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写作|杜甫诗歌写作的三层境界

千百年来，杜甫诗歌深受人们喜欢：一是喜欢他高超的写作技巧。尤其是七言律诗，在杜甫手中宛如一件精致的艺术品，真正达到了大巧不工、炉火纯青之境。二是喜欢他深沉的家国情怀。无论是叙述个人悲欢，还是记录家国盛衰，都是那么情真意切、动人心魄、引人***鸣。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金句”频出——每每说到人的心底里去。简言之，杜甫在诗歌写作上，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文”“质”并茂，心性相契。

历代诗人何其多！但唯独杜甫被更多后人学习其作诗技法或写实精神。

比如，中唐的白居易、元稹，在杜甫写实主义的方向上，倡导发起了“新乐府”运动；晚唐的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等人在现实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韩愈、李商隐等人则在写作技法上模仿学习杜甫。迨至北宋，黄庭坚、陈师道等人成立“江西诗派”，更是尊杜甫为江西诗派之祖，学习杜甫诗歌的奇峭风格。王安石、陆游、文天祥以及金代的元好问，明代的李梦阳，清代的杜浚、屈大均、沈德潜等等，都从不同方面学习杜甫。

为什么这么多人学杜甫？他的诗歌魅力究竟是怎样炼成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回忆一下李白和杜甫诗歌的风格特点。

人们普遍认为，李白诗歌清新明快、豪迈雄奇，杜甫则沉郁顿挫。李白在夸奖别人的诗句时曾写过“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句子，杜甫在《进<雕赋>表》中叙说自己作诗风格的时候说：“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人们一致认为，他们各自所言恰好概括了他们自身的作诗特点。这说明，关于诗歌中的问题，答案往往就在诗歌之中。受此启发，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杜甫诗歌中的一些“蛛丝马迹”，来找出杜甫写作的秘诀呢？答案是肯定的。经过研究，我们发现杜甫写诗经历了这样的三个阶段：

杜甫的爷爷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唐中宗时期的“文章四友”之一，才名满朝野。少年杜甫深受家庭熏陶，学习读书的条件得天独厚，很快便展现出惊人的作诗作文天赋。杜甫曾在诗中说“读书破万卷”，其实并不仅仅是说他读书多，更是在炫耀他家藏书多。众所周知，直到北宋沈括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后，书籍才得以广泛印刷。而在这之前，书籍是相当难得之物，家境较好的人家都未必有多少藏书。杜甫“破万卷”的言下之意就是至少家藏万卷书。这在当时，绝对是多少读书人梦寐以求、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笔珍贵财富。

少年杜甫就是这样在书海中成长起来，学识广博，基础扎实。在《壮游》诗中，杜甫曾回忆道：“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意思是说自己十四五岁时就在文坛崭露头角，连有名的崔尚、魏启心等人都夸他像班固、扬雄一样有才。这当然与他家藏万卷书是分不开的。

读着各种书籍的杜甫，一方面以学识自傲，说“吾祖诗冠古”“诗是吾家事”——写诗就是我家的常事。一方面又非常自负，能“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写赋能敌扬雄，作诗能比曹植，以识人闻名的李邕都打算要见见我，王翰（就是写“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那位）都想做我的邻居。在仕途上还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是当时宰相才有资格做的事啊！

当时尚处于盛唐，少年杜甫有这样一种睥睨天下的气势是可以理解的。那时的唐人，人人都有一种自豪乃至傲气，那也正是盛唐气象、精神的一种表现。

总之，少年时代的杜甫，家学渊源，读书广博，为日后成为一代文坛宗匠奠定了扎实基础。试看当时著名文士对杜甫的充分肯定，足以证明杜甫的知识积累还是相当惊人的。

广博的知识积累只是基础，要想在高手如云的唐代诗歌之林中出类拔萃，还需精心打磨作诗技巧。毕竟，像李白那般天才式的诗人只能是绝无仅有的存在。好在这个问题对杜甫来说根本不在话下，他天性就喜欢琢磨字句，身上有一种“不疯魔、不成活”的执着，语不惊人誓不罢休。清代小说家蒲松龄说的好：“性痴，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因为近乎痴迷，所以才能用心专一、精益求精，继而才有惊世之作。

我们试看杜甫炼句的经典：“窗含西岭千秋雪”，透过一扇小小窗户，看到西岭上的终年积雪，这是何等细腻逼真的画面；“百年多病独登台”，陈子昂式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大孤独感扑面而来；“感时花溅泪”“家书抵万金”，情感炽烈，直抵人心；“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直教人有余音袅袅、哀伤不断之感；“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生死别离的场面如在眼前；以及“老病有孤舟”“三峡星河影动摇”“独留青冢向黄昏”等等，绝非信手便能写得出，更多是反复思磨的结果。从杜甫诗歌的数量、质量看，我们就可以知道，杜甫之于作诗，基本做到了“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的境界。

尤其是七律古诗，没有人能比杜甫更喜欢、更适合这种体裁。我一直以为，七律就是为杜甫量身打造的体裁，两者结合实在是天作之合。本来，因为平仄、对仗的关系，写七律要比绝句多费些心力。但看杜甫七律散发出来的张力，似乎并没有殚精竭力，只有水到渠成的自然和一种满心的喜欢。也只有这般欢喜的心境和沉浸其中的乐趣，才能写得出如此近乎天然的诗句吧。

比如：“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

七律之于杜甫，犹如方天画戟之于吕布，青龙偃月刀之于关羽。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方寸之间，挥洒自如；辗转腾挪，尽展绝代风华。

一个只讲求写作技巧的作家是成不了大家的，因为作品缺少震撼人心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只能从创作者本人心中发出。若非如此，则终是隔靴搔痒。而这种力量的来源并不神奇，它便是一个人的经历。“事非经过不知难”！没有融入真情，必然写不出实感。

一代“诗圣”的出现绝非偶然，历史总能创造出各种匪夷所思的奇迹。

本来，以杜甫的家世和少年时的志向看，这将会是一个青年得志、青云直上的有为青年。不料，历史的风云突变，整个大唐在“安史之乱”这场滔天巨浪的冲击下摇摇欲坠、颓然欲倾，于是这个出身书香世家、饱读满腹经书、踌躇满志欲上青云的年轻人，便在历史狂风的扫荡下开始“脱轨”。

“安史之乱”并非毫无来由——皇帝带头穷奢极欲，两任宰相俱是权奸（李林甫、杨国忠），天下焉得不乱？杜甫屡次考试、屡被权奸压制而不得考中。其实这个时候，历史的轨道已经开始偏离，可惜谁又能先知先觉呢？

权奸不知死之将至，杜甫则不知生活磨难的潘多拉之盒已经打开——困顿长安十年不得志，过着“苦摇乞食尾”的生活；“乡里儿童项领成，朝廷故旧礼数绝”，受尽人间冷眼。已经40岁的杜甫，终于得了一个自己不甚满意的小官，但因生活所迫，只能将就。

也就在杜甫40岁这一年，他回乡（奉先县，今陕西蒲城）探亲，发现家中的小儿子被活活饿死。接着，平地一声雷——“安史之乱”爆发，杜甫从奉先搬家到鄜州（今陕西延安富县），然后只身北上找肃宗，被叛贼所抓、押至长安，趁战乱冒险出逃到凤翔（今陕西宝鸡），被授官左拾遗。很快因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索性辞官搬家至秦州（今甘肃天水），未足三个月，又于初冬时分翻越蜀道搬家至蜀中（今成都），做了成都尹严武的幕府……

少年得志，中年穷困潦倒，遭白眼、受冷遇、被打压，饥饿，战乱，落入贼手，冒险出逃，多次逃难，亲人饿死，冬季翻越蜀道，仰人鼻息做幕府，老病孤舟……

苦难生活让人深刻。丰富的阅历为杜甫的诗歌注入了灵魂。

仇兆鳌在《杜诗详注》中说杜甫：“少年刻意求工，老则诗境渐熟，但随意付与，不须对花鸟而苦吟愁思矣。”诚哉斯言！以前写诗还需细琢磨，而今张口便是血泪之语憾人心，何须再对花鸟赋新愁？

清末郭曾忻在《读杜札记》中说：“所谓漫兴，只是逐景随情，不更起炉作灶，正是真诗。”是的，看一眼眼前情景，心酸的往事便一幕幕上涌，渺茫的前程便一阵阵袭心，见景抒情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任何素材都不再需要了——自身的血泪史就是最充分的素材库。晚年的杜甫，宛如一个高手，“飞花摘叶皆可伤人”——“漫兴”作诗皆是佳品。只不过，这些作品的素材都是自身的血泪，伤的人是自己。

“诗圣”的成圣之路，以丰厚的原始积累为打底，以精心的技巧打磨为支撑，以丰富的生活阅历为灵魂。

艰难成圣之路，你愿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