“教案”。
1891年,长江流域发生了此起彼伏的反洋教斗争。
4月,扬州人民包围教堂;5月,芜湖人民焚毁教堂,包围英国领事馆;6月,武穴教案;9月,宜昌教案……迫于列强的压力,清政府派兵镇压,并最终以赔款了结。
这让辜鸿铭义愤填膺。他用英文撰写专论,分析传教士在中国各地种种为所欲为的行动,逐项加以指责,立论公允,事实确凿,义正辞严。
要知道当时,国际舆论控制在西方列强手中,他们以强盗逻辑,歪曲教案事实,鼓动西方人民仇华情绪。
这时,一位中国人敢于站出来仗义执言,向世界揭示真相,呼吁公平和正义,这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反响。许多西方人士直接投书,公开表示同情中国人民,辜鸿铭的名字也在西方引起关注。
后来1900年前后的义和团运动,更是中国人民反洋教运动的高潮。
清政府方面,先是利用义和团义民的爱国热情,向洋人开战,之后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他们又勾结帝国主义痛剿义民,并将广大义民诬蔑为“拳匪”、“乱民”。
辜鸿铭在这期间用英语写了大量的政论时评,送刊横滨《日本邮报》和西文报刊上。
这些文章中,他全面分析义和团运动发生的原因,向世界舆论说明真相,并强烈谴责列强对中国政治的干预,和出兵入侵中国的暴行,呼吁和平解决事端。
虽然他部分观点也有失公允,比方说他的《尊王篇》里面,为慈禧太后辩护,把责任推到康有为身上。
但是,在当时的学者中,可以说只有辜鸿铭,专力用英文向世界舆论寻求正义,他火热的爱国热情是不可否认的。
1909年,张之洞因病去世。
这对辜鸿铭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毕竟,像他这样一个孤傲狷介,随便臧否人物的狂生,也就文襄大度能容,处处爱护,还褒扬有加。
之后,他辞去外务部职,任职于南洋公学。而这几年间,中国的形势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各地纷纷响应,革命浪潮席卷全国。辜鸿铭却公然跳出来大骂革命党,并写信给上海《字林西报》,告诫西方报纸不要登排满文章,鼓动革命。
几年后,他任北京大学教授,又因反对学生运动而引起学生的不满,又愤而辞去北京大学教职。
总之,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新文化运动,不管世界怎样变化,辜鸿铭始终坚定不移地“保皇”和“守旧”,一路与时代相对抗。
但他又与一般的“腐儒”、“老顽固”们不一样。辜鸿铭反对西学、新政,是建立在他对西方国家和中国文化都透彻了解的基础之上。
辜鸿铭进张之洞幕府之初,汉文水平还很低,张之洞有空便亲自指导他。他也凭着对语言文字的特别禀赋,努力自修,学问大进。
据辜氏自述,有一件事,对他有很大刺激,促使他发愤读中国典籍二十年。
他入文襄幕府之初,恰逢张之洞寿辰,许多名流前来祝寿,大儒沈曾植也来了。张之洞介绍辜鸿铭与沈曾植见面,要辜鸿铭多向沈学习。
起初,辜鸿铭向沈曾植高谈阔论西学西法,但很久沈却一言不发。辜问沈为何不说话,沈曾植十分严肃地说:“你说的话我都懂,你要懂我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
辜鸿铭大受刺激,自此,他“穷四书、五经之奥,兼涉群籍”。经过二十年刻苦学习,对中国文化终于融会贯通了。
而且,系统学习中国传统的经籍后,他从儒家的学说中,找到了足以弥补现代欧洲文明不足的东西,那就是传统的伦理道德力量。
在认定了中国文化及其价值之后,辜鸿铭便矢志不移地在做一件事,那就是维护中国传统文化,并向世界推销之。
在辜鸿铭以前,把《四书》等经籍翻译成外文,介绍到西方的,基本都是传教士。他们虽然西文好,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不深入,无法翻译出精髓。
中国人中懂得西文的,常常热心西化,对这种“不识时务”的工作不甚关心。
只有辜鸿铭,具备了两方面的条件,而且担当起了中国文化向西传播的重任。
1898年,就在康有为、梁启超红红火火搞“维新变法”的时候,辜鸿铭英译的《论语》正式刊行,之后几年,他又陆续译了《中庸》、《大学》等儒家典籍。
为了使西方人易于理解,他创造性地加以述译。因此他的译本,受到国内外读者的欢迎,在国内学界及国外汉学界也享有较高的声誉。
日本学人清水安三就认为:读辜氏译本,比读以汉语写成的原著,更易于理解和把握孔子思想的精髓。
而且,辜氏以其对西方文化的深切理解,和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多年积学,在《清流传》、《春秋大义》等著作中,对中西文化展开全面的比较研究,这在当时以传统的方法研究国学的学术氛围中,无疑是开拓了新的境界。
可以说,辜鸿铭作为国学家的贡献,远较他作为政治活动家大。
在把儒家重要经典翻译到西方、向西方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对西方中国学的批评这三方面所作的贡献,近代没有一个人能同辜氏比肩。
1924年,日本“大东文化协会”盛情邀请辜鸿铭赴日本讲学,辜鸿铭欣然应允。
此事在国内引起喧哗,天津《益世报》署名镇汉的文章,把辜鸿铭比作“第二张勋”,说他“大捧日本人的臭脚”。
当然,以辜鸿铭的性格,自是不会理会别人怎样说的。事实上,他倒也不是刻意讨好日本人,而是他对日本的态度,一向比较“亲近”。
原因当然不是因为他娶了一个美丽贤惠的日本小妾,而是因为,他认为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同根同源。
1904年,日本和俄国两个强盗,为抢夺我东三省的利益,展开日俄战争。辜鸿铭写了一系列文章,把俄国骂得一塌糊涂,对日本却出奇地宽容。
他不但不谈日本对中国国土的践踏和瓜分,甚至还从维护东方文化的角度,肯定日本的胜利是东方文化的“胜利”,是赢得西方对东方文化尊重的“圣战”。
辜鸿铭的名字在日本广为流传,很多人把他引为知己,认为他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代言人,也是东方文化的代言人,是使东方文化走向西方世界的哲人。
即使在“五四”前后,排日情绪在中国高涨时,他也固执迂腐地反对学生的排日举动。
随着中国社会新思潮的风起云涌,传统文化的逐渐没落,他更是觉得,东方文化还有一丝恢复的希望,那么这个希望不在中国,而在日本。
1924年10月,辜鸿铭正式到达日本,开始在东京、大阪、神户等地,接连不断地巡回演讲,围绕的基本都是“弘扬东方文化”,“对西化的批判”,“对日本振兴东方文化寄予厚望”等,在日本掀起不大不小的“辜鸿铭热”。
在日本讲学三年,辜鸿铭大力向日本人鼓吹东方文化,并对日本越来越明显的全盘西化,日本政府越来越严重的军国主义给予批判。
1927年,随着中日关系的逐渐恶化,辜鸿铭的听众越来越少,逐渐遭到白眼和冷落,他复兴东方文化的最后希望也落了空,终于孤零零地踏上归船,回到故土。
十三年后的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又把辜鸿铭捧了出来,他的言论被编成《辜鸿铭论集》四处流布,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以所谓的“大东亚文化建设”为幌子,而进行侵略战争的“有力根据”之一。
这恐怕是当初的辜鸿铭始料未及的。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的生命终于要走到尽头,他犹据病榻讲儒学,数小时后,带着未讲完的内容离开了人世。
回顾他这一生,有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的气度,又脱不掉文人的幼稚;虽不合时宜的“保皇”、“守旧”,但不改其“爱国情怀”,特别是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所做的贡献,可称之为 “文化输出”第一人 。
今天,我们穿越历史的风雨起伏,抛开功过是非,来评价辜鸿铭,或许可借用李大钊那句:“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中,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