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定国的人物经历
王定国，1913年生。四川营山人。谢觉哉夫人。1933年加入中国***产党，1934年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曾任中***营山县委妇女部部长、县苏维埃政府内务委员会主席。参加了长征。后参加西路军前进剧团。1937年后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管理科科长。1946年后，任延安市妇联主任、中央法制委员会党支部书记。建国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是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2009年9月，被评为双百人物之一，现任 北京世界华人文化院名誉院长。
王定国15岁被卖作童养媳，1933年参加红四方面军。1935年调到省委领导的新剧团（后改为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文工团）工作，随剧团三过雪山草地。1936年底随红西路军西征，在甘肃永昌地区被马步芳部队俘虏。在狱中展开对敌斗争和营救红军战俘工作，曾成功掩护红军女将领张琴秋。1937年秋逃离虎口，到达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同年9月与时任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的谢觉哉结婚。解放后，任谢觉哉秘书等职。 百岁老人王定国在80年革命历程中，长征不止，达观人生，乐于奉献，力行和谐。她曾与伍修权同志一起，跑遍河西走廊，救助西路军流散人员；迹遍布中国；她曾在94岁高龄时重走长征路，探望还健在的老战友和房东乡亲。 1913年冬天，王定国出生在四川营山县安化乡一间四面透风的房子里。
20世纪20年代末的四川，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王定国家没有田地，没有房子。唯一的栖身之所，是一个借别人的一面山墙搭起的茅棚。妹妹活活饿死了，因为没钱安葬病逝的父亲，三岁半的二弟被卖掉，换回四块做棺材的木板和两升麻豌豆。
王定国不得不早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还在六七岁的时候，她就到卖担担面的面食馆推磨挣钱。说是推磨，实际上是把磨上的横棍捆在肚子上，用整个身子推着磨盘转，同时也防止困倦了摔倒。因为推磨一般是在晚上，从天黑推到月照东墙。
父亲死后，15岁的王定国被送到一户姓李的人家当媳妇。嫁人、生子，这是绝大多数山里妹子的命运轨迹。而王定国不同，她幸运地认识了杨克明、张静波等一批地下党。那时，川东地下党来到营山秘密发动群众、组织农会。王定国的两个舅舅常常带一些朋友来王定国家里开会。那个简陋的家成了农会活动的秘密联络点，而负责放哨的王定国和母亲并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们是好人。
舅舅的朋友中，“杨布客”是王定国最熟悉的一位。以卖布做掩护的地下党员杨克明给王定国讲了不少外面的新鲜事儿：山那边小孩子上学不要钱，重庆的女娃儿不包脚等等。这些事让王定国听起来心里发痒，恨不得跑出去看看。在杨克明的鼓励下，王定国剪了长发，放开了刚裹不久的双足，就这样王定国迈出了妇女解放的第一步。后来，舅舅和朋友们凑了40多块银元，终于结束了王定国和李家的婚姻关系。 获得自由的王定国，配合农民协会四处宣传放脚、剪发、男女平等三件事，让妇女劝男人不吸鸦片，动员妇女参加农民协会。1933年10月，许世友率红九军解放营山，王定国参加了红军。西路军战斗中，任红5军政治部主任的杨克明，同军长董振堂和3000将士一起，战死于高台一役。杨、董二人的头颅，被敌人砍下邀功。1983年，到高台烈士陵园凭吊良师益友的王定国挥毫写下：“烈士陵园物候新，巍峨遗像见成仁。将军虽死山河在，留取丹心照后人。”
1935年，中央红军北上抗日，随军的剧团里有一个身材瘦小的女红军，负责服装、化妆、演出杂务工作，她就是王定国。早在参加红军之前就入了党，还担负过地方革命负责人的王定国，由于平时就爱唱爱跳，被抽调到剧团来做宣传工作。今天，王老是这样讲述她的宣传队的：“山高路险，道不好走，剧团走前面，当拉拉队，大家看了唱歌、跳舞，忘了疲劳和艰苦，就走得快了。”她至今还记得当年的歌、庆祝苏维埃发展的歌、骂卖国贼的京剧二簧调等等，“金沙江流水响叮当，常胜的红军来渡江……”一首《渡金沙江胜利歌》还唱得声情并茂。她说跳舞是李伯钊教的，比如《八月桂花舞》。长征路是异常艰苦的，剧团、宣传队要比别人多走了几乎一倍的长征路。部队行军时，剧团必要在队伍前头赶路；休息时，演员们还得回过头来进行慰问演出，从队头一直演到队尾。有人说：举世无双的中国长征，红军是靠一双脚板走了两万五千里的，那么，宣传队员可能要走更多的路程了。
红四方面军的很多仗打得很惨烈，王老记得：“百丈关战斗，当时敌人把路全都堵住了，不让我们走，牺牲了很多人。剧团的人也参战，我们枪很少，大家都背着乐器赶路，手里有扁担之类的棍棒。也不是空手打仗，用棍棍棒棒打，有时候敌人不是正规军，是土豪的队伍，他们也没有什么枪。他们听国民党的指挥，不让我们过，拦着我们，我们就和他们打，冲开一条血路。”
现在，人们都知道长征是艰苦卓绝的，女同志吃的苦比男同志更多。王老说：“那时都不知道苦了，有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冲出一条路，无路可退。我们想的，就是打开一条路，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和其他部队会合。男女没有什么区别，打仗时不是说女的留下男的打，而是大家一起打。”但是，她承认：“过草地很艰苦，仗打得也很苦。草地没有路，敌人多，我们人少，我们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打，打得好就赢了，打得不好，人就没了。可是，打了胜仗以后，剧团要去慰问我们的战士，我们去唱唱歌，跳跳舞，欢迎归来的战士，他们就不想战斗的事了，忘记战斗的苦了。”
王定国随剧团经过毛儿盖来到卓克基，为过雪山做准备。就是在这里，王老与谢觉哉偶然相遇，后来结成了终身伴侣。仓德山是红军战士们翻越的第四座雪山。在那之前，战士们已经翻过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雪山上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上山时，还是阳光明媚，爬到半山腰就云遮雾罩，寒气袭人。等爬到山顶时，气温更是急转直下。爬上来时刚出了一身大汗，紧接着被冷风一吹，顿觉腰背冰凉。战士们的双手被冻得僵直，几乎抓不住木棍，耳朵也仿佛是要被冻掉一般。就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王定国和剧团的战友们仍然坚持着为同志们鼓劲，他们用自己的歌声和呼喊唤起同志们的斗志。
过草地时，王定国的体重仅有50多斤。说起那段经历，王老笑着说：“要是胖的话，哪里过得来啊！踩到泥潭里就要陷下了。”是的，在过草地时，有多少战友就在身边陷进了沼泽，没能再爬出来。过草地时，最可怕的还是饥饿。绵延两万五千里的长征，红军战士们没有充备的口粮供给，能够果腹的仅仅只有野菜和草根。但是，即便是野菜和草根也不可能支撑那么多的队伍一次次地采集，更何况有的“野菜”和“草根”是有毒的，长征的途中，就有许多战士因为误食了有毒的“野菜”，而永远地留在了草地中。
长征路上，王定国一直非常幸运，她熬过了饥饿，躲过了敌人的子弹，走过了随时可能吞噬人生命的草地。但是就在1936年，她的身上留下了永久性的创伤。当时，他们要翻越的雪山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空气稀薄，终年积雪，在雪山顶上，她的一根脚趾永远留在了那里。近年来，有人采访王老，问到她长征期间“丢”了个脚趾，她是这样轻描淡写地说的：“在雪山上，晚上睡着了。人多被子少，盖不着，脚冻僵了。一摸，就断了，冻掉了嘛！”作为一个年轻的红军女战士，她没有为自己的这根脚趾掉一滴眼泪。问她伤心不伤心，她回答说：“没什么伤心的，死活都说不准了，伤心？又不是我一个人，那么多的人，伤心什么？我们是穿着单衣服，一边走一边嘴里嚼着辣椒翻过雪山的。”我们总说革命者的情怀，王老以极平常的语气所说的往事，是不是最感人的情怀呢？
虽然，长征的道路是异常的艰苦和曲折，但是，王老记得更多的是艰苦中的快乐。她以轻松的口吻，说起和毛泽东主席过草地的往事：那时，毛主席和战士们一起行军，也不骑马，徒步前行，还一路用浓重的湘潭口音给大家鼓劲儿。主席爱抽烟，长征途中没烟叶，小战士们就主动帮毛主席一个小忙：“我们是在同一条路上啊。他一路要抽烟，没的抽啊！我们就找没有毒的树叶子，采下来，背在背上晾干，然后给毛主席，他弄弄就抽。”毛主席一路上抽着战士们为他卷的树叶香烟，和战士们说笑着，主席的乐观也同样感染了王定国，让她更加坚定地战胜这艰险的征途。 兰州重逢谢觉哉结为伴侣；整理谢老遗著500万字。同谢老结婚时，王定国还是文盲；几十年刻苦自学终于大器晚成。获救的王定国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庇护所，也遇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谢觉哉。实际上，他们并不是第一次见面。 王定国的原名叫王乙香，19l3年2月4日农历腊月二十八，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的一个佃户家庭。困苦的生活迫使她早早地挑起了重担，六七岁的她，就要到卖担担面的面食馆推磨挣钱。那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王家也难逃噩运。由于没有粮食，她的妹妹被活活饿死了，父亲也因过重的压力病故了。无奈的母亲卖掉了乙香三岁半的二弟，才安葬了乙香的父亲。为了活下来，只好把乙香给了邻村的李家当童养媳。川东地下党中心县委委员杨克明以布客身份来山区开展工作。乙香简陋的家，成了农会活动的秘密联络点。她从退婚、剪长发、解放小脚开始了闹翻身、求解放的征途。1933年加入中国***产党，迎接红四方面军许世友部进驻营山，先后任县苏维埃政权内务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营长。1935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王定国所在的四方面军与中央机关纵队一起住在雪山下的藏族寨子卓克基，两个方面军都在为过雪山做准备。有一天，王定国和剧社的几个战友正在山坡下休息，一位留着胡子的老同志拿着一包衣服向王定国走来。“胡子”微笑着对王定国说：“小同志，请你帮帮忙，要过雪山了，请帮我把两件单衣合起来装上羊毛，缝成一件‘羊毛衣’。”她当时并不知道这个人就是后来被毛主席和党中央誉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同志。谢觉哉比毛泽东还年长十几岁，在长沙第一师范小学曾和毛泽东同为教员。谢老古文底子好，深得毛泽东敬佩，视为老师，并在1925年参加中国***产党。第二天王定国送去缝好衣服的时候，“胡子”老同志远远地招呼她，还特地嘱咐她要多准备一些辣椒，过雪山时可以御寒。
1936年12月5日，剧社奉命慰问从古浪突围出来的红九军，不料与马步芳部队遭遇。敌人以为找到了红九军的军部，飞机、大炮都用上了。苦战中，剧社弹尽粮绝，伤亡惨重。敌人扑来，身材单薄的王定国举着刺刀向敌人冲去……终因寡不敌众，剧社余下的30多人被敌人抓住了。“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房阴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多年后回忆起被俘的境况，王定国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幸运的是，一贯疯狂屠杀、活埋红军战俘的马步芳，认为“剧社有用，留着不杀”。强迫红军战士为他们唱歌跳舞，并且提出扩大剧社。
趁剧社扩大的机会，王定国和战友们把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红军女干部掩护进剧社，张琴秋就是其中的一位。西征中，张琴秋任西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是敌人悬赏一千大洋捉拿的红军将领。被俘后，她化名苟秀英，装成烧火做饭的炊事员。得知这个重要情况，王定国同战友们商量，以剧社都是小孩不会做饭为名，提出让“苟秀英”来剧社当炊事员。敌人没有发现破绽，张琴秋顺利来到剧社掩护了身份，躲过了一劫。张琴秋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女副部长，王老尊她是“没有军衔的女将军”。
据王老回忆，除了一位党文秀烈士以外，剧社的团员后来都被组织上营救出来了。党文秀牺牲得很冤枉。有一天晚上，白崇禧来青海视察，国民党组织了一个欢迎晚会，要剧团演节目。党文秀跳舞时不小心把鞋子甩到桌子上，打掉了茶杯，敌人以为是甩来的手榴弹，吓的白崇禧都跑掉了。敌人把党文秀给枪杀了。
后来组织上派来一个叫张文彬的来联系营救，又在兰州成立八路军办事处，大家亲切地称作“八办”。有几千人被送回到八路军。王定国获救后就积极参加“八办”的工作，经她手救出许多同志，也是在八办遇到了谢觉哉。担任兰州“八办”党代表的谢觉哉，通过来接关系的人了解了被俘人员的情况。在他的日记中就有这样的记录：“张掖有地下党，支部里有个女委员叫王定国。”等见了面，谢觉哉认出：这个王定国就是在长征途中替自己缝过“羊毛衣”的姑娘。而王定国觉得眼前这位长征中的最年长者不仅是位德高望重的上级领导，一位将自己从敌人魔掌中解救出来的救命恩人，更是一位可以生死相托、胜过兄长的亲人。缝“羊毛衣”的棉线，成了结连理的红线。回忆起和谢觉哉的结合，王老只说“同志们关心，组织上安排。”一个是长征途中年龄第二大、学富五车的革命家，一个是没有文化、风华正茂的红军女战士，能成为紧紧相依的革命伴侣，还有赖于时任“八办”处长的彭加伦。彭加伦为“八办”留住了这个干练的女干部，还以谢觉哉日夜奔波操劳，身边也需要一位好帮手为由，劝说王定国留在谢老身边。1937年10月，两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就在兰州“八办”简陋狭小的平房里，幸福地结成了一个革命家庭。从此，从兰州、延安到北京，王定国几乎一直在谢觉哉身边工作。
直到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与世长辞。王定国为失去良师、战友、丈夫而痛不欲生。1978年，即谢老去世7年之后，按照胡耀邦“你最主要的任务是将谢老的遗著收集整理发表，这将是对党的重大贡献”的要求，王定国开始清理谢老留下的手稿、日记。作为谢老的终生伴侣，王老得天独厚地有了学文化的机会。这使得她在谢老走后的6年里，先后整理、撰写、出版了《谢觉哉传》、《谢觉哉书信集》、《谢觉哉日记》、《谢觉哉评传》、《谢觉哉文集》等多部历史文献时游刃有余。能把谢觉哉一生心血的结晶奉献给党和国家，王定国感到莫大的欣慰。
1978年开始的6年里，王定国先后整理、出版了《谢觉哉传》、《谢觉哉日记》、《谢觉哉诗集》、《谢觉哉文集》等近500万字。 这个红色家庭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孩子们都很争气，有的还得了国际大奖。小儿子亚旭是母亲的贴身秘书。翻开一本老照片集，一张四个孩子一溜排开的照片，中间的就是著名导演谢飞。
王定国酷爱书画。客厅、书房和储藏室里，放满了几十年来创作的书画作品上千幅。她最爱画的是梅花。花瓣是画上去的，枝干则是用嘴巴吹出来的，“吹画”梅花栩栩如生。她最爱写的字是“红军万岁”。
实际上，王定国一天也没有正规上过学。第一次走进学校大门，是在70年前。1934年1月，王定国和区苏维埃政府的16名女同志被送到巴中苏维埃学校学习，要求学员能记住、能讲，最后要进行实习演讲才算通过考试。大多数人都不识字，只能用脑子硬记下来。考试的时候她向全班宣讲土地法，还得了第二名！
真正用“学文化”触动王定国的，是谢老。谢老就每天挤出时间教她识字、学文化。从无数平仄有致的诗句到自传《后乐先忧斯世事》的出版，从别有韵味的“王体”书法到一树一木皆可入景的水墨画，王定国几十年如一日的自学，让人看到坚持的力量。
夕阳未必逊晨曦。晚年的王定国是一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她参与发起的“中国老年文物学会”，促成了《国家文物保护法》的颁布；她倡导成立的“山海关长城研究会”，组织有关电视台拍摄了许多专题电视片，促进了对长城的宣传、保护；她还积极投入挽救失足青少年的活动，足迹遍布全国各地。
关注西部大开发
谢老走了，王老离休了，但她那双走过长征路的双脚，并没有停歇。1983年，王定国重访甘肃，了解到一批滞留在甘肃、青海的西路军被俘和失散人员生活困难。她认为，当年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及后果，不能由这些无辜的战友承担，而且，这些人都已经到了风烛残年，现在不解决，后人不了解这段历史，更难以解决。于是，她和伍修权一起，自费跑遍河西走廊，越乌鞘岭，跨湟水河，顶戈壁烈日，迎祁连朔风，为的是一项几十年前没能完成的任务——营救西路军流散人员。她曾与陈云夫人于若木等同志，发起挽救失足青少年活动，足迹遍布中国；她曾在76岁高龄时重返草地，在川北22个县考察，为老区人民脱贫致富出谋划策；她曾在92岁高龄时重走长征路，探望还健在的老战友和房东乡亲……她真是个闲不住的革命老人，她的人生新长征正在愉快地进行着！
2003年，老人的小儿子谢亚旭就向母亲提起：为了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想让母亲“重走长征路”。这个建议令王定国非常高兴，对怎样重走长征路，王老自有自己的打算，那就是“看看红军遗址，看看健在战友，看看老区百姓”。在儿女们的一致支持下。2004年6月，王老到达四川省天全县，这是她重走长征路的第一站。在瞻仰天全红军烈士陵园时，王定国听说县里雇了顶滑竿要抬她上山，生气了，她大喊：“我是红军啊，我自己能上去！”在高海拔的二郎山、在泸定县的大渡河边，面对湍急的河水和摇晃的铁索桥，九旬的王定国老人推开上前搀扶的人，只身在100多米的桥上走了个来回。这哪像一位92岁高龄，负过战伤，30年前又做过大手术的老人？
晚年的王老是一名公认的著名社会活动家。1984年以来，她参与筹备成立了中国文物学会，并担任副会长，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织有关电视台拍摄了许多专题电视片，促进了对长城的宣传、保护；参与筹备成立了中国干部教育协会，担任常务副主席；她还和于若木一起积极投入挽救失足青少年的活动。200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很多机构邀请王定国外出参加各种活动，家人怕老人太累谢绝了，但只要被她知道了，总要批评大家，说：“人家请的是老红军，不是我个人，没理由不去的。”
年过九旬的王老，在改革开放后的祖国各地走走看看，她把关注的重心特别放在了西部大开发上。
新年前的一个晚上，王定国的家中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韩国前总理李寿成先生。在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北京市友好法人俱乐部特邀理事梁华京先生等人的陪同下，李寿成先生慕名专程访问了住在北四环的革命老人王定国。原来，出于对西部大开发的关注，当她听说老战友梁隆泰和赖贤夫妇之六子梁华京，向韩国政要推荐中国科学家张令玉教授在高品质高产量农产品食品安全和生命科学以及有机农业科学方面取得突出成就，从而使张教授的成果获得“蒋英实国际科学文化奖”大奖时，非常高兴，饶有兴趣地听取了梁华京的汇报，并特意在家中接待了韩国前总理李寿成等贵宾。
从国事要职退下来的李寿成先生，也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现为韩国新乡村运动中央会会长、21世纪韩中交流协会特别顾问。两位同样关心新农村建设的社会活动家相见，有许多***同语言。王定国老人盛赞李寿成先生为中韩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做出的贡献，当场签赠自己的书画集给了李寿成先生。熟悉汉文化的李寿成先生，钦佩王老永葆青春的精神，李寿成先生主动来到书画案桌前，特意欣然提笔为王定国书写了“健康长寿”四个大字，又签上“韩国前总理李寿成”。李先生在中国从来没有签过“前总理李寿成”的字，这次是专门为王定国老人而书写的，并委托蒋英实纪念事业会执行会长李万峻先生，把以梁华京为封面人物的《真好人》杂志回赠给了王定国老人，还详细介绍了《真好人》是韩国主流媒体，杂志全文转载了《北京日报》的文章《梁华京：名誉馆员的荣誉》，目的是表彰梁华京先生对韩中两国民间科技文化交流，促进两国乃至世界农村建设所作出的贡献。
王老与李寿成的会面，在韩国社会引起不小反响。日前，韩国前国会统一外交通商委员会委员长、韩中民间团体交流联合会会长金元雄来京。王定国老人在梁华京等晚辈陪同下，又一次应邀欣然出席欢聚，并兴致勃勃地参加了由中国文物学会理事刘欣编著的《清代皇宫珍藏品——中韩交流版（辽海出版社）》首发式。中韩双方人士都盛赞年过九旬的王老精神饱满，反应灵活。大家一起赏读了王老的书画作品。
2009年来到了，我们祝愿96岁的红军老战士王定国老妈妈心情愉快，健康长寿！
96年的人生中创造了无数奇迹：1933年参加红军，长征途中敌人的弹片击断了她的腿骨，她坚强地迎来革命的胜利；从文盲女到革命家——14岁参加革命后，刻苦学习，从一个目不识丁的农家女到著书立传，成为今天很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家；书法绘画集一身——70岁开始练习书法和绘画，丹青追忆红军岁月、赞美祖国壮丽山河；癌症老人——75岁，癌症切除手术在她身上留下30多厘米的疤痕，依然欢乐；她曾在92岁高龄时重走长征路，探望还健在的老战友和房东乡亲……
如今，老人革命热情不减，头脑清晰，继续发光发热。2009年新年到来之际，我们满怀崇敬来到老人身边，听她讲述跟随毛主席在长征途中的往事，一起感悟这位传奇老人身上永葆的革命青春。
一路唱歌、跳舞走完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