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与沈阳有何关系？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
名人是城市的名片。
2001年金秋，我到西欧九国进行了一次向往已久的采风，所到之处，对此有十分强烈的感受。
沈阳北站广场
访欧的第一站是鲜花盛开的意大利。从米兰到罗马，从佛罗伦萨到水城威尼斯，一路观赏到许多早已熟悉的名画和名雕：罗马教堂里米开朗琪罗的摩西雕像，拉斐尔画室中的耶稣与圣母；佛罗伦萨米开朗琪罗广场上的大卫雕像和博物馆里达· 芬奇的名作《圣母领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三杰和他们的名作，意大利人家喻户晓，向我们介绍时脸上都洋溢着由衷自豪。
在法国巴黎，文学气息仿佛更浓一些。来到巴黎圣母院，就会想起维克多·雨果和他笔下的敲钟人卡西莫多和吉普赛女郎爱丝梅拉达；坐在咖啡厅里品一杯浓醇的法国咖啡，就会油然想起喜饮咖啡的巴尔扎克和他蜚声世界的《人间喜剧》……
在充满田园风味的奥地利，怀着钦慕之情参观过每年举办新年音乐会的维也纳金色大厅的人们，总要到城市公园去瞻观作曲家约翰·施特劳斯的青铜雕像，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已成为维也纳的特殊名片；奥地利西部的小城萨尔茨堡则因音乐家莫扎特而闻名，每年这里都要举行多场各类音乐盛会，这座古典音乐的圣城吸引着百万计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爱好者。一个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小城每年能吸引二千二百万的游人，不能不说借助了莫扎特的名气……
曲阜孔庙大成殿
从欧洲归来，一些报刊约我写些游记，提笔落墨之际，我不禁凝眉思索起这个关于名人与城市的有趣的关系。应该说储藏着丰厚文化积淀的城市孕育了城市的文化名人，而名人一旦产生，反转来又必然会提升一座城市的文化品位与知名度。
当然这并非我的发现。科学的历史观一直认为，每个地区在其特定的自然条件下，在经济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人类都缔造着富于地区特色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在创造经济与文化奇迹的同时，也必会出现一些在历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杰出人物，即人们常称谓之“名人”。他们曾推动过历史前进的车轮，也必将给地区与世界的发展以新的推力。
在欧洲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只不过人们司空见惯，常常熟视无睹罢了。
山东的曲阜，并非大都市，但因为出了位至圣先师、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而在普天下的华人心中占有崇高的地位，而今世界各地纷纷建立孔子学院，足见影响之广。
长江三峡的巫峡与西陵峡之间，有座小城名秭归，交通并不便利，但我二十年前初访秭归从香溪河穿过七里峡向乐平里行进时，仍见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同道者。乐平里是世界文化名人、中国大诗人屈原故里，凭着《离骚》《天问》的艺术魅力，令崇拜者前来瞻仰寻圣，自在情理之中。
孔子像
至隋唐以降，城、地、山、水以人而名者更是历历可数，广为人知。地处长江汉水交汇处的武昌蛇山，因唐人崔颢一首《黄鹤楼》而名噪天下；古城南昌之黄鹤楼，唐高宗上元年间重修，年少才高的王勃一气呵成《滕王阁序》，其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长天一色”诸名句震惊四座，滕王阁也随着这篇序而名扬遐迩了；洞庭湖畔的岳阳楼，原为三国东吴大将鲁肃为操演水军而建，虽然两晋南北朝多次修建，但声名平平，直至北宋庆历年间，抗击西夏有功的“小范老子”范仲淹写出千古传诵的名篇《岳阳楼记》之后，方名声大振。文化名人对一个地方，一座城池的传播、张扬作用也由这些例证中窥其一斑。
金毓黻主编的《辽海丛书》
有了这样一种基本的认知后，我把目光投向了我们生存成长的这片沃土——沈阳。沈阳地处祖国的东北，由于在万里长城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以东，“这疙瘩”又被称为“关东”。当年这里地广人稀，多民族聚居。荒年灾年，这里又常是“闯关东”的山东、河北人的目的地。但不知从何时起，人们有了一种偏见，即认为东北人“长于弓马”，而“拙于文事”。迄今还有人说这里“文化积淀不厚”“文化土层瘠薄”，云云。
果真如此吗？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化学者金毓黻先生就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是“厚诬我先正也”。他提出，我先正的遗集“文采斐然，独出冠时”，“我先正有明且清之言，而不知保存之，是亦后生之耻也。”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金先生呕心沥血，以毕生精力从事东北历史、文化研究，编著有《东北通史》《渤海国志长编》《奉天通志》《宋辽金史》《辽海丛书》等书，向世界展开了一部东北历史文化长卷，雄辩地呈示出东北地区历史文化曾经有过的辉煌。
金毓黻先生在《辽海丛书刊印缘起》中说：东北“历三千年，中间硕儒杰士后先辈出”，他们的著作，“自成家言，卓尔一时”。新中国成立后的文物考古、文史研究成果，更进一步证实了金先生七十年前的一系列判断。
远古时代人类就有了图腾崇拜，中国号称是龙的故乡。但真正的中国第一龙和中华第一村并不是发现于中原，红山文化的重大考古发掘证实，中华龙首见于辽河流域。辽河文化及其研究把中华文明史向前提早一千年。
说到沈阳，1973年在建筑施工中发现的新乐遗址，出土的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雕刻精美的煤精装饰品及炭化木雕艺术品等，说明新乐文化已达到新石器时代原始文化的较高水平，将沈阳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两千多年，即在七千年前这里便升起了东方文明的一线曙光。
而早在1965年在沈阳西南边缘郑家洼子发现的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短剑墓，佐证了这里是辽河流域多民族世代聚居并创建了青铜文化的地区之一。
沈阳新乐遗址
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沈阳同样是引人重视的存在。汉代大史学家、“太史公”司马迁在名垂千古的《史记》中，记载沈阳早在二千三百年前即开始了建城历史，写下这灿烂历史一页的是战国时的名人、燕国名将秦开。《史记·匈奴传》载——
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
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
秦开是燕国的贤将，曾为质于东胡，深得胡人信任。回到燕国后，燕王命他率兵伐胡，大获全胜，使东胡远走千里之外。燕国修建一条从造阳（今河北省） 到襄平（今辽宁省） 的长城，并设立包括辽西、辽东在内的五郡以防东胡的再侵。辽西、辽东二郡便是现今辽宁之地。秦始皇灭燕统一中国之后，继续保留了辽东郡。西汉沿袭秦制，亦设辽东郡，下领十八县，位于今沈阳地界的候城便是其一。候城之候，据《释名》之解，是护的意思，有保护、守护之意。在古称沈水的浑河北岸高地上建起一座厚墙高堡的古城，以候城名之，更突出了其军事防卫的特点。
在历史上，秦开的孙子秦舞阳比他的祖父更有名。公元前228年，强悍的秦军灭了赵国后，又挥师打到了燕国。燕太子丹为抵抗秦兵，特邀请游侠荆轲去刺杀秦王。荆轲武艺高强，胆量出众，决心冒生命危险付此一举。当他带着勇士秦舞阳和涂有毒药的匕首，以献燕国地图为名，来到秦国咸阳。当时秦王正急于攻打燕国，听说有人献图，很快安排召见了荆轲。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场面出现了，当荆轲手捧地图指示秦王观看时，突然从地图中抽出寒光闪闪的匕首，猛向秦王心窝刺去，秦王吓得魂不附体，但他机警地躲开了。经过一场搏斗，荆轲当场牺牲。所谓“图穷而匕首见”的典故，从此也传开了。
秦开虽不如孙子秦舞阳名气大，却是沈阳建城史册上的首位功臣。到了21世纪沈阳纪念建城二千三百年活动时，沈阳市政府决定在浑河北岸矗起一座秦开戎装纵马奔驰的青铜雕像，雕像揭幕之日，大理石基座旁绿茵铺地，浓阴环绕，壮美的浑河沿岸风光把秦开雕像衬映得瑰丽非凡。而今，秦开将军的雕像已成为新时代沈阳的一处胜景。
大将秦开雕像
沈阳建城后，地处辽河流域中心的地理位置，使它在中国复杂的历史环境下展现了极富特色的历史画面，汉族和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许多少数民族都曾活跃在这块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变幻莫测的史剧，出现了各种各样引人瞩目的角色。他们不仅为沈阳城市的发展和历史文化写下不朽的篇章，也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他们中间， 如崛起于赫图阿拉建都于沈阳的清王朝创业君主努尔哈赤、皇太极都是一代名君；秦开之后，先后执政与掌军于沈阳的东汉辽东太守耿夔、东汉安帝时镇守候城障塞的“障尉”陈禅将军、三国时先后出任辽东太守的公孙度、公孙康父子，两晋时代与高句丽争雄的鲜卑首领、“辽东郡公”慕容廆、慕容皝父子，直至清代的开国元勋范文程，最早提出“开放”国策而久居盛京的军机大臣文祥等，都是功载青史的名将名臣；在出现这些军事家、政治家的同时，这里也活跃过汉末的辽东三杰：管宁、邴原、王烈，清代“压倒三江”的翰林学士王尔烈，“辽东三才子”刘春烺、荣文达、房毓琛，“沈阳三才子”韩小窗、缪润绂、喜晓峰等蜚声文苑的文学家。
清代的萃升书院，是当时名闻关外的沈阳最高学府，也是文人名士荟萃之所。院址设在天佑门（小南门） 内府丞公署之东。我曾专门到这里去寻书院旧迹，可惜沧桑变易，这里上世纪初因帝俄侵略者入侵而毁于一旦，昔日之盛早已荡然无存了。但我深知，在这里执掌书院的不仅有以大理寺少卿致仕的才子王尔烈，还有道光年间进士、著名诗人刘文麟，同治年间进士、御史曾培祺以及尹果、李维世、尚贤等名噪其时的学者。
说起清末辽沈著名诗人刘文麟，我忽然想起一件不公之事。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则徐任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到广州雷厉风行禁烟。刘文麟以新科进士赴广，受到林则徐器重，先任广东平远兼福建长乐县知事，后又调任海南文昌县知事。他经历了鸦片战争全过程，以其亲自参与的历程，在文学史上用诗歌最早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战前，庚子年他在《广州杂咏》绝句十五首中倾吐了自己的忧思：“崇城岌南镇邦，背负冈峦面瞰江。莫更五层楼上望，越王终被汉王降。”鸦片战争爆发后，他在《感事八首》中，直记其事并直抒其怀：“毒播蛮烟遍海圻，刑章深意在防微。”写他支持林则徐严禁鸦片：“烽火连年照海江，貔貅万队拥元戎。杀人最痛师无律，夺地徒闻贼有功。民屋颓残千炬火，夷船往来一帆风，珠江多少繁华梦，回首同归浩劫中。”他以悲痛的心情描述了鸦片战争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灾难。……刘文麟写于一百七十多年前的这些爱国诗章，展示了这位爱国诗人的强烈爱憎，收入在他的诗集《仙樵诗钞》中。但由于鸦片战争后，刘文麟个人遭遇坎坷，不得不弃官回到辽宁，在萃升书院主讲，以诗书相伴，在愤世忧民中了其一生，使他的《仙樵诗钞》没能广为传播。以至20世纪50年代，文学史家阿英（钱杏邨）编《鸦片战争文学集》时，在诗词卷中，没有选入刘文麟这些最早反映鸦片战争的诗歌。不能不说是留下了一笔遗憾。
清末萃升书院
20世纪90年代，我撰写《辽宁文学概述》时，曾在沈阳多家图书馆和大学图书资料室里翻阅辽沈地区文学古籍，包括刘文麟《仙樵诗钞》在内的许多珍贵图书，仅存当年初印时的木版、铜版孤本，近百年来一直未得重印。这对传承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弘扬地方特色文化应该说都是值得关注的缺憾，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重视起文化古籍的整理工作，对辽沈地方文化的发展建设当是十分有益之举。
由此我还想到另外一位声名赫赫的沈阳名人唐英。
2005年秋，我到江西采风来到瓷都景德镇，在景德镇陶瓷文化博物馆里我看到了被景德镇奉为神灵般的“陶圣”唐英的半身雕像，雕像下镌刻着五行金字——
养心殿总监造
钦命督理江西陶政
内务府员外郎兼佐领
沈阳唐英像
1682—1756
唐英是清代康乾盛世时一位身兼多艺的奇才，他著书立说均署“沈阳唐英”，沙上鹤之《沈阳唐叔子蜗寄先生传》，开篇即说唐英“为关东沈阳人”。唐英自己也说：“英，关东之沈阳人也。世受国恩，从龙日下，隶籍内务府。”唐英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 生于沈阳，十六岁起入养心殿。雍正六年（1728年） 以内务府员外郎赴江西督理陶务，到乾隆八年（1743年） 结束陶务离镇，在景德镇整整十五年之久，他苦心竭力钻研陶瓷技艺，撰编出《陶冶图说》，并制图二十幅，对景德镇的制瓷工艺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和记载。是一部非常重要的陶瓷技艺专著和历史文献，已流传到东瀛日本与欧洲，被公认为陶瓷工艺史和世界文化发展史上一部不朽著作。深受其益的日本陶瓷界尊其为“陶瓷神人”。
唐英不仅是推动清代陶瓷工业发展的杰出陶瓷艺术家，诗文、绘画、书法、篆刻皆为所长，尤工于戏剧创作。他的诗文收入《陶人心语》，书法多在民间收藏，他为景德镇“风火仙师”童宾祠写的瓷制匾额“佑陶灵祠”，迄今被保存在景德镇陶瓷文化博物馆，已成稀世珍宝。他为景德镇戏班写的剧本，有传奇也有杂剧，收入《古柏堂传奇》（又名《灯月闲情》） ***十七种。其中写梁山好汉武松、张青、孙二娘肝胆相照***投梁山的《十字坡》，写明朝正德皇帝微服私访到酒店调戏民间小女丑态百出的《梅龙镇》等，迄今犹被许多剧种改编，在当今的戏曲舞台上演。这样一位在中国文学史、戏剧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产生广泛影响的名人，是沈阳的骄傲。可叹的是，对这样一位在历史上卓有贡献的沈阳老乡，今天的沈阳人却知之甚少，有的文化界人士竟也全然不知，可见我们对沈阳的传统文化的宣传何等薄弱，已到了必须补课的时候了。
稀世奇珍：唐英题景德镇风火仙师祠青花瓷匾额
2006年11月，胡锦涛同志在全国文代会与作代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部社会发展史，是人类生命繁衍、财富创造的物质文明发展史，更是人类文化积累、文明传承的精神文明发展史。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镌刻着文化进步的烙印。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之中。”沈阳市决定编撰出版一套《沈阳历史文化丛书》，正是实践这种精神、适应沈阳文化发展的适时之举。我选择写《沈水歌吟》，就是想荟萃沈阳历代名人吟咏沈阳的诗词，集中地呈现给读者，让读者透过这些丰富多彩的诗词进一步了解沈阳的历史风貌，文化传统，人文积淀，将沈阳二千三百年历史文化连缀成充满历史感的形象画卷，使读者在了解沈阳过去的同时，更加充满信心地憧憬沈阳的未来，为建设一个和谐美好的沈阳而努力奉献。
近现代史上，沈阳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为了祖国的灿烂明天、为了沈阳的壮丽辉煌而前仆后继，我们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将军创办东北大学，寄希望于当年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他在戎马倥偬的岁月曾多次亲临东北大学会见同学、发表讲话，勉励同学们奋发向上。他曾赋诗赠给东北大学学生——
大好河山夕照中，
国人肩负一重重。
男儿正好闻鸡起，
一寸光阴莫放松。
是的，为了实现几代人梦寐以求的***同理想，我们任重而道远，不仅要“闻鸡起舞”，更要快马加鞭!
张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