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法利夫人与嗜读症

她看巴尔扎克、乔治·桑的小说，寻求在想象中满足自己的贪欲。

——《包法利夫人》

激情

苏珊·桑塔格将堂吉诃德与包法利夫人（爱玛）放在一起，并称为嗜读症的受害者。

前者阅读了过量的骑士小说，便妄图将骑士的事迹践行于现实中；爱玛则是因受了浪漫言情小说的蛊惑，开始不顾现实地追求罗曼蒂克的爱情。

有意思的是，当读者们对两位主人公的行为指摘非议时，无论塞万提斯抑或福楼拜，却对自己的主人公更多是持一种同情乃至于激赏的态度。

《红楼梦》中，贾雨村对着冷子兴发表了一场看似荒谬、却又自圆其说的言论。他将世人分为三六九等，其中有一等「上则不能为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千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贾雨村将阮籍、嵇康、刘伶乃至于宝黛列入此等，观堂吉诃德、爱玛的行迹，实际上也属于这一类人。

要言之，过量阅读当真是导致二人悲剧的罪魁祸首吗？似也不尽然。

塞万提斯自己就是个骑士小说的忠实拥趸，福楼拜亦是熟读浪漫言情小说，现在起点上追修真、玄幻小说的读者又何止千千万，也没见几个人像堂吉诃德那样惩凶扬善、像爱玛那样为上流社会的爱情炫目神伤。

毋宁说，爱玛之所以成其为爱玛，并非她不如人，反倒是在某些地方强于众人——这便是其面对生活时远甚于众人的激情。

因为有了这种激情，她便不能像丈夫那样满足于平凡而受人敬重的小镇生活，不能甘于被常识蛊惑而不求甚解。期精明练达处，常人弗如其远甚；面对丈夫的理直气壮，常能一句话就驳得对方哑口无言。

福楼拜如是描写爱玛：「她的性格，在热情浪漫中间透出一股讲求实际的意味」。爱玛的别出心裁，常能将生活装点得令人眼前一亮，让丈夫热泪盈眶，然而这绝对不是因为对生活或者丈夫的爱，毋宁说是对生活的裹挟着气愤的百无聊赖。

爱玛的气愤与无聊，正如堂吉诃德的偏执，是一种过剩的激情，而在经过阅读的点化之后，便幻化成对某种理想生活的奋不顾身。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讲道，人的灵魂有三个组成部分，一个是欲望，一个是理性，还有一个就是激情。爱玛是实利主义者，在此她正如王熙凤一般，生活在她手中游刃有余，然而她所渴望的却更多是欲望和激情。

在小布尔乔亚的生活里，平庸乏味占据了所有，激情却总是缺席。爱玛感到苦闷，阅读为苦闷打破一个缺口，在庸常生活中开了一个窗口，令人得以往见外面的生活。

然而爱玛并没有止于「望见」，她沉醉其中的不是阅读本身，而是阅读引发的暂时解脱，以及爱情故事所指向的另一种生活。由于她是个现实主义者，不会像堂吉诃德那般将风车当做巨人、直接在世俗社会开始自以为的行侠仗义，理想的生活图景便被进一步地压抑、酝酿，化作一种随时都可能喷薄而出的破坏力。

在此可以看到爱玛与堂吉诃德身上微妙的不同处：爱玛还相信着现实生活的伦理与法则，她渴望的是像个男人一般身经百战、见多识广，如果自己不能，便将这种热望寄予后代，于是当她得知自己生了个女儿而不是男孩儿时，便险些昏厥过去。

堂吉诃德在激情的裹挟之下，已经开始完全无视生活的信条，他不是打破生存规则、而是重塑了属于自己的生存规则——

更直接地说，堂吉诃德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创作。所遇所见之物，就是他的创作素材。他不停将自己的行为仪式化，指涉自己曾阅读过的故事，并渴望最终能够让「愁容骑士」像见诸骑士小说中的英雄一般永垂不朽。

当然就实际情况而言，他也的确做到了——只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

另外，嗜读症的效力并不一定导致爱玛式的爱情悲剧、堂吉诃德式的年少荒唐，阅读这一行为本身也蕴含着激情。

中国人喜欢道德训诫，于是有了「老不读三国，少不读水浒」的说法。如果「少不读水浒」尚能用人生经验的匮乏来解释，「老不读三国」实在很难自圆其说了——如果活到该死的年纪还能被书蒙骗，实在也反正经验见识在书本面前的无力了。在剑仙小说盛行的年头，有新闻说少年们读书成痴，于是辍学入深山求仙问道，活脱脱是中国特色的堂吉诃德了。

在中国人看来，书本的魔力胜似刀兵，修身齐家由它，诲淫诲盗也由它。张角要起义，离不了三卷天书；宋江要脱厄，肯定有九天玄女。至于李世民要依着儒家文本进行科考取士，更是有「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的感叹。中国人在科考面前蒙圈了几千年，功名固然是一个原因，也足见出阅读的魔力了。

走火入魔是激情，经世致用是激情，除此阅读还指向虚构的激情。

有句话讲得好，历史是起于真实而终于虚假，神话却是起于虚假而终于真实。

所谓虚构，无不是一种关于世界的书写，其中也自有真义了。在谈到《玫瑰的名字》创作缘起时，作者翁贝托·艾柯讲道：「人天生就是一个虚构故事的动物」。

阅读不仅意味着参与文本的虚构与阐释，实际上也伴随着一种再创作的过程。借助阅读，读者不仅能够令自己的心灵在另一个胸膛中跳动，也参与了一次充满激情的创造。现当代作家群里，多出现这方面的行家里手，文本表现的领域不仅被大范围地拓宽，文体也实现了更大程度的自由。

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以辞典编纂的形式展开虚构，并借助阴阳两本同时发行而将作品的面世营造为一起新闻事件；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则是将诗歌与评注融为一体，作者不仅完成一首优秀的英雄体诗歌创作，还围绕该诗歌展开一次频频指涉创作者生活的妄想狂式批评，不惟如此，创作者与批评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尤其是后者可疑的心理状态，更让文本暗含了一场侦探小说式的谋杀……

借由这些优秀的文本、以及围绕这些文本而产生的致敬、此生文本，可以看到阅读的激情与创作的激情正在更加密切地交织在一起，那些见识广博的创作者，其本身往往也成为了嗜读症患者。

用博尔赫斯的话形容这种境遇最恰当不过：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人情

无论福楼拜本身持怎样意见，《包法利夫人》都被视为自然主义文学的典范之作。倘若将之与中国古典文学做一次不太精准的对照，自然主义的《包法利夫人》将会非常近似于世情小说《金瓶梅》。

两部小说都涉及到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偷情。

爱玛身上的果决、多情、丈夫气概，亦与潘金莲多有相似处。夏尔卑俗、琐碎、善良且懦弱，广受小镇尊重的处境之下，仍旧不足以遮掩其「三寸丁谷树皮」的气息。面对如是伴侣，无论爱玛还是潘金莲，都会因长期无由宣泄的激情而积攒出一腔愤懑——

而当女主人公遇见一名风月老手（西门庆/罗多尔夫）的时候，正如福楼拜说的那样：即使在屋子的露台上，一旦檐槽给堵住了，雨水也会集聚成小湖，就在她自以为平安无事待着的当口，冷不防就会瞅见墙上已经有了裂口。

如果说潘金莲自打初时便不甘心，哀叹自己「一块羊肉落到狗口里」，爱玛却是因沃比萨尔之行之后、目睹了上流社会的私情才开始不甘于现状。

就此言，浪漫小说的阅读只是令她高估了爱情，未必真在生活中入了魔怔。沃比萨尔见闻则不然，风度翩翩的贵族，贵妇人放进情夫帽子的三角情书，令她近距离看到了书中的爱情，进而迫不及待地像付诸实践。此时无论莱昂抑或罗多尔夫都无差别，爱玛需要的只是个适足宣泄感情的差强人意的对象，正如堂吉诃德正是需要一名为之臣服的贵妇人，哪怕想象中的杜尔西内娅的真身不过是一名乡间的挤奶姑娘。

爱玛对情夫的思念混合着无尽想象，正如「俄罗斯大草原的旅人遗留在雪地上的篝火」（福楼拜），甚至当她渴慕的对象走到眼前时，这种思念反而会不再那么强烈、反倒是显得不足道了。

诚如顾城的诗所言：我觉得/你看云时很近/看我时很远。

潘金莲曾先后试图在武松与西门庆身上求得想象的慰藉，爱玛也有自己的莱昂和罗多尔夫。

莱昂的初次倾心，不自觉将一只脚搁在了爱玛座椅的横档上，西门庆寻求「挨光」时，也是一把抓住了潘小姐的三寸金莲；爱玛曾赠送罗多尔夫的一绺头发，西门庆亦成功骗取了潘金莲的一绺头发……

凡此种种，古今中外的偷情，竟也展现出一种有趣的一致。当然，对偷情这种事情，基于不同的道德训诫，兰陵笑笑生与福楼拜也给出了不同的描绘。在《金瓶梅》中，男女之事是「腰间仗剑斩愚夫」式的鬼气森森，西门庆之好色亡身，打一开始就因违背伦理而充满宿命色彩。《包法利夫人》则不同，爱玛的悲剧源自她对生活无可遏制的激情，而作者福楼拜对偷情之事的描绘，毋宁说却是宽容且非常含蓄蕴藉的：

「阳光射得镀银旧车灯锃锃发亮的当口，从黄布小窗帘里探出只裸露的手来，把一团碎纸扔出窗外，纸屑像白蝴蝶似的随风飘散，落入远处开满紫红花朵的苜蓿地里。」

正如人们说读《金瓶梅》应生悲悯心一样，《包法利夫人》中也常常渗透出作者的人道主义气息。那场决定爱玛与罗多尔夫命运的农展会上，一名可怜的雇工卡黛丽娜·勒鲁勤勤恳恳工作五十四年，因而获得一枚银牌与二十五法郎的奖励。付出与收获的强烈反差，背后是生活的无奈何，而获奖者自身的畏葸蠢笨，亦瞬间令爱玛的形象高大许多。作者无意做有关人生优劣的品鉴，然而如果说爱玛的激情是不幸的，庸常生活的卑俗无聊何尝不是更加等而下之的不幸。

与爱玛命运相映生辉的是，夏尔的母亲——老包法利夫人的经历，则暗含着激情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夏尔的父亲老包法利先生一眼看上去就是条汉子，相貌堂堂好说大话，靴子扣着马刺锃锃作响，初见之下便虏获了老包法利夫人的芳心与一笔六万法郎的陪嫁——

后来如何呢？亦不过是另一种最终走向平庸的含辛茹苦。

无论如何选择，未选择的那条路仿佛才是最恰当的。它存在于想象中，于是足可囊括无尽的激情、想象与虚构、创作。

或许正如张爱玲所言：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墙上一枚蚊子血，白的依旧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久而久之，白的便是衣服上一。

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朱砂痣」。

因为这并不是关乎现实而是想象，而生活又常不在脚下反倒在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