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符号学解读教案
天问》赏析
《天问》是屈原的代表作,全诗373句,1560字,多为四言,兼有三言、五言、六言、七言,偶有八言,起伏跌宕,错落有致。在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作品里,《天问》是一篇非常独特的诗篇。这是因为,该作品乃是一种空前绝后的文学形式,全文自始至终,完全以问句构成,作者或一句一问,或两句一问,或四句一问,一口气对天、对地、对自然、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生提出173个问题,层层设问,用提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念和价值取向,情理交融,声情并茂,宛若梦笔生花,令人读来兴趣盎然,绝无枯燥之感。因此,清代学者刘献庭在《离骚经讲录》中赞其为“千古万古至奇之作”。
关于《天问》题名的含义,大多数人都同意王逸的观点,天问就是问天,由于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古人相信,天乃万物之总名,亦是统理万物之主宰。因此,问天也就是问自然问社会问万事万物。
或许,天问也可以指代天发问,创造万物的天,对自己创造出来的事物产生了怀疑,因此屈原要代天提出问题。其实,大自然尽管五彩缤纷千奇百怪,但是它并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思考中的人。也就是说,真正产生疑问的是屈原自己,是屈原对自己原来的知识体系提出了问难、质疑和责问。显然,这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自问,其关键在于,屈原不是仅仅要提出问题和寻求答案,而是要从根本上对原命题进行诘问、怀疑和否定。从这个角度来说,对待屈原在《天问》中提出的问题,是不能够像柳宗元的《天对》那样简单地一对一的回答的。
从文章的形式上来说,《天问》以提出问题为作品字句的主要结构,并不是凭空或偶然出现的,而是在我国民间诗歌中的对歌、提问题、考知识、斗智慧的基础上集中提炼形成的。众所周知,我国大量的民间歌舞,诸如北方的《小放牛》、南方的《刘三姐》,经常采用问答形式来传播知识、传递感情。其中有一些民间歌曲,例如《盘花歌》、《问根生》,几乎从头到尾都是在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
《盘花歌》,布依族民间歌曲,通常以四季、十二月为序,青年男女以花寓情,内容以花为核心,相互盘问种花的过程和经验,涉及各种生产、生活知识,流行在贵州惠水一带。苗族民间歌曲,借花盘问,或以花比喻对方,两句为一段,三段成一首,流行在贵州望谟一带。
《问根生》,土家族巫师在傩坛、祀神仪式上所唱的宗教歌曲,流行于贵州铜仁地区。表演形式为巫师彼此相互问答,一唱众和,内容涉及伏羲、五岳、六十甲子、十二月花、傩爷傩娘的来历,冲傩还愿等根生内容,以及各种神祗、法器、服饰、道具、生产技术、生活知识、历史典故,均是互相盘根问底的主题,因此又称《盘歌》。显然,出身于巴族(后裔即土家族)巫师的屈原,对此应当是耳熟能详的。
至于屈原撰写《天问》的灵感和原由,王逸在《楚辞章句》里有一段绘声绘色的描述:“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 ,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 ,及古贤圣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舒泻愁思。”于是屈原“因书其壁,呵而问之”,遂成《天问》。
或即倍谲、背谲、背穴,原指日晕、日冕、日珥的形状,引申为形状诡异奇特。《吕氏春秋·明理》:“其日有斗蚀,有倍谲,有晕珥。”高诱注:“倍谲、晕珥,皆日旁之危气也。在两旁反出为倍,在上反出为谲。”我国对日冕的观测,已见于公元前14世纪的甲骨卜辞中。
有趣的是,王逸称屈原“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云云,言外之意是屈原过去并不知道楚国有庙堂,庙堂里有壁画。显然,如果屈原真的是出身于楚国望族,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因此,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进一步证明了笔者的观点,即屈原实际上是出身于楚国的少数民族巴族,只有这样他才会被楚国庙堂壁画的内容所震惊,并产生一系列的问题,从而撰写出千古奇文《天问》来。
那么,楚国庙堂里真的有壁画吗?答案是肯定的。人类开始绘画的历史目前已经追溯到数万年前,我们有理由相信,凡是能够画上图案的材质,当初人们都曾经尝试过,并由此而形成了种类繁多的绘画品种。例如人体画、服饰画、陶器画、木器画、石器画、金属器画、皮画、帛画、纸画(画面尺寸相对较小),以及岩画、地画和壁画(画面尺寸相对比较大)。
一般来说,古代绘画内容,一是为了宗教或巫术目的,二是为了记述历史,三是为了传播知识。例如,我国畲族有一种古老的歌舞,名叫功德舞,亦称祭祖舞。每年农历正月初八祭祖,每三年举族大祭祖,以及丧葬仪式,都要由年长者主持,请师公(巫师)和祭祖者(丧葬仪式为八人),在祖先画像前,唱祭祀歌,跳表现祖先功德的舞蹈,众人随之***舞。祖先画像又称祖图,通常为长卷式,绘画内容为本民族起源与迁徙的传说。
我国岩画分布地域非常广,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内蒙古的阴山岩画,宁夏的桌子山岩画和贺兰山岩画,江苏连云港的将军崖岩画,以及西北地区(新疆、甘肃、青海)岩画、西南地区(西藏、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岩画和福建台湾岩画,此外牡丹江亦发现有岩画。多少令人有些奇怪的是,在文明发达甚早的中原地区(包括河北省、河南省、陕西省、山西省、山东省、安徽省、湖北省)的太行山、吕梁山、秦岭、熊耳山、伏牛山、泰山、大巴山、荆山、大别山等山脉却几乎不见有过什么样的岩画(吉林、辽宁、湖南、江西、浙江、广东、海南亦未发现岩画)。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这里的人们很早就发展了地画、壁画等艺术形式,因此也就不需要在岩壁上绘画了。
在我国,地画和壁画(包括墙壁、天花板)是两种相当古老的绘画形式,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先夏时期(通常所谓的新石器时代)。我国地画首次发现于1982年10月,当时考古工作者在甘肃省秦安王营大地湾文化遗址发掘中,在一处房屋居住面上方发现一幅用碳黑颜料绘制的地画,画面范围东西长1·2米,南北宽1·1米,图案为舞人和陈牲,现存画面有两个人物像,画像人物高约33厘米、宽约14厘米,状似一男一女翩翩起舞,绘画时间距今已有5000多。陕西省绥德小官道龙山文化遗址(距今4000多年前),一座半地穴式房屋后室的中央部位的地面上,也发现一幅黑红色装饰画,现存的椭圆形图饰,东西宽1·3米,南北长1·5米。此外,我国先民还创造有地面摆塑画,用贝壳或石块摆塑成动物、人物或星座等图案,例如著名的河南省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距今6000多年前)的墓葬里出土有贝壳摆塑成的龙虎图案画、虎背卧鹿画、龙头蜘蛛画、人骑龙背画,它们也可以归入地面画。
我国壁画最早见于5000多年前的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在出土的墙壁残块表面绘有几何形纹图案画,系赭红间黄白色交错三角形图案。遗憾的是,由于我国古代建筑绝大多数都是土木结构,难以持久存在;因此,随着古代建筑物的坍塌,建筑物内的壁画也随之烟消云散,了无踪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古人不曾在庙堂里、墓室内广泛地绘制过壁画。
丁晏在《天问笺·自序》中指出:“何以知其呵壁也?壁之有画,汉世犹然。汉鲁殿石壁,及文翁《礼殿图》,皆有先贤画像。武梁祠堂有伏戏、祝诵、夏桀诸人像。”事实上,许多典籍都记载有古代壁画,《汉书·霍光传》提到周公负成王图,《汉书·成帝纪》记有:“元帝在太子宫生甲观画堂。”应劭注:“画堂画九子母。”《汉书·叙传》称:“时乘舆幄坐张画屏风,画纣醉踞妲己作长夜之乐。”《文选》载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云:“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
《太平广记》卷210引《王子年拾遗记》:“秦有烈裔者,骞霄国人,秦皇帝时,本国进之。口含丹墨,喷壁以成龙兽。以指历地,如绳界之。转手方圆,皆成规度。方寸内有五岳四读,列国备焉。善画龙凤,轩轩然惟恐飞去。”这是目前能够见到的,有关绘制壁画的有名有姓的画家的最早记录。
有必要指出的是,《天问》的内容与《山海经》有许多相近相合的地方。《山海经》是由帝禹时代的《五藏山经》、夏代的《海外四经》、商代的《大荒四经》和周代的《海内五经》合辑而成的,相传《山海经》原本有图,如其不谬,那么《山海经图》也有可能曾经被绘制在上述历史朝代的庙堂墙壁上(常见的说法是,山海经图被铸造在九鼎上)。
屈原创作《天问》长诗的时间,没有留下记载。从作品内容和作者流露的情感来看,当在创作《离骚》、《九歌》、《招魂》之后。这是因为,《天问》既没有像《离骚》那样娓娓道来,也没有像《九歌》那样全身心的敬天娱神,而是对天意对人事咄咄发问;显然,当诗人有了《天问》所传达的精神和认识之后,是不可能再写出《离骚》和《九歌》那样的作品的。
同理,《天问》是作者在人生命运发生巨大转折时产生的巨大疑问,而《九章》诸篇则大多是作者已经遭受人生重大打击后的情感记录,因此《天问》也只能作于《九章》之前。
由于屈原出任左徒和三闾大夫的时间,是楚怀王在位或活着的时候,而屈原遭受人身放逐的重大打击,则发生在楚顷襄王新就位至楚怀王客死秦国之际。据此,我们有理由推论,在楚怀王被扣留秦国直至客死秦国期间,在如何对待楚怀王的问题上,屈原与顷襄王、令尹子兰产生了尖锐的分歧。屈原在为楚怀王主持完招魂仪式后,怀着悲痛和疑惑的复杂心情,再一次进入楚国庙堂,面对庙堂里的壁画,结合自己亲身经历目睹的社会现实,终于开始对天命有所怀疑和质疑,对自己曾经接受的知识体系产生疑问和困惑,并由此一发不可收拾,满腹疑惑一股脑倾泻出来,从而一气呵成写出千古名篇《天问》来。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记有:“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那么,令尹子兰究竟是“闻之”什么事情会“大怒”呢?顷襄王又因何“怒而”一定要放逐屈原呢?一般来说,屈原虽然与顷襄王、令尹子兰存在政见分歧,但是屈原并不对他们的权力构成威胁,没有必要非将屈原驱逐出国都之外、流放至荒野之中。
有鉴于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令尹子兰“闻之”的不是别的什么事情,而正是《天问》一诗。当子兰读到屈原的《天问》时,对其不敬天的言词大为震怒,于是指使上官大夫等人在顷襄王面前进一步谗陷屈原,并促使顷襄王决意放逐屈原。道理很简单,怀疑天命、质疑天的绝对权威,指责历代昏君,都可以被引申为对顷襄王的怀疑和质疑,这是顷襄王绝不能容忍的。
《天问》的内容及其结构和层次,可以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自然结构提出问题,自首句“曰遂古之初”,至“乌焉解羽”,***计112句,69个问题。首先对宇宙起源、天体结构和日月星辰运行发问(44句,27问),接下来对大地结构和鲧禹治水、羿射十日等事件发问(68句,42问)。
第二部分是对社会历史提出问题,自“禹之力献功”,至“卒无禄”,***计244句,96个问题。首先从禹的婚姻问起,对夏代的历史发出一系列问题(64句,22问),接下来对商代历史(涉及女娲、尧、舜和吴国的历史故事)提出一系列的问题(76句,29问),然后对周代历史直至春秋战国若干事件提出一系列问题(104句,45问)。
第三部分是尾声,自“薄暮雷电”,至“忠名弥彰”,***计17句,8个问题,内容主要是联系自己的遭遇,阐述屈原个人的感慨。
有必要说明的是,从目前的《天问》版本来看,同一历史事件或同一人物的故事,往往分散出现在诗篇的不同段落里,这就表明《天问》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可能发生过错简,也可能丢失了一些文字。为了方便有兴趣的读者深入了解这个问题,作者特意将调整后前后次序的《天问(修订本)》附录在后,以供对比查阅。
通过这些问题的提出,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屈原都在思考什么样的问题?而且还能够了解到他思考问题的深度达到了什么样的层次?而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困难,也更伟大,因此也就更需要智慧。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非常发达和先进,例如中国人最早开始使用火,最先发明养蚕缫丝技术,最先发现磁性现象,最早进行大规模的地理考察活动,等等。其中,被古代典籍记录下来的周代以前(包括周代早期)的重大科学技术成果,主要有《尚书·尧典》的天文历法物候学,《尚书·禹贡》的经济地理学,《尚书·洪范》的物质结构五行学说,《山海经》的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物产地理学,以及《周易》的数理符号学,等等。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学术界的思想异常活跃,诸子百家纷纷提出了各自新的学说。其中有代表性的学说包括,《老子》提出的宇宙物质起源学(有生于无),《墨子》进行的光学(小孔成像原理)、机械学研究,《庄子·天下》记载的各派学说(涉及到物质的微观结构和宏观结构等多方面的数理逻辑思辨课题,诸如原子论、相对论、运动论、多维空间论等等,可惜各学派学者的原著已经失传),《计倪子》记载的气候经济学(根据木星12年绕太阳一周所引起的降雨量周期变化,提前准备开展相应的经济贸易活动),以及《尸子》记述的平面几何、测量学,《列子·汤问》等篇关于天地结构、宇宙万物、远方异国的种种思考和忧虑(杞人忧天),等等。
对比之下,屈原在《天问》中提出的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与春秋战国其它学者相比,有着许多新的内容和特点;其中有些思考,即使在今天仍然有着现实的价值。
1 、提出了信息传输问题:“遂古之初,谁传道之”?没有人类的时候,天地形成的信息是如何传输的呢?这个问题今天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2 、提出了认识论的问题:“上下未形,何由考之”?人的思维是一种建立在符号体系上的思维,而符号只能描述具体的有形的事物,难以描述无形的事物,而这正是人类认识宇宙起源的一个重大障碍。
3 、关于九天,王逸在《楚辞章句》解释为:“九天,东方昊天,东南方阳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东北方变天,中央钧天。”不过,这种解释并不符合屈原所说的天有九重。
事实上,我国古人很早就产生了天有九层的观念,但是最早见诸于文字的是《天问》的“圆则九重,孰营度之”、“九天之际,安放安属”。这里涉及到宇宙的空间深度和天上物体彼此之间的距离问题,从视觉直观的角度来说,古人所说的九重天大体可以分为如下九个层次:距离大地最近的是云雾雷电(我国古代经常把气象归入天文现象),然后是月亮,接下来是内行星(水星、金星,它们能够出现在太阳之前,形成凌日现象,表明它们比太阳近)、太阳、外行星(火星、木星、土星)、彗星、亮的恒星、暗的恒星,最遥远的是模糊的星云。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古代天文学非常发达,七八千年前就能够根据四颗恒星判断四季(尧典四星),4000年前就已经测定出木星12年绕太阳运转一周,最早的日食记录、太阳黑子记录、哈雷彗星记录,以及最早的星表(战国时代甘德、石申编制)都出现在中国。
《天问》涉及的地理知识和地理范围,也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内容。其一,“东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顺椭,其衍几何?”这里涉及到地球赤道直径与两极直径的长短问题,以及大地的曲率问题,表明当时人们已经有了大地是球体的观念。其二,“日安不到?烛龙何照?”这实际上描述的是极地(对我国来说是北极)地区每年有半年时间没有阳光照射的现象。其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这可能是我国古代有关南半球情况的最早记录。
有趣的是,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唯独屈原的著作出现了许多与《山海经》相同的内容,例如烛龙的故事、巴蛇吞象的故事等;这或许可以表明,自从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之后,只有楚国的大臣才有机会读到《山海经》。
《天问》涉及的历史内容,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在这个问题上,许多学者都赞成郭沫若的观点,即凡是《天问》出现的内容,都可相信是先秦的真实资料。
姜亮夫在《屈原赋校注》、《楚辞今绎讲录》等书中认为,《天问》讲夏代历史二十多条,商代历史十二三条,周代历史八九条,尤详于禹启夏初;因为楚是夏的后代,夏起自西北,后分两支,一支沿黄河东下,至今日西安、郑州一带,即周;另一支沿汉水南下,是为楚国;屈原心目的旧乡,即老家是在昆仑;楚国典籍《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失传后,北儒所记历史便成了正统。
此言或不无道理,关于楚是夏的后代,可以补充的内容是,鲧死后化为熊,禹治水开山时亦曾化为熊,而楚的先祖则多以“熊”为名,表明他们都是以熊为图腾的民族部落,并源自黄帝部落联盟中的有熊氏。需要说明的是,所谓楚国典籍《三坟》等,原本属于周王室收藏的历代典籍,于公元前516年被王子朝携带到楚国后,北方学者便没有机会读到它们了。此外,姜亮夫对《天问》有关历史朝代的统计数字,不知有何依据和标准。
当然,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屈原没有提出的历史问题意味着什么?例如,《天问》里没有对炎帝、黄帝、太昊、少昊、颛顼的故事提出问题。显然,这表明屈原对历史问题是有所选择和取舍的。其中,太昊是楚国祭祀歌舞《九歌》的主神东皇太一,颛顼是楚人的先祖,屈原不对它们提出疑问,应当是出于尊重的考虑。由于少昊是巴人的先祖,而屈原出身于巴人家庭,因此不对少昊提出疑问,也是可以理解的。
问题是,屈原为什么没有对炎帝、黄帝的事迹置一词发一问?这多少让人有些不解。这是因为,屈原已经追问到人类的起源“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并谈到了先夏时期的尧、舜、喾、简狄、后稷、彭祖的故事,也提到了昆仑山,然而就是不提炎帝、黄帝,而且在屈原的其它作品里也没有提到炎黄二帝(《远游》提到轩辕、太昊、炎神,但是《远游》并非屈原的作品,而是汉代人所作)。或许,屈原认可的历史,取自《尚书》,而《尚书》就是以尧、舜时代为历史的开篇。
我们知道,屈原对历史问题的关注,其核心的疑问在于“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意思是,上天既然授命一个君王治理天下,为什么又要用别人取代他?这个问题的潜台词是,楚国君王受命管理楚国这片土地,已经有许多年了,难道现在是皇天要让别人(秦国)来取代楚王了吗?
因此,屈原在《天问》的尾声,尽乎绝望地说:“厥严不逢,帝何求?!”意思是,楚国的江河日下已经难以挽回了,我对上天还能再要求什么呢?也就是说,屈原对祭祀巫术在保佑楚国的作用问题上,已经彻底地丧失了信心。
有鉴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楚顷襄王兄弟在读到《天问》后,会如此地震怒,一定要把屈原放逐江南而后快。这是因为,屈原作为楚国的主祭师(相当于西方的大主教),如果他的宗教信仰产生了动摇,显然会严重威胁到楚顷襄王的统治权的,因此也就不能再继续担任三闾大夫之职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巫风甚浓的楚国,首先觉悟到巫术不能挽救楚国的不是别人,而正是巫师出身并长期担任楚国主祭师的屈原。在这种情况下,屈原撰写《天问》的目的,就不仅仅是发泄个人的疑问,而是为了教育楚国的君臣“悟过改更”,放弃单纯依赖巫术的心理,改变任人唯亲的现象,重新走上革新政治、变法图强之路。
不幸的是,屈原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得到楚国君臣的理解,反而因言获罪,受到了更残酷的打击,屈原被彻底剥夺了参与国政的权力和机会,并被迫长期离开了郢都,从此踏上流浪沅湘之间的凄风苦雨之途。
说明:本文系《屈原诗歌解读》的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