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庄王是怎样从历史到文学的

在《左传》、《史记》、《吕氏春秋》等史籍中有关于楚庄王生平事迹和人生功业的记载，在长篇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和《鸟之声》中，楚庄王这一人物形象得到浓墨重彩的艺术再现。英雄是说不尽的，但说的方式各不相同。从历史到文学，楚庄王这一人物形象得到了或者“谨严”或者“浮夸”的不同叙述，在接受史视域中观照人物艺术形象的生成、塑造与传播，我们发现楚庄王这一人物艺术形象经历了一个从外在化、对象化的书写对象到内在化、体贴化的形象塑造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不断深入，使得人物形象逐渐饱满生动、丰富深刻，最终得到符合历史理性的“现代性视角”的阐释。

一.历史典籍中的楚庄王

据《左传》、《史记》、《吕氏春秋》等史籍的相关记载，楚庄王一生行止如次：

公元前614年，年纪尚不满20岁的熊侣继位为楚王，此即历史上著名的楚庄王。

楚庄王继位之初，国内政局纷乱。楚庄王元年，楚国令尹成嘉和太师潘崇率领楚国大军，东征群舒列国。趁此时机，楚庄王的两位师傅竟然煽动国都卫队作乱，攻进两位统帅的府第，杀死其家兵，分掉他们的财产和仆妾。并在郢都的九座城门增设守兵，准备与成嘉和潘崇率领的大军对抗。成嘉和潘崇得到郢都内乱的消息后，率军从前线撤回，大军如云，围住郢都。郢都守军哗变，打开城门，成嘉和潘崇率领的大军一举攻入郢都。楚庄王师傅眼看大势已去，竟然胁持少年楚庄王，化装后潜逃进楚国边城――析邑，幸亏析邑大夫深明大义，诱杀了两位叛乱的首领，楚庄王才得以重返郢都。

国事蜩螗，正可以考量楚庄王的智慧;沧海横流，适足以显示英雄本色。

楚庄王知道自己威信尚未确立，王位尚不坚牢，两位师傅的叛乱和败亡，让自己在国人心中也脱离不了干系，故而奉行韬光养晦之计。

楚庄王即位三年，不理朝政，淫逸无度。“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这实在是迫不得已而为之。韬光以远祸，敛翼以待时，少年楚庄王将一片振兴楚国的苦心，寄托在钟鸣鼎食与美目巧笑之间，一忍就是三年。

三年中间，晋国曾经攻伐楚国的盟国――蔡国，楚庄王坐视不救，也无力去救。

第三年，楚国大旱，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楚国西部的庸人趁机发动叛乱，百濮纷纷响应，叛军相继攻下了楚国边城阜山、大林、阳丘、訾枝，兵锋直指郢都。警讯传来，楚庄王不动声色，仍然坐于深宫之中，醉酒酣歌。大夫苏从、伍举等人纷纷进谏，说：“有鸟在于阜，三年不飞不鸣，是何鸟也？”楚庄王答道：“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这只鸟，并非凡鸟，乃是凤凰神鸟！”大夫们以此知道楚庄王胸怀大志，惊喜之余，纷纷奔走相告。

翌日，楚庄王举行朝会，“乃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悦”[1]。楚庄王任用贤能，罢黜恶奸，楚国政局从此大变。

楚国大军出动，一路势如破竹，摧枯拉朽，在方城一举荡平庸人叛军。楚国转危为安。

楚庄王六年，北上与晋国争雄，在北林打败晋军，俘获晋军统帅解扬，大获全胜。

楚庄王八年春天，庄王亲征，攻伐陆浑之戎。陆浑之戎位于伏牛山与熊耳山之间的伊水流域，本来与楚国风马牛不相及，并无利害冲突。此役是楚庄王假借“尊王攘夷”之名义，北上中原去试探周天子的实力，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强大的楚国军队面前，陆浑之戎不堪一击，首战即全线崩溃。意气风发的楚庄王在周都洛阳城外，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周定王内心忐忑不安，不敢亲自前去，特意派遣擅长外交口齿伶俐的王孙满前往劳军。

楚庄王问周天子的九鼎，到底有多大多重？这分明是要与周天子比权量力。

王孙满的回答很是巧妙，避重就虚，说：“在德不在鼎。”

楚庄王说：“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如果将楚国兵士手中所执的长戈，融化为铜，也足可以铸造九鼎，九鼎有何了不起呢！

王孙满说：“呜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桀有乱德，鼎迁于殷，载祀六百。殷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必重;其奸回昏乱，虽大必轻。”他的结论是，“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楚庄王听后，深思良久，不再强求，麾师回国。这就是“问鼎中原”“饮马黄河”的由来。

事实上，王孙满的一席话，让楚庄王受益匪浅，从此，他对德与力的关系有了崭新的辩证的认知。

楚庄王伐郑，取得胜利后不久，国内的老氏族斗氏又发动叛乱。这次叛乱，起因于令尹斗子扬、司马斗椒与工正?J贾争权夺利。双方都将氏族力量裹挟进来，最后导致斗氏起兵叛乱。斗氏是楚国历史上的光荣部族，从楚武王到楚成王，凡是大战，楚国向来依赖能征惯战的斗氏，斗氏为楚国的兴盛付出过无数的鲜血和生命。因此，楚庄王起初执意于调和两个氏族的矛盾，但自恃劳苦功高的斗氏后裔，难免飞扬跋扈，遇事冲动，率然起兵攻伐?J氏，在杀死?J贾之后，竟然不计后果，向郢都进发。内乱的烽烟已经烧到国都，楚庄王不得不披挂上阵，亲自击鼓，鼓舞士气，将叛军镇压。为了除恶务尽，楚庄王将斗氏家族全数杀戮，只保留了正在出使齐国的斗克黄的生命。　 斗氏家族名将辈出，将星灿烂，曾经是楚国的战神，镇压斗氏，对于楚庄王来说，无异于壮士断腕。然而，事已至此，不得不为。斗氏的覆灭，给楚国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楚庄王不得不重新寻找和培养新的战神。

庄王十三年，楚国攻伐叛乱的群舒;十四年、十五年两次伐郑，因为郑国背弃楚国，而与晋国结盟。连续三次攻伐，楚军都无法取胜。由此可见，失去战神后的楚国，一时还很难北上与晋国争雄。

庄王十六年，楚国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打败郑国，接着移师又打败了陈国。攻伐郑国，当然是因为郑国背弃盟约。攻伐陈国，则起因于陈国内的杯水风波。陈灵公与大夫公孙宁、仪行父一起，与大夫夏征舒的寡母夏姬通奸，君臣之间，概无礼仪，简直到了无耻至极的地步。他们经常招摇过市，在驷马高车之上，与夏姬调谑饮酒。他们还当着夏征舒的面，议论夏征舒的长相，讨论他到底长得像谁，猜测他到底是谁的儿子，彼此取笑无度，惹得夏征舒大怒，挽强弓射杀了陈灵公。由陈灵公和大臣的荒淫、夏征舒的弑君所导致的陈国内乱，让楚庄王有了攻伐陈国的理由。陈国已经没有国君，群龙无首，又缺乏有号召力的军队统率，因此，楚国大军未经剧烈的战斗，就攻进了陈国都城。楚庄王想借此将陈国变为楚国的一个县，从此灭掉陈国的宗庙社稷，这一计划遭到了大夫申叔时的谏止。申叔时说：“如果有一个人牵着一头牛，不小心踩坏了别人的田埂，田主就借此将牛牵走，据为己有，这种事，从道理上说得过去吗？大王您打着忠义的旗号，号召天下诸侯攻伐无道的陈国，结果却将陈国变成楚国的一个县，以后将如何号令天下呢？”楚庄王闻言大惭，将楚国军队撤回，让陈国复国。

将才从来都是在千百次的战争中产生的，都是在历经了无数的失败和耻辱之后才产生的英雄。真正伟大的将才，非经过多年实战的磨练和考验不可。楚国在屡次用兵中，也逐渐产生了一大批能征善战的将才。

楚庄王在整顿军队的同时，也注意发展经济，与民休息。楚国的国力从此大增。

楚庄王十七年，羽翼丰满的楚国向中原第一大国――晋国发起挑战，兵锋所指，首当其冲是长期在晋、楚之间摇摆不定的郑国。

三个月后，楚军攻进郑国都城。“入自皇门”，郑襄公“肉袒牵羊”投降，自责说：“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听！”楚庄王大度地将跪拜在地的郑襄公一把扶起，表示既往不咎，只要以后真诚地臣服楚国即可。楚庄王随即率军征伐晋国。楚晋两军相逢，对峙于?水两岸。楚军诱敌渡过?水。楚庄王率领楚国三军将士，与晋军展开决战。此役，杀得晋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兵败如山倒，晋军将士纷纷争上渡船，自相残杀，已在船上的将士挥剑斫杀想要上船的晋兵，被斫断而掉落在船舱里的手指头，可以一捧一捧地捞起来――《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惨状竟然如此！楚庄王不忍再看，便传令楚师停止追杀。

楚军大获全胜，楚国大将潘党等人建议修筑几个“京观”以夸耀楚国的盖世军功，被楚庄王拒绝了。所谓“京观”，就是将敌军的尸体堆积成小山的模样，封上粘土，插上旗帜，用以显示战绩，威慑敌军。楚庄王说：“武的本意是什么？止戈为武。真正的武力，目的在于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武有七德，除此之外，就是穷兵黩武。寡人实在做得还很不够。”可见，楚庄王不仅不是专以杀人为乐的屠夫，反而具有“止戈为武”、以战争实现和平的人文情怀。

水之战以楚胜晋败宣告结束，楚国打败了中原第一强国，俨然成为当时春秋列国中的头号强国。

接着，楚庄王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相继打败了萧国、宋国，楚国从此拥有了春秋五霸之一的历史地位。

楚庄王有包容的雅量。据《说苑?复恩篇》记载，曾经有一位将军，在楚庄王安排的庆功夜宴上，酒后失态，趁着大风吹灭了蜡烛之机，调戏庄王的爱妃，爱妃随手扯下了将军的冠缨，并向庄王告发。楚庄王却让所有人都扯下冠缨，然后才点亮燃烛，不予追究，君臣得以继续同欢。在?水之战中，有一位将军不顾箭矢剑殳，拼死作战，五次击退来犯之敌。战后叙功，楚庄王问那位将军何以如此不惜血肉之躯，将军回答说，我就是那次绝缨夜宴上拉扯美人衣裳的人啊。

楚庄王勤学善思，亲自动手改装过楚国战车，使得楚国战车往来驰逐，十分自如;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楚庄王拥有了一套成熟的治国带兵的理论。

楚庄王善于任用贤能，从善如流。如令尹孙叔敖，就是他从期思陂工地上简选出来的能臣。他多次听从大夫或将军的建议，喜欢听他们的直言谠论，以匡正自己的错误或偏激，是春秋时代少有的贤明之君。

所以，无论是从器量大小来看，还是从人心向背来看，楚庄王都是一代雄主，更是一代明君！

《左传》和《史记》叙事各有侧重，如《左传》对楚晋?水之战，不惜浓墨重彩，人物的对话、战争的场景、战斗的激烈等，宛若一部精彩的战争纪录片[2];《史记?楚世家》对楚庄王叙事简略，但对庄王“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的对话，和观兵周郊之际王孙满的答复，则极尽描绘之能事。无论叙事是详是略，却都对楚庄王充满赞誉和肯定。尤其是对楚庄王从善如流的雅量，不将敌人赶尽杀绝的宽容，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欣赏与赞美之情，这也是楚庄王能够取得春秋霸主地位、能够赢得诸侯列国民心认同的重要原因。

《吕氏春秋?行论》记载：楚庄王派遣文无畏到齐国出使，途经宋国，因为没有“假道”，而被杀扬梁之堤。“庄王方削袂，闻之曰：‘嘻！’投袂而起。履及诸庭，剑及诸门，车及之蒲疏之市，遂舍于郊，兴师围宋九月”，结果“宋人易子而食之，析骨而爨之”，楚庄王不忍心，“乃为却四十里，而舍于卢门之阖，所以为成而归也”。《吕氏春秋》对此评论说：“凡事之本在人主，人主之患，在先事而简人，简人则事穷矣。今人臣死而不当，亲帅士民以讨其故，可谓不简人矣。宋公服以病告而还师，可谓不穷矣。夫舍诸侯于汉阳而饮至者，其以义进退邪！强不足以成此也。”评论的旨趣是对治理国家的经验及其得失的探讨，但这则文学性极强的故事却形象地刻画出了楚庄王急躁冲动的性格，及其从善如流、注重大义的道德品质。　 总的来看，史籍所载的楚庄王是一个宽宏大量、讲求信义、积极进取、有理有节的人物形象。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史记》和《吕氏春秋》，本身就是具有文学笔法的历史著作。韩愈在《进学解》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春秋》谨严，《左氏》浮夸。”而在文学史家看来，这种“浮夸”正是叙事文学所必须的技巧。《左传》“记叙事件包含了《春秋》所缺乏的叙事的各个元素，运用推想，写出了人、人心和人性，文辞华美丰赡。从《春秋》到《左传》，实现了古代叙事艺术的飞跃”[3]。其后的《吕氏春秋》和《史记》叙事艺术更加趋于成熟精湛，因此在再现楚庄王这一历史人物时不乏流光四溢的文学风采。“文史不分家”，此之谓也！

二.文学作品中的楚庄王

文学作品中的楚庄王形象又是如何呢？我们选取两部长篇历史小说，即冯梦龙、蔡元放的《东周列国志》[4]和映泉的《鸟之声》[5]来作对比性的观照和分析。

《东周列国志》叙述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的历史，时间跨度大，历史人物众多。书中许多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只如流星划过无垠的星河，转瞬即灭。但楚庄王这一形象却予人很深刻很鲜明的印象。这是因为在明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文学创作追求“人性的表达”：“明代文人对于俗文学的重视和喜爱，更多地带有一种自觉的意识，即认为在俗文学传统和俗文学形式中，人性能够得到更为充分的表现。这也是晚明时代雅俗文学进一步混融的主要原因”[6]。在《东周列国志》中，楚庄王这一人物形象身上，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东周列国志》第五十回开始写到楚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事田猎”，后听从苏从谏议，乃“绝钟鼓之悬，屏郑姬，疏蔡女”，“侈然有争伯中原之志”。接下来叙述楚庄王问鼎中原从善如流，“诛杀斗椒”平定内乱，“绝缨大会”收服人心，吊民伐陈如同时雨，复陈义举声驰四海，伐郑，优孟衣冠为孙叔敖之子请求封地，围宋九个月后主动退兵……

楚庄王具有鲜明的楚国民族性。《左传》记载楚庄王听到宋人杀死楚国外交大臣申舟的消息后，“投袂而起。履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兴兵伐宋。盛怒之下的楚庄王，拂袖而起，光着脚板子，佩剑也不带，亲兵车队追到蒲胥市上才将他拉上战车，于此不难想见楚庄王的狂傲和冲动！

楚庄王攻伐他国，灭国之后再复其国，围城九个月看到敌国易子而食的惨状下令退军，凡此种种，无不闪耀着人性的光芒。第五十三回叙事中夹杂引诗：

陈主荒淫虽自取，征舒弑逆亦违条。

庄王吊伐如时雨，泗上诸侯望羽旄。

县陈谁料复封陈？跖舜还从一念新。

南楚义声驰四海，须知贤主赖贤臣。

在文体错杂的叙事中，散文体的说史固然因为追求人物的形象性和情节的生动性，而时有对于读者趣味的趋从或曰媚俗，但在诗歌体的引诗中却往往散发出别样的风采，由此形成别有意味的富于张力的文本互性。

楚庄王既有杀伐的果敢，亦有从善如流的雅量，还有海纳百川的包容。《东周列国志》在描述绝缨大会的场景之后，引髯翁诗云：“暗中牵袂醉中情，玉手如风已绝缨。尽说君王江海量，畜鱼水忌十分清。”楚庄王善于用人，自然也就具备识人的慧眼。从整体上来看，小说中的楚庄王是一个难得的正面形象。

从人性的角度来把握、理解和书写楚庄王，这是《东周列国志》的文学史价值之一。

我们再来看映泉的长篇历史小说《鸟之声》。该书从公元前621年商臣弑楚成王写起，到公元前591年楚庄王去世完篇，时间跨度为整整30年。这30年正是楚国走向鼎盛并达到高峰的时期，小说涉及的历史人物有近百个，历史事件纷繁复杂，大小战争如伐庸、伐宋、伐陆浑之戎、伐陈、伐郑、伐萧、?之战等等层出不穷，加之宫闱秘议、宫廷政变更让原本就已复杂的政治斗争充满斧声烛影的诡秘，儿女情长的爱情故事也为这段血腥历史装点出绮旎风情，而帝王将相之间的翻云覆雨、雷霆雨露往往出人意外，作家用他那支生花妙笔再现了距今2600多年的往事烟云，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历历在目。

小说中的楚庄王，最突出的特点是他的霸气。作为“春秋五霸”之一，楚国是唯一一个在西周时代“尊王攘夷”、“周王天下”的大背景下，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打出“王”号的方国。小说对楚庄王的霸气有精到的描述，这种对历史人物主要性格的把握和定位是相当准确的。

楚庄王年幼时是一只“呆鸟”，“如一块木头疙瘩”，他亲眼看见了自己的父亲商臣弑祖父成王夺位的一幕，这种血腥场面对于一个儿童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他成年以后的心理会产生哪些不良影响？相信心理学家会有深刻的分析。楚庄王一生分为三个阶段，从出生到继位三年是“呆鸟”阶段;从庄王三年“一飞冲天”到庄王八年“问鼎中原”是成“霸”阶段;从“问鼎中原”到谢世是向往成“王”的阶段。作家对庄王一生所作的三个阶段的划分是较为符合历史实际的，而最为关键的还是作家对庄王“三阶段”内部连贯线索的把握也是准确的。庄王的变化并不突兀，而有其内在的根据，这就是“成霸”与“成王”的心理向度上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几乎是悲剧性的、宿命性的存在，它贯穿了楚庄王的一生。

作家生动形象地刻画了一个矛盾的楚庄王，他必须在一系列矛盾的对峙中艰难地选择：生命的短暂与历史的长久、声色的享乐与事业的艰辛、战争的血腥与德治的祥和等等，历史学家张正明先生在分析楚庄王的性格时说：“人的性格通常都不是单纯的，往往有两种似乎并不协调的性格交缠在一起，此显而彼隐，此隐则彼显，但总有主从之分。庄王也这样，冷静时能做到的，冲动时就做不到。对公理和正义更是这样，言论和行动，认识和实践，有时合拍，有时脱节，可以几经反复，只是合拍的多些，脱节的少些罢了”，“春秋五霸，性情最暴烈的是楚庄王，但度量最宽宏的也是楚庄王，无论对国外、对国内，都是这样。对国外，逆者讨而威之，足见其暴烈;顺者抚而怀之，又足见其宽宏。对国内，若敖家族的乱臣贼子几乎被斩尽杀绝，足见其暴烈;平时爱护臣僚，珍惜人才，重大节而轻小过，又足见其宽宏”[7]。在小说中，这种矛盾的性格得到了生动形象的表现，如楚庄王挑动内部权贵自相残杀，命令申舟过宋境故意不假道而送命，伐宋时奋袂而起走到宫门外随从才给他配上剑的急躁，夜宴时对于暗中拉扯美人衣裳的将士的宽宥，借小事诱杀令尹斗班激怒斗越椒叛乱，故意冷落宿将名门而起用新人作战，下达止谏令后杀人时不动声色的冷漠，对夏姬的多情与对其他美人的绝情等等，都是这种矛盾性格的生动体现。正是因为楚庄王一身而兼备上述诸种矛盾，这些与生俱来的性格冲突才更让人物形象充满了多种可能性的张力，小说叙事由此起伏跌宕峰回路转，吸引着读者想要一探究竟的目光。　 任何人物典型都是独特的“这一个”，也就是说，他与其他人物明显不同，却又具备相当的代表性。楚庄王就是这样“独特的”一个人。小说对庄王的内心世界也进行了深刻的探索，庄王之所以会有诸多矛盾对立的表现，来源于他内心深处的怀疑精神。从文化大环境而论，周王朝信奉的以德治国的信条在那个战乱纷扰的春秋时代已经基本上行之无效了，而楚国相对于中原来说只是个偏远的“南蛮小国”，文化落后，经济不发达，但楚人自古就有“筚路蓝缕”的奋发努力精神，敢于躐等破格标新立异，面对中原周天子，楚庄王既自信又自卑;从时代背景来说，在冷兵器时代，经济和文化的发达从来就不是战争胜利的绝对保证，楚晋城濮之战时楚国实力要强于晋却以楚败结局，楚晋?之战时晋国实力要强于楚却以晋败结局，楚庄王一方面向往“王天下”的气度，另一方面却也有“霸天下”的冲动，而在实践路径上，“霸天下”要远比“王天下”来得快捷迅速。这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怀疑，它并不是“否定”。否定太简单了，否定是顾此失彼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而怀疑则要深刻得多，它是对对立的双方都抱有“同情的了解”却又都无法相信的一种两难处境。从小说叙事学而言，这种深刻的怀疑精神让人物生动丰富鲜活起来。王安忆在解读包括米兰?昆德拉的《玩笑》在内的一批作品时，就把“怀疑”作为文学的一种气质，并且分辨说：“我觉得‘否定’要比‘怀疑’低级，不如‘怀疑’高级。对否定，因为你是天，我就是地，它有一个参照，由此说来，否定也是在被约束的、被左右的前提之下才成立的。有正才有否，‘否定’也是受规定制约的，实际上是遵从了这个规定然后去否定。我站立的位置总是和你对立，只需要不满和愤怒作冲动，就可激发它，推动它，使它操作起来。而怀疑就不是这样了，它比较复杂和困难，虽然看上去要温和得多，不那么激烈、强烈，但包含的内容复杂得多，含有思考。怀疑是很不容易做到的，这之中怀着一种痛苦，非常难言的痛苦，它不知道不要什么，也不知道要什么，处在非常大的难言之中。”[8]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楚庄王具备“哈姆雷特”气质，是一个被赋予了现代观念与现代意识的，能够被现代读者所理解所同情的历史人物。郭沫若在谈到他创作历史小说的目的时说“要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9]。而事实上任何历史小说写作都不可能还原、复现出真正本原形态的历史现场，小说家视域中的“历史”也明显不同于历史学家视域中的“历史”，此小说家的“历史”亦会迥异于彼小说家的“历史”。有鉴于此，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部历史小说所表现的只能是一种伽达默尔所称的“效果历史”，因而，对历史的理解过程本质上是将历史视角化的过程。映泉以巨大的创作热情写出了他心目中的楚国领袖――楚庄王，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是成功的、深刻的、丰富的，具有符合历史理性的“现代性视角”。

黍离之悲、家国之恨、竹帛烟火、夕阳荒草、长亭晚别、易水壮歌、黯然魂销、彻夜相思等等历史小说写作中的经典意象，已经成为中国读者的集体文化记忆，并在有关楚庄王的文学书写中重新被反复地表现。“一千个读者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在一千个历史小说作家笔下也会有一千个楚庄王的人物艺术形象。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在无尽的历史烟尘深处，活得有声有色功勋卓著直接奠定了南方第一大国基础的楚庄王，究竟存在着多少种被塑造和被书写的可能性面相？种种“前设”的知识和观念如同枷锁，束囿着作家的选择视域，我们将如何合情合理地逼近真实？如何合情合理地通过书写历史人物来表达对于当下先进中的历史的思索与启示意义？如何将历史经验和历史人物的得失成毁以成功的艺术表达直抵当代读者的心灵？这仍将是一座矗立在所有历史小说作家面前的山峰，等待着真正的艺术勇士去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