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是怎样写诗的?
古人写诗大多都需要经历以下几个步骤,方能成为能诗会词之人,写出诗句来:
一、熟知诗词格律,烂熟于心,常用词汇等。如旧时有《声律启蒙》一类的读物,开篇即为“云对月、雨对风,晚照对晴空”,分出各种韵脚和对仗,供从小背诵。
二、背诵过大量诗词,旧时启蒙读物中就有《千家诗》,民间早有说法,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通过背诵,熟悉大量的句式及相应的情感表达方法。
三、旧文化的熏陶,相互的唱和、认同、激励中趣味倾向的培育等等。
古代文人从小接受的训练就是诗文训练,对对子就是很典型的作诗基础练习,相当于我们小学的给词语造句。如是训练个十年,他们写诗跟我们写文就完全一样了。?
而且古人写诗的机会很多。回想一下历史上的名诗,很多都是在朋友做官、友人远行、亲人病故、好友聚会、国家打了胜仗败仗、出去玩的时候见到美景美人的时候的创作。也就是说,古人写诗等于写微博。?
总之,诗句对于古人来说,一点不可怕。至于千古名句,那很多都是要靠个人功力的。具体是一气呵成,还是精耕细作,这恐怕和不同的诗人创作习惯有关。
古人为什么写诗(词)?
一、古人写诗(词),其实就是那时的一种日记,现在叫写微博,还可以叫做“晒心情”
在古人所的写诗(词)中,四季变换有之,登临山川有之,人生际遇有之,悲欢离合有之。“日记”写的最全的,要数杜甫。
我们常常把杜甫的诗歌称为“诗史”,说他的诗歌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这是从国家角度讲的。从个人角度来讲,他的诗歌是“日记”,从青年时代一直写到暮年的病危时刻,记录了他的理想、他的奋斗、他的落魄、他的遗憾。
我们的专家学者读杜甫的诗歌,总是把他拔高到国家民族的高度,让人更加仰望。而我喜欢平凡的杜甫,读他的诗歌就是在读一本他的个人日记,只不过这本日记没有标注具体的年月日罢了。如果按现在的口味起名的话,那一定是《杜甫——最早的京漂》《杜甫升职记》《杜甫流浪记》。
其他的诗(词)人也一样。李白今天隐居,明天出山,后天在京城,再后天被贬,都有“日记”留存,成了名篇。苏轼在仕途生涯中,黄州的“日记”最精彩,一直传颂至今。
二、古人写诗(词),是科举的需要,是登龙门的需要
在唐朝,诗歌作为科举的考试内容之一,自然引起了士子们的重视,因此写诗成了重要内容。
唐朝科举考试前,有“行卷”的风气。“行卷”就是考生把自己写的诗作送给主考官阅读,以期博得青睐。
考生朱庆馀怕自己的作品不一定符合主考的要求,写了一首诗送给当时已经为官的张籍。他以新妇自比,以新郎比张籍,以公婆比主考,写下了《近试上张水部》这首诗,征求张籍的意见: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朱庆馀呈献的这首诗获得了张籍明确的回答。在《酬朱庆馀》中,他写道:
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
由于朱的赠诗用比喻体写成,所以张的答诗也是如此。在这首诗中,他将朱庆馀比作一位采菱姑娘,相貌既美,歌喉又好,因此,必然受到人们的赞赏,暗示他不必为这次考试担心,后来朱庆馀果然考中进士。
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王维因为诗写得好,所以流传广泛,影响不小,就连皇帝家的公主都诵读他的诗。后来为他参加科考夺得第一名奠定了基础。
李白的诗在唐朝广为流传,就连皇帝李隆基都知晓他的大名,原因就是李白自己诗歌的广告做得好,当时的太子宾客贺知章十分赏识他的才华,因此向皇帝推荐李白,李隆基后来召李白做翰林学士。
在大唐,作诗成为仕进的一条重要渠道,全唐诗的洋洋大观与科考不无关系。
三、古人写诗(词),是朋友、亲人之间交往的需要
在众多的诗词中,有赠别、怀人等类型。这些诗词,表现了朋友之间眷恋不舍互相安慰、风雨同舟的真挚的感情。
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杜甫的《春日忆李白》、李白的《送友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高适的《别董大》、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杜甫的《月夜》、柳永的《雨霖铃》等。
透过这些脍炙人口的名篇,我们仿佛看到离别的泪水,远去的行舟。一首诗词,胜过千言万语。诗人之间相处时间之短,见面之少,是我们现代人不能想象的。诗(词)的感情浓厚,非今人可以体会。
此外还有唱和诗(词)。朋友之间某人作诗一首,另有人根据这首诗的韵脚和诗一首。这种诗人之间的唱和,不仅是诗作的交流,更是感情上的交流,从而加深了诗人之间的情感。
杜甫在朝廷任职的时候,贾至写了一首《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的七律,王维、岑参、杜甫等人都有七律奉和。中唐诗人元稹写了一首《使东川》,为思念妻子韦丛而作。白居易就和诗一首《望驿台》:
靖安宅里当窗柳,望驿台前扑地花。两处春光同日尽,居人思客客思家。
此诗是白居易为元稹的和诗,颇有戏谑意味,写元稹与他的妻子互相思念的情境。只有朋友之间才开这样的玩笑,显示了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另外,白居易和刘禹锡志同道合,他们之间的唱和诗还编成了集子。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玩”,显示出两人的关系是很铁的哥儿们。
四、古人写诗(词),是排遣苦闷,或者说是娱乐的一种方式
古代诗作中也有欢乐的篇章,但绝大多数的篇目是书写怀才不遇、理想抱负不能实现的苦闷,被贬之后远离国都的失意,离别思乡的痛苦。
古代的交通困难,通讯不便,生活条件恶劣是难以想象的。古诗中常常出现的“寒”字,不要以为是平常的字眼,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彻骨的寒风。
那时没有空调暖气,衣服保暖性也差,诗人或居住驿馆,或居于寺庙,或居于衙宅,风雨之夜,独对孤灯;或者春江花朝,漫步江边,思亲思家思友,各种情感涌上心头。
因此,作诗成了排遣寂寞的一种方式。杜甫的《春日忆李白》《望月》,张继的《枫桥夜泊》等等,均是此类的代表作。宋代辛弃疾、陆游的诸多词作都是为排遣苦闷而作的。
《三国演义》开篇词《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作者杨慎被流放云南,人生的失意以一句“是非成败转头空”尽消心中块垒,显得洒脱而豪迈。
其次,诗词写作也是娱乐的一种方式。写好的诗(词),尤其是优秀诗作,通过亲友的传抄流传开来,歌女以其为唱词,在宴会上为那些文人雅士演唱,有着重要的娱乐功能。
如王昌龄的《从军行》、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王维的《渭城曲》、高适的《别董大》,都在唐朝广为传唱。诗人王昌龄、王之涣、高适“旗亭画壁”的故事在后代传为美谈。
宋代柳永的词流传甚广,“凡有井水处皆有柳词”。甚至金国人都知道。柳永仕途失意“奉旨填词”,专为歌妓写歌词,几乎成了专业的歌词作家,和现在方文山给周杰伦写歌词差不多。
这些诗(词),在当时承担了相当多的娱乐功能,更促进了词作的流传。
五、古人写诗(词),是为了参政议政
古人写诗(词),不单单是抒发个人情感,或者娱乐,参政议政也是一项重要内容。
古代的官员既是执政者,同时兼有记者身份。屈原是最早用诗歌议政的《离骚》就是代表作。杜甫写的“三吏”“三别”等作品,我们常把它称为现实主义的代表作。用现在的眼光看,杜甫是那时最优秀的记者,奔走在最前线,记录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
白居易等人掀起的“新乐府”运动,提出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更是参政议政的具体表现。白居易《卖炭翁》《观刈麦》,李绅的《悯农》直接书写了劳动人民的疾苦,是最早关注“三农”问题的佳作。
苏轼写了一些关注百姓生活、批评新政的诗,作用相当于现在的杂文或者时政评论,政治对手借此打击苏轼,制造了“乌台诗案”,使苏轼被贬黄州,苏轼的词因此更加光彩照人。
辛弃疾等人的一些怀古词作,除了书写壮志难酬的苦闷外,更多表达的是自己对时局的关注和政见,希望统治者铭记历史教训的愿望。
总之,古人把诗词作为参政议政的工具,在文学史上形成了良好的传统,一直延续下来。
六、古人写诗(词),是为了立言,为了不朽
儒家有“三不朽”之说,即“立功、立德、立言”。古人写诗词也是“立言”的一种。
因此,凡有作为的士人,都有诗集或词集流传后世,成为他们的精神地标。《杜工部集》、《李太白集》、《东坡七集》、《稼轩长短句》等。
透过诗词,他们的光辉风范书写在历史丰碑上。我们追慕先贤的品格,并激励后人更加奋发有为,这些诗(词)蕴藏了无穷的正能量,滋养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