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作品达到了什么诗歌艺术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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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

力 扬

一

杜甫是我国封建时代中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了《诗经》、乐府以来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并将其加以发展和提高。他以进步的儒家思想和精湛的艺术，深刻地、多方面地反映了国家的重大事件，描写了各个阶级和阶层的生活真实，表达了广大人民的意志和要求，从而揭露了自开元、天宝以来将近四十年间的那个动乱时代的历史面貌，为我们创造了“千汇万状”的诗歌作品，把我国现实主义的诗歌艺术推上一个新的高峰。

有人认为像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就创作方法上说，恐怕不是某一流派所能够概括的。诚然，杜甫自己在论诗时就说过：“窃攀屈宋宜方驾”，又说过：“别裁伪体亲风雅。”(《戏为六绝句》)在赞美陈子昂时也说自己“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陈拾遗故宅》)可见杜甫对于我国古典诗歌中代表现实主义传统的《风》、《雅》和代表浪漫主义传统的屈原、宋玉，都曾经给以很高的评价。同时，我们在杜甫少数的作品中，也看到他们具有浪漫主义的某些因素——或者具有浪漫主义的精神，或者具有它的表现手法。如《望岳》中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表现了唐代强盛时期知识分子奋发向上、藐视一切的精神；如《房兵曹胡马》中的“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以及《高都护骢马行》中的“此马临阵久无敌，与人一心成大功。……青丝络头为君老，何由却出横门道?”等处，作者都以托物咏怀的手法，表现了驰驱沙场、建立功业的英雄壮志。这也就是他在《前出塞九首》中所明白地说了出来的“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的那种精神；在《饮中八仙歌》中，他通过对八个放纵不羁的酒徒的描写，以生动的形象表现了当时知识分子藐视封建礼教和等级制度、要求个性解放和返于自然的精神；在《洗兵马》中，他说：“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在《蚕谷行》中，他又说：“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在《昼梦》中，他更说：“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在这些地方，他是幻想着在没有消灭阶级之前能够消灭战争和剥削制度，出现“男谷女丝行复歌”的和平劳动的社会；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他本着儒家“己饥己溺”的精神，激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美好理想。杜甫在上述这些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和理想，虽然有一些是在阶级社会中不可能实现的空想，但它们无疑地体现了封建社会中广大人民的美好的理想和愿望，都是鼓舞人心的，都是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表现。

杜甫也有运用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的作品，但为数更少：如在《凤凰台》和《朱凤行》中，利用神话传说的幻想因素来创造形象，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在《梦李白二首》中，通过梦境的描写来表达自己与李白的真挚友谊和对于李白不幸命运的同情。他偶尔也运用夸张的手法，如在《古柏行》中，所描写的古柏是“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这样高大的柏树在现实世界里是不可能有的，但在艺术世界里，却完全可以允许它存在。

尽管在杜甫的少数作品中，或者在精神上，或者在表现手法上，曾经出现过浪漫主义的因素，但是，在杜甫的绝大部分作品中，像屈原的《离骚》，或者像李白的那些浪漫主义的名作，在精神上和表现手法上都充分地是浪漫主义的作品，却断然是没有的。他像世界文学史上许多伟大的作家一样，在他们自己的作品中，往往包含着人类艺术中两个主要流派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因素。然而，我们如果从杜甫一生对于现实的态度来看，从他在艺术道路上的主导倾向来看，从他绝大多数作品的创作方法来看，他却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中现实主义流派最杰出的代表。他对于现实主义的精神和表现手法两方面都有很大的丰富和发展。他这种成就和贡献，在我国古代诗人中是无有比肩的。

二

我们考察杜甫对于现实主义的成就和贡献，是要从他诗歌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和表现手法两方面来考察的，也就是从他的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造诣两方面来考察的。

为了探索杜甫对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思想内容方面继承了什么，并且发展了什么，需要把从《诗经》以来现实主义诗歌传统作简略的叙述。

我国现实主义诗歌最早结集的《诗经》中的作品，它们绝大多数的作者是无从考证的，概括地说，包括两类作品：一类是人民的创作，又一类是文人之作。广大人民在诗中歌唱自己的劳动和爱情，以及描写他们被压迫、被剥削和参加战争的生活。这些作品深刻地、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现实面貌，是《诗经》中较优秀的篇章。尤其是那些反映劳动人民对被压迫、被剥削的生活的不满，对统治阶级表示强烈反抗情绪的作品，如《伐檀》和《硕鼠》等，虽然数量甚少，但由于它们揭露了阶级社会中阶级对立的本质，因而在思想质量上说，它们是《诗经》中最高的。文人之作的部分作者，或者是当时政府中卑小的职员，或者是境遇坎坷的知识分子，他们或者写自己工作和生活中的艰难困苦，或者写爱情上的痛苦和欢乐，或者写自己被上层统治集团所排挤所损害的愤怨，他们通过对自己所处阶层的生活描写，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如《召南》中的《小星》、《邶风》中的《式微》和《北门》、《小雅》中的《正月》和《北山》等等，在数量上是相当多的。这两类作品是《诗经》中的精华，也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最早的两支源流。所以，千百年来，我国进步的诗人们总是推崇和提倡《风》、《雅》，把它们作为自己创作上的方向和范本。

汉、魏、六朝的乐府民歌是《诗经》中人民创作这支源流的延续和发展，其中有许多优秀的作品。自秦、汉统一中国以后，封建制度日益巩固，统治阶级对于人民在意识形态上和文化、文艺上的束缚和压制，比之封建社会的初期和它以前的时代，自然更加严密和残酷。这种情况，既会影响到人民在文艺创作中不能自由大胆地表达自己的阶级意识，也会影响到由统治阶级搜集起来的乐府民歌的本来面貌。现存的乐府民歌，大部分是经过当时政府的音乐机构——“乐府”收集、写定的，即使有一部分是依靠私家的传习而保存下来，但有能力养蓄倡优的私家，自然是“豪富吏民”，他们仍然是统治阶级的成员。可见乐府民歌，除少数由于民间传唱所留存者外，都是经过统治阶级的审查和删改的。所以，我们所见到的乐府民歌，虽然它们多方面地反映了民生疾苦，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但像《伐檀》、《硕鼠》那样反映阶级对立本质的作品，可以说是没有的。即使人民曾经创作过这种作品，也被统治阶级在搜集和审查的时候，删除掉了。

汉代的《古诗十九首》是《诗经》中文人之作这支源流的继承和发展。它们大都是当时失意的知识分子所表现的叹老嗟卑、忧生感时、怀乡感旧、伤离惜别的感情，情调是抑郁低沉的，所反映的现实面也较为狭窄。但由于它们接受了当时人民创作的乐府民歌的深刻影响，又有它们自己的创造，在艺术上达到很高的成就。钟嵘称它们是“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诗品》卷上)也是对艺术上的推崇多于对内容上的赞许。它们一向被认为是五言古诗的典范，被后来历代的作者所称誉和模仿。

建安时代的作者一方面继承了《古诗十九首》的传统，一方面又自觉地在乐府民歌中汲取丰富的艺术营养，他们的作品视野比较广阔，反映了动乱时代的历史面貌，使我国诗歌发展史中的文人创作第一次形成了高峰——在同一时代里，出现那么多的卓越诗人，产生那么多的优秀诗篇，各人既有各自的风格，又有***同的时代风格，在我国诗歌史上的确是破题儿第一次。他们不仅抒写了自己的遭遇和抱负，并表现了广大人民的苦难。他们中间杰出的作者如曹操、曹植和王粲等都以强烈的同情描写了普通人民的命运：如曹操《蒿里行》中的“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如曹植《泰山梁甫行》中的“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野。妻子像禽兽，行止依林阻。”以及王粲《七哀诗》中的“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野。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像这样内容的作品，虽然在建安时代诗人的制作中，在数量上并不占多数，但是，这些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同情人民苦难的思想在那个时代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同时，这种思想那么显著地在文人作品中出现，这也是头一次。它是这支源流在思想质量上的一个跃进。因为无论是《诗经》中的文人制作，或是《古诗十九首》，它们都只是抒写文人作者个人的遭遇，很少接触到普通人民的非人生活和惨酷命运。建安时代的作品对后代之所以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固然还有它们在艺术技巧上的发展和新风格的建立等方面的因素，但同情人民苦难的思想在作品中鲜明而强烈地表现，却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自建安时代以后，它就在文人制作的作品中不断地出现了。

魏、晋、南北朝的作者在诗歌的体制、音律和表现技巧各方面有不少的丰富，有多方面的探索，对唐诗的发展和繁荣准备了条件，其中谢灵运和谢□等人又开辟了山水诗的传统，扩大了诗歌的描写领域，但他们对于现实主义诗歌的思想内容，除陶渊明和鲍照外，却很少有人做出多少贡献。陶诗的思想内容是比较复杂的，在这里不可能作全面的分析，我们只从现实主义的角度上来评价它们的意义。陶渊明根据他对于农村生活的爱好和对于劳动生活的亲身体验，结合着乡村朴质的风貌，歌唱了劳动的意义和自己参加劳动的喜悦，产生了不少卓越的田园诗，并在《桃花源诗》中，幻想着“相命肆农耕，日人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那样和平地劳动、没有剥削的美好社会。虽然他的幻想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只是不可能实现的一种空想；他歌颂劳动的思想观点也夹杂着隐逸思想的因素；但像他那样士大夫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能够认识到劳动的意义，体验到劳动的快乐，并提出如上面所说的那种理想，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种思想不可能不是对于不劳而获的地主阶级剥削制度的一种抗议和否定，这是在陶渊明以前文人诗歌的传统上没有出现过的光辉思想，比之单纯同情人民的思想在现实主义诗歌传统上的出现，就思想质量上说，是一次更深刻的跃进。这也是他的田园诗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所具有的特别重要的意义。鲍照因“才秀人微”，因而他对于社会的现实生活既有深入的体察，对封建制度的不合理现象也往往流露出不满与不平，所以他在《拟行路难十八首》、《代东武吟》和《代出自蓟北门行》等作品中，反映了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成为南朝优秀的作品。他在《拟古》第六首中所描写的“柬薪幽篁里，刈黍寒涧阴，朔风伤我肌，号鸟惊思心。岁暮井赋讫，程课相追寻，田租送函谷，兽藁输上林。河渭冰未开，关陇雪正深。笞击官有罚，呵辱吏见侵。”反映了统治阶级对于农民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揭露了封建社会的本质。陶渊明和鲍照的这些进步思想，不仅在六朝诗歌中特别显出光彩，也是《诗经》以来在文人制作中所罕见的，加以他们在艺术技巧上又都有高度的成就，所以他们就成为六朝中两位最杰出的诗人。

此外，在我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上还出现过一种重要的思想，它不仅出现在现实主义的作品中，也出现在浪漫主义的作品中，那就是爱国主义思想。《诗经》中《黍离》一诗所表达的感情一向被人认为是这种思想的萌芽，因此，“黍离之思”在后代的文人制作中就成为爱国思想的同义语。爱国主义思想在我国浪漫主义大诗人屈原的作品中得到充分高度的体现。其后少数的作者虽然在作品中偶尔表现了这种思想因素，例如西晋永嘉乱后，北中国大部分的国土沦陷在异族的统治之下。当时刘琨身罹厄运，而且在敌后担负着对敌斗争的重任。但他的诗歌主要地是表现了个人在丧乱中的感慨和愤恨，他对于故国的“黍离之思”表现得并不太强烈。又如庾信遭侯景之乱，国破家亡，而又远居异国，仕于外族，在《哀江南》等赋中表现了强烈的恋土怀乡的感情；在诗歌中，他也表现了“楚材称晋用，秦臣即赵冠”和“李陵从此去，荆卿不复还”(《咏怀》)那样不甘身事异族的思想；但是，他的作品总是感叹个人身世者居多，发抒爱国思想者较少。因为他也和刘琨一样都没有更多地把个人的遭遇和国家、民族的命运以及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却主要地把国家的丧乱联系到个人的际遇来看待，所以他们的作品虽然具有不同程度的爱国思想因素，但还不能说他们的作品已经具有充分的爱国主义思想。

爱国主义思想以及对封建社会中阶级对立本质的揭露、对普通人民苦难的同情、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赞颂，这些都是在我国古典诗歌传统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进步思想。只有杜甫和屈原一样把自己的遭遇和国家、民族的利益以及人民的利益紧密地联结起来考察，这样，就使他在安史之乱以后的作品中充溢着汹涌磅礴的爱国主义精神，产生鼓舞人心的力量。我们从前人不少有关杜诗的评论，和杜甫不少有关论诗的作品来看，他的创作态度和作品的思想内容确实受过我国古典诗歌传统中那些进步思想的影响。但是，我们决不能说：杜甫诗歌在思想上的成就仅仅是由于他熟悉这些传统的思想材料，继承了它们，接受了它们的影响的结果。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他不仅不可能成为伟大的诗人，而且他将要成为一个最没出息的艺术模仿者和艺术教条主义者。杜甫之所以会取得这种成就，是由于他既接受了传统思想的影响，又在那个伟大而变动的时代里，他自己经历了严肃又广阔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他才能够继承那些思想因素，在某些方面还发展了那些思想因素。

三

唐代的统治者，自开国以来，在对内政策上，不是采取由门阀贵族地主垄断一切的政策，而是采取一些比较开明的措施，从而使中小地主阶层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力量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他们又通过科举制度吸收这些阶层的知识分子参加政权，以便更广泛地团结本阶级的力量，巩固统治。这是从贞观至开元年间一直行之有效的政策。那些中小地主阶层出身的知识分子，一般地说，出身都比较寒微，和普通人民有较多的接触和联系，但他们所从属的阶层在政治、经济上又受着门阀贵族地主的排挤和欺压，所以他们在政治上总是主张实行任用贤能、明刑息讼和减轻赋税等开明的措施，以利于他们自己阶层力量的继续发展和巩固。这些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对于代表门阀贵族地主的上层统治者来说，是一种进步的力量，对于当时的广大人民来说，也是比较有利的。然而，从本质上说，他们是属于地主阶级的，他们不仅拥护封建剥削制度，而且时时刻刻希望自己能够上升到上层统治者的行列。这就使他们不可能不具有地主阶级所固有的那些反动的和落后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