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和国初期的文艺体制形成和文艺体制特点
中国当代文艺，以“天安门广场诗歌”为 “四人帮”的专制送葬，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为代表，拉开了新时期改革开放文艺的序幕。
这是一个反对文艺专制的序幕，一个思想解放的序幕，一个深刻反思历史的序幕，一个吁求党和国家在领导文艺的思想、方针、政策、方式以及领导机制上做出重大变革的序幕。这不仅是新时期文艺的良好开端，也为改革开放30年文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影响扩大力度增强
改革开放30年，在时间跨度上略长于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与“文革”10年之和；但无论从文艺创作作品的数量上，还是从反映生活、渗入生活的广度深度上看，都是前两个历史时期之和所根本无法比拟的。文艺的影响空前扩大，渗入生活的力度极度增强。仅以文学而论，据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炯教授的文章说：“……新中国初的十七年，新创作的长篇小说不过320部，'文化大革命’十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只140部，新时期之初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新作增至百部左右，而1991年到 1995年的五年间即出版长篇小说2500部。最近十年每年平均有800部到1000部。……三十年间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从'文化大革命’结束时900多人，增加到7700多人。各省市自治区作家协会会员更是逾五万人。而自由撰稿人和各条战线的业余作者有不可胜数。……而我国电子网络文学的潜在读者更达 120000000人。”①
这里还可以补充几个并不系统的数字：
——2004年4月出版的长篇小说《狼图腾》，4年里卖出了240万册，2007年，小说的世界英语版权转让给著名的企鹅出版集团，版税10%、首批稿酬10万美元。这是新中国成立至今单本著作版权交易获得的最高报酬。该出版集团CEO在北京图书博览会上宣布：《狼图腾》是企鹅2008年最重要的一部书，有信心销售到200万册。
—— 据《中国艺术影片编目(1949—1979)》一书统计，30年间***拍摄故事片109部②，仅相当于2007年产量(402部)的约四分之一；“据不完全统计，自1978年到2008年6月底，我国***创作生产电影故事片4425部”③，后者是前者的40多倍!
——广州的音乐新专辑光碟，发行量动辄在70万—100万张以上。
——甘肃省有一份以文艺作品为主、兼收娱乐内容的文摘性刊物《读者》，单期发行量曾超过一千万册，创造了世界性的奇迹。
——近几年来，国内每年新拍电视剧均在15000部(集)上下，这还不包括动漫。目前全国***有1974个各级电视频道，其中排播电视剧的频道有1764个。全国13亿人口，每天人均单是观赏电视剧的时间即超过一小时；收看央视“青歌赛”、“同一首歌”的观众达数千万之多。而央视每年一度的春节晚会，据相关机构统计，收视率连续多年都在90%以上，成为春节的重要内容和不可剥离的新民俗。
—— 除了“电影界的诺贝尔奖”奥斯卡奖之外，张艺谋几乎获得过其他所有电影节奖项，其影响已远远超出国界。他所拍的大片主要收益也在东南亚、乃至北美市场，这是以往任何时期都从未出现过的现象。
二、理论的探寻
这30年的文艺发展是有理论作根底的。它的标志便是文艺基础理论、被称为“艺术哲学”的美学理论研究空前规模地开展和深入。
“据吴伟统计，1980—1999年，(国内——摘引者)出版西方美学译著有224册。其内容之广泛，包括几乎所有20世纪出现的主要美学流派的作品”；“中国美学原理的体系性著作自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开始，喷发而出。据刘三平统计，1981—2002年，***出版美学原理著作242本。”④美学一度成为理论界的显学。这些美学理论，又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类：朱光潜、高尔泰、蔡仪、王朝闻等的美学学说大体可概括称之为“社会美学”；其后广为盛行且至今不衰的是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美学”；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现了“审美活动论美学”；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兴起了以杨春时为代表的所谓“后实践美学”；而本世纪初又提出了“生态美学”的概念，其学科体系正在建构之中。
文学理论在文艺各学科的研究中始终处于最受瞩目的位置，也呈现出异常活跃的态势。著名文学理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钱中文先生在一篇回顾总结性文章中说：“新时期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在现代性的指导下，大体明确了文学也包括文学理论的自主权问题，使文学理论初步回归到自身”；“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已自觉成为理论研究的主导”，出现了“主体性文学观、认识论(或意识形态本性论)文学观、象征论文学观、生命本体文学观、形式主义文学观以及建立在审美反映基础上的审美形态论文学观；90年代又有修辞论文学观、生产论文学观，又从网络等角度来讨论文学的文学观；不久前又出现了文学是社会意识形式的文学观”；还出现了“仅就文学现象……不做形而上的表述的文学观”等。总之，文学观念呈现了多元状态，这种状态“反映了对文学自由度的深入与多样”。至于其他各个文艺学科的理论研究，也都处在异常活跃的状态中。
三、政策的调适
我国新时期以前所执行的文艺政策，基本可概括为两句话：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也确有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的提法，但发布未几就开始了“反右”斗争，“百家”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双百”自然也就有名无实，只剩下了服务于“无产阶级斗争和专政”的“工具论”。在实践上，随着一次次政治运动的开展，这个政策往往成为对文艺界进行敌对性批判的“工具”；“文革”时，则成为“四人帮”对广大文艺家实行法西斯独裁专政的“工具”。事实证明，这两个提法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正是顺应着民意，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适当地调整了党的文艺方针。《祝词》只是提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特别明确指出不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后来，这个方针被概括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文艺曾长期只被当作意识形态来看待，只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曾多次展开过文艺(文化)产品商品性的讨论。党的十六大之后，文艺、文化被看作“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持民族文化独立性、维护民族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方面。文艺不仅具有意识形态性，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产业性。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中，都提出了改革体制、机制，理顺、优化文化市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任务；在十七大的报告中，推动(文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任务，是与贯彻科学发展观、转变增长方式、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相联系，与维护公民文化权益、***同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相联系的；是与增强文化本身的“国际竞争力”，与社会公平密切相关的。
在领导方式上，变为意识形态斗争服务的指令式为范式效应的引导式，即摈弃过去政治运动式的“大批判”，而以“五个一工程奖”、“优秀文艺成果奖”等评奖的方式引导文艺创作。新世纪以来，评奖标准不仅注重思想性，而且兼顾作品在社会上受欢迎的程度。此时设立的评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活动，更多注意艺术的创造，从注重当下的教化功能到更侧重作品在未来艺术史上的地位、价值及持久性。这些举措都正逐步显现出它们的积极效果。
四、体制的演进
改革开放30年，文艺界最显著的表现莫过于自由文化人及民营文化团体的大规模涌现了。自由文化人包括自由撰稿人、诗人、画家，从群众演员、歌舞厅歌手到各种演艺人员，以及与之相关的歌曲创作、制作的音乐家，影视剧、电视文艺娱乐节目的创意制作人，书籍、特别是文艺书籍的出版策划人，当然还有为数更多的文艺书籍、艺术光碟的发行商等。
“'自由撰稿人’的出现，呈现了文化人的一种新的生存方式，一种体制的变化”；“为文学带来了新的活动方式和价值观念”，这就是“拒绝任何依附性的独立意识”。⑤ 上世纪末出版的古清生的《漂泊北京》和汪继芳的《断裂：世纪末的文学故事》是反映他们生存状态的代表作。据“自由撰稿人网站”2005年11月发布的数据，全国属于这个群体的“不下百万”，“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约有“万人”。总体上看，自由文化人以北京为最多。于是，“北漂”便成为“自由文化人”的代称。它的出现是一种文化性社会现象。画家们起初较多居住在圆明园遗址周围农村，目前则以“798艺术区”和通州的宋庄为两大根据地。“现在798 不仅是北京的一张艺术名片，而且……国际大主顾也接二连三进驻。继比利时的尤伦斯艺术中心、西班牙的伊比利亚艺术中心之后，号称'帝国画廊’的纽约佩斯画廊一次签下十年租约，在798艺术区3000平方米的厂房里设立了自己头一个跨国分支机构'佩斯北京’，8月2日刚开张。”⑥
如今，演艺圈或许已成“北漂”族的主流。有关资料显示，1992年这类(演艺圈)“北漂”族只有2万人，到目前为止已经达到30万。北影门前是演艺圈“北漂”族的核心集中地，那里常年有万人等待着剧组聘用。“北漂”生活状况一直受到的影视作品持续不断关注，从《混在北京》、《明星制造》……直到不久前公演的电影《立春》，均引起强烈的反响。
民营文化机构之中以影视界的业绩最为卓著。1994年11月，京城第一家“民间电视机构” ——实嘉广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挂牌。2002年，北京的影视制作公司发展到80到100家左右。“目前全国的影视剧制作机构大约有2000多家”⑦，其中绝大多数为民营。它们对促进我国电视艺术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被称为影视“大鳄”的邓建国，1995年以珠影“明星工作室”名义开拍电影，1997年正式成立广东巨星影业公司，同年拍《康熙微服私访记》等8部影视作品。之后的影视剧《鸦片战争演义》、《康熙微服私访记》系列、《风流才子纪晓岚》等令邓建国声名鹊起。2000年他被评为“影视界十大风云人物”之首。
北京的派格太合环球传媒是中国内地最大的民营传媒机构之一。它的《环球影视》、《娱乐任我行》、新闻脱口秀节目《东方亱谭》、音乐综艺节目《春华秋实》等，是其品牌性电视节目；截止 2005年，公司为包括央视、北京、上海东方等400多家电视台提供节目，还策划组织了许多影响巨大的大型活动，并把杨丽萍的《云南印象》成功地推到了欧美市场。
苏州福纳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北京之外唯一一家首批获得国家广电总局颁发甲种拍摄许可证的公司。截至2006年，旗下的福纳影视公司成立10年间，拍摄了30部一千余集电视剧，创立了“南派”风格。它拍摄的《新江山美人》、《春光灿烂猪八戒》等都有上佳的市场表现。其他如西安长安影视制作公司的《激情燃烧的岁月》，海润公司的《宰相刘罗锅》、《玉观音》等，都曾产生过巨大影响。海润公司还以《大明宫词》、《桔子红了》、《空镜子》等，开创了“新文人剧”的电视剧类型。
其他诸如“横店”集团，诸如近年大批涌现的动漫制作公司，对于我国影视业的发展、对于民族动漫业的崛起，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民营演艺团体最著名的莫过于杨丽萍歌舞团了。她精心打造的“原生态”大型舞蹈《云南印象》，不仅演遍了国内大中城市，而且走出了国门。由于对“原生态”的追求，该剧还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
个体艺术家、自由文化人、民营艺术机构和演艺团体，是改革30年文艺体制变革的显著成果；缺少了个体艺术家、自由文化人、民营艺术机构和演艺团体在这30年的艺术贡献，我们国家的精神文化生活是不可想象的。
五、缤纷的艺苑
30 年的当代文艺，逐渐呈现出多元性的特征；艺术园地成为多元、缤纷的艺苑。这里的多元，不仅仅指艺术的样式、风格、手法、技巧等等，而且还包括观念。“新概念作文”、“新写实”、“新历史主义”、“家族史写作”、“新体验”、“新状态”、“女性主义”文学等都显出某种程度的“另类”特征。被评论界称之为“形式大于内容”的商业性“大片”；声乐上民族、美声、通俗、“原生态”等四种唱法并呈；带有某种“颠覆”式的“红色摇滚”，苍凉沙哑的“刀郎”演唱、民歌翻唱，“超女”、“超男”现象；声乐表演、影视表演、文学叙述言语方式的“港台腔”、“港台味儿”；影视剧风格上的“戏说”、“无厘头”现象；美术界的“行为艺术”等等都给人以“异样”、“非正统”、“很另类”的感觉。大量娱乐性文艺作品的出现，形成主流文艺、精英文艺与大众文艺并存的局面。
在文艺界，有一大批“另类生存者”，这也是文艺多元图景的突出表现。
以连续获得多届“新概念作文”奖而起家的韩寒，从未摆出过认真倾听的姿态，对谁都是一幅漫不经心、不拿正眼看的目光，这里有一个做人观念上的差异；这个截然不同于传统的做人观念，在当代一部分青少年中是有一定代表性的。韩寒的书动辄发行几十万，畅销之至。他的作品一直凸显着这种做人观念、为人处事上的“另类”特征。你可以不喜欢、不提倡，却无法不允许它的存在。容忍 “另类”，才有艺术的多元化。
六、走向法治，保障文艺的健康发展
发展繁荣文艺的目的，对内而言是为了满足全体人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发展的需求；对外则是为了维护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立，维护民族文化之根，扩大民族文化的影响力，从而将古老伟大的中华文化融入世界，成为“世界文学”的构成部分，为人类现代文明的发展做出贡献。一种民族文化、民族文艺影响力的集中体现，是世界级的大家、大师和经典之作；它的现实标志，则是获取世界公认的各种文学艺术奖项，包括诺贝尔奖、奥斯卡奖、三大电影节奖等等；其市场表现，则是在全世界的发行量、上座率、票房等等。以此量之，我们文艺发展的差距是不可以道里计的。
发展文艺的根本途径在于充分解放文艺的生产力，鼓励保护创造性和培育原创力。要有鼓励文化创新的政策，营造有利于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的环境。整个文化界、文艺界创造力匮乏，原创力尤为稀缺是众所公认的现实。仅以美学理论的研究为例，正如张法教授文章所指出的，我们的美学理论体系还存在着两个重大方面的缺陷：“没有在美学原理中突出一种中国文化独有的审美特色和理论特色”；没有走出“中西比较”的狭隘视野，从“多元文化知识界面的构想来思考美学未来的建构”⑧。现有学说，多少显出以往某种(西方)学说的体系形痕迹，原创性的东西很少很少。文学理论的“严重的危机”，“就是理论创新与原创性的观点太缺乏了。争论似乎很多，但学术泡沫也多”，“有些人”至今还是“老式的思维方式”⑨。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探讨文艺生产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并遵照规律办事。这个规律就是创作自主，就是文学艺术家在思维向度、思维空间、思维方式上要享有充分的自主权。
1905 年11月，列宁曾经强调：“文学事业最不能做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⑩。诚然，也是在这段论述中，列宁要求“文学事业必须无论如何一定成为同其他部分紧密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部分”。他甚至要求“文学家一定要参加党的组织”。列宁还尖锐嘲笑和批判了资产阶级所谓“自由的文学”的虚伪性……但他并没有否定文学创作必须具有思维和想象、联想和幻想的最大限度的自主这一规律。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也强调了这一点。他代表党中央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祝词》中，不仅重述了列宁的上述论断，而且还说：“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这里强调的创作自由，也包括文学艺术理论探求的自由。
在第四次作代会上，“创作自由”被写入文件；旋即，不再被提及；在相似领域提得更多的是“学术民主”。这二者，究竟哪个更符合于创作规律呢？似乎没有谁多想过；但问题并不能回避。民主是一种群体性活动的制度和程序安排，其中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文艺创作则是个体的思维活动。科学真理的发现、文学艺术的标新立异是根本不能“少数服从多数”的。相对论、《红楼梦》是“学术民主”的结果吗？就是对它们的研究、批评，不是也不能以“学术民主”来定优劣、定是非吗？“学术民主”是管理领域的事，它与研究、创造无关，与文艺创造无干。
文艺创造、文艺生产本质上即是思维创造、意识创造，是心理的想象、联想活动，必须保障充分广阔的空间和多维、多向度的可能，必须打破任何空间和向度上的障碍，打破任何心理障碍和精神束缚。“四人帮”的文艺专制，他们对文艺家、文艺生产力的无情摧残是众所周知的。“文革”及其以前的极左思潮的“以言获罪”、 “以思想获罪”，也曾被千夫***指、遭到声讨，其危害不言而喻；新时期以来，党中央曾多次重申“三不主义”——“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邓小平同志的《祝辞》中，还代表中***中央郑重宣布，在文艺创作中，“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尽管如此，在文艺创作上还不能说已经不存在障碍和顾虑。我们的作家群创造力、特别是原创力的不足，就是明证。“创作自主”还没有被我们当作基本规律来遵循。多年来，我们批判“四人帮”及极左思潮的具体罪行，却没有批判它的思维方式；有些人至今还是老式的思维方式，时断时续地使用不同形式的运动批判方式来消灭异己观点。多年来，我们没有充分探究极左思潮得以横行的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中的缺陷；我们在理论上、在具体行为上制止了它，却未能从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上杜绝它。我们宣示了极左的恶果，却未能从根本上揭示：任何组织、团体、机构和个人，从来都不具有“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的权力；无论他以什么名义，这样做本身就是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侵犯和伤害、就是在根本上违法；既违反宪法这一根本大法，也违反刑法和民法。所以，当务之急就是把“三不主义”、 “不横加干涉”这些道德性的承诺、行政政策性的软约束，变成法律制度的刚性约束。这就要求《新闻出版法》及其他保障公民个人权益的法律尽快出台。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建设鼓励文艺原创、鼓励文艺思维向度、思维方式创新的社会环境。只有这样，文艺的生产力才能被充分解放，民族的创造力、原创力才能得到快速成长。
注释
①张炯：《新时期三十年文学的回顾与前瞻》，《山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②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研究所编：《中国艺术影片编目(1949—1979)》，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③赵实：《大力繁荣农村题材的电影创作》，《人民日报》2008年7月31日。④⑧张法：《略论新时期以来中国美学原理著作的演进》，《中州学刊》2007年第1期。以下美学学科分类，亦依据这篇文章。⑤韩宇宏：《剧烈变动中的社会与文学——世纪之交中国文学蜕变的描述及社会文化背景论析》，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8—90页。⑥ 李宏宇：《有钱之后的中国当代艺术》，《南方周末》2008年8月7日。⑦李培森：《辉煌铸就梦想——回顾中国电视剧30年》，《当代电视》2008年第 6期。⑨钱中文：《文学理论三十年——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文艺争鸣》2007年第3期。⑩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163页。《邓小平论文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10页。
作者简介：韩宇宏，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