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为什么能那么潇洒?

今天给你讲讲历史上真实的大诗人李白。

要知道,历史上的李白其实是一个非主流、低情商的富二代,他之所以能取得后来的成就,除了他自身的才华之外,还得益于盛唐时代的宽容精神和气氛。

宽容精神和天下观念

今天谈谈盛唐的天下观和写诗用典的难处,你需要记住两件事:第一,用古人的视角看世界,天下意识高于国家意识;第二,用典是诗词的常见修辞手法,也是很容易犯忌讳的地方。

(1)天可汗

以李白的零情商还百无禁忌、口不择言,按说早该坐牢了,被整死也不让人意外,为什么能撑到六十岁才“世人皆欲杀”呢?

在很大程度上,这要得益于盛唐年景里的宽容气氛。我们知道,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社会,宽容精神都是和实力、地位、追求高度相关的。俗话说“大人有大量”,还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小人物说这种话,往往是得罪了大人物之后,希望对方能放过自己。但一般来说,大人物确实气量更大,宽容度更高。宰相大人如果出门买菜,被小商贩耍了秤,肯定不会上心。即便是小人物,只要有更高的追求,也不会对鸡毛蒜皮的事情斤斤计较,不会因为受了一点委屈就找每一个朋友轮流发泄一遍。只有弱者,才会格外玻璃心,总能从别人的一句话或一个举动里感觉到歧视。在我们每个人的人际交往里,对这种规律肯定都不陌生。

一个广土众民的帝国,在这点上其实也和一个人一样。所以我们看晚清的社会,上上下下充满着各种敏感,而在敏感的心态下,只要一反弹,就很容易扩大打击面。盛唐时代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宽容度简直到了惊人的程度。长安完全是国际大都会的样子,各个国家、民族的人络绎不绝,有来经商的,有来卖艺的,有来移民的,甚至还有来做官的。外国人不但能做官,还能做到实权派的高官。当时唐王朝东西两大军区,统帅都是外国人:西边是哥舒翰,东边就是安禄山。

这种事情放在今天很难理解,但在当时还算合情合理。古人的国家观念并不很强,在模糊的国家观之上还有一个天下观。一个觉悟高的皇帝应该“以天下为己任”,国境以外的事情照样要管,路见不平就该拔刀相助,才不介意是不是干涉了别国的主权。唐朝的“皇帝”称号只是针对小小的唐王朝来说的,在“皇帝”的称号之上,还有一个“天可汗”的头衔,意味着他是天下***主。所以,在这种很强盛又很自信的时代,李白这种“狂徒”完全可以容身。而当安史之乱的浩劫一过,帝国由盛转衰,世道人心就变得格外敏感起来,从前种种不成问题的问题忽然都成了问题,狂性不改的李白即便不曾追随永王,也注定不能继续潇洒下去了。

事实上,在李白当初到长安做官的时候,那种工作态度绝不是其他任何领导能容得下的。他的职位是翰林供奉,不是什么正经官职,只是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和棋手、画家、歌唱家没什么两样。换句话说,这种职位不属于正式的政府职官系统,并不参与政治,只能算是皇帝私人聘请的清客。清客当然地位不高,幸好在所有的清客类别里,文学清客是地位相对最高的。这种职位也有一个难得的好处,那就是和皇帝走得很近,提供的服务又很私人化,这当然意味着机会。只不过,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不是留给李白这种人的。

你也许会认为,李白做这种职位当然会感到怀才不遇,甚至会有深深的屈辱感,所以怠工也好,酗酒也罢,都很正常。但是,李白后来离开长安,经常在诗里缅怀这段生活,说皇帝如何如何欣赏他的才华,他又如何如何感激皇帝的知遇之恩。他确实自由散漫惯了,没事就去喝酒、赌钱,以至于皇帝要找他做事的时候,只能用水把他泼醒。杜甫写过一首《饮中八仙歌》,描写当时长安的八位最能喝酒的名人,讲到李白是这样说的:“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诗虽然难免有点夸张,但夸张得很有事实基础。李白也自负才华,根本不担心醉酒误事,因为无论喝到多醉,只要能把他叫醒一点点,他就可以下笔千言,文不加点,保质保量地完成皇帝交代的写作任务。

(2)三观与用典

这种敏捷的才思当然很让人佩服,不过,才思越敏捷,就越不可能深思熟虑。

诗歌是很重要的社交语言,尤其发展到唐朝,文化人搞交际,你写诗夸我,我写诗夸你,小聚一下要写诗,大型宴会更要写诗,有时候还把诗当信来写。写诗夸人,不能太直白,所以大家越来越爱用典。用典在本质上是一种类比,而类比的缺点我多次讲过,就是稍不小心就不恰当。如果彼此之间的文化背景高度一致,类比不当的概率当然不高,被误读的可能性也不太大,但文化背景不一致的话,说错话冒犯别人的风险就比较大了。

李白是在非主流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他的价值观难免和主流社会有出入。说一个私生活的例子,在婚姻大事上,李白毫无心理障碍地做了倒插门女婿,这大概是西域风俗给他的影响。要知道即便在今天,仍然有很多人觉得入赘是男人的奇耻大辱。男人就算没有真的入赘,只是异地恋之后到了妻子的城市买房、就业,那都不行,否则父母在亲戚邻里面前再也抬不起头,逢年过节的时候,自己也不好意思回老家。

宋词名家辛弃疾在这一点上和李白很像。他是生在金国,长在金国的人,按国籍说应该是金国人,严格说来是金籍汉人,成年之后加入反政府武装,然后渡江投奔南宋,后半生都是在南宋度过的。

在南宋的人际交往里,有一次他写了一首《满江红》,给新近成功平定了一场叛乱的王佐庆功,词写得特别有豪情壮志,对王佐的恭维也很没底线,又是把他比作诸葛亮,又是祝愿他再立更大的功,做更大的官,还要把功勋刻在高耸入云的石碑上。按说王佐应该很受用,但没有,他反而恨上了辛弃疾。因为词里有这样两句:“三万卷,龙头客。浑未得,文章力。”王佐是状元出身,当得起“龙头客”的美誉,但这个龙头客的官位却不是靠文章,而是靠武功得来,难道这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吗!

在辛弃疾看来,这太值得炫耀了。他自己就是在尚武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年轻时代就“壮岁旌旗拥万夫”,靠真刀真枪扬名立万,而他心心念念的北伐事业更需要武功而非文章。但是,宋代国策一向重文轻武,高级武职甚至不如低两个级别的文职更有尊严和地位,所以武官立了功,总希望能转成文职,朝廷也常常用文职来奖励武将。王佐原本就是文官,甚至是状元出身的文官,只因为一次临危受命,立了武功,便被说成“浑未得,文章力”,这让他怎么想得通!

辛弃疾的词里还说“金印明年如斗大,貂蝉却自兜鍪(mu)出”,貂蝉是高级文官的头饰,兜鍪是武将的头盔,这话分明是说来年的加官进爵是靠今天的武功事业,一位有羞耻心的文官怎能受得了如此羞辱呢!

辛弃疾当然没有羞辱王佐的意思,但三观不合的人难免会搞出这种尴尬。

划重点

古人的国家观念并不很强,在模糊的国家观之上还有一个天下观。唐朝的“皇帝”称号只是针对小小的唐王朝来说的,在“皇帝”的称号之上,还有一个“天可汗”的头衔,意味着他是天下***主。所以,在这种很强盛又很自信的时代,李白这种“狂徒”完全可以容身。而当安史之乱的浩劫一过,帝国由盛转衰,世道人心就变得格外敏感起来,从前种种不成问题的问题忽然都成了问题,狂性不改的李白即便不曾追随永王,也注定不能继续潇洒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