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歌用字的故事

这么早就开始回忆了。——自嘲。

我不写小说，也不讲故事。这里讲的是多年前的旧事。

从哪儿说起呢？——就从写诗说起吧，从大学写诗说起。

80年代末的大学，在那场政治色彩极浓的风潮还未来临之际，校园还处于文学的美梦之中，读诗写诗成了当时怀有梦想的学子的精神生活。他们有幸抓住八十年代朦胧诗流行风的尾巴，谁也想把青春打造得美一些。抱着聂鲁达，波德莱尔的诗，一个个故作深沉地啃。

以高分意外落入那所小大学之后的我，将郁郁不得志的情结，统统化作了诗。

有同好者羡慕之余，拿去校广播站宣读。于是，在风潮来临之前的那个躁动的暮春，傍晚，在去食堂或图书馆的路上，空气里迷荡着一个极富磁性的声音，朗读那一首首忧郁伤感的诗。“我的叹息/是这沙漠里唯一的绿色植物”，这一个莫名其妙的句子，很快给我找到了许多一样的绿色植物，让我感觉，这个普通校园里，埋藏着不少和我一样自认怀才的人。

接下来的事有点麻烦。闻诗而动的不仅是中文系的那几个酸菜们。

当那个男生在宿舍门口喊着我名字的时候，我披着刚洗的头发冲了出来。记得是穿了件连衣裙，当时正流行的白色泡泡纱的那种。

我的眉清目秀——舍友的评价——一定让眼前这位男生有点意外。他含笑的眼神在我脸上迟疑了一下，脸微微发红。他说：我找的是某某某。

我说，我就是。

他说：从广播里听到你的诗。很喜欢。

我说：是吗。

他说：我叫某某，政治系的，学生会主席。——他如此清晰地亮明自己的身份，让我立刻有种仰视的感觉，——这仰视，产生了距离，而距离，却并没产生美。我一下子把他和自己拉得很远——以我历来的成见，隐约感到，这样的人，还是不接近的好——而他的大方，则让我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女生感到吃惊。

我说，哦。

他的名字和我们的第一位航天英雄的名字很相像，只可惜少了一个字。

想和你做个朋友，行吗？他的大方令我这等小女生猝不及防。

我说，你看我头发还没干，有什么话以后再说吧。

他说，好。

明眸皓齿的，他笑笑，离开。

是很能打动人的那种微笑。可惜我那时不开窍，硬没被打动，因为年轻，也没懂他名字里含有的冷幽默。

很快收到了他的信，很含蓄，说是想与我们宿舍同学交友认识。作为政治色彩浓郁的学生会主席，他的这种认识是不是怀有某种政治目的，是我当时略存疑惑的。

当时，他正雄心勃勃地组建一个政治意味很浓的社团。以我的文才和学识，他希望我参加——同时动员全宿舍的同学都去。这是一个被传说为集中了中文系美女的宿舍。——这里面的“政治意味”我后来才渐渐明白。

我缺少动员的魄力，没动员到谁。只动员了一位男同学，是我当时的同班同学。

其实这位男同学不用动员就表示要参加，——当他听我讲到那个人、那封信以及我自己想去参加的打算后。

——这位同班同学后来成了我的男朋友，再后来，即现在，是我的丈夫。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现在说到社团。我的这位同班同学第一次参加政治系的会，就侃侃而谈。颇是引人注目。政治系主席最终给了一个含糊的评价——到底是中文系的啊。

后来的发展有点急。主席说他的将来，要成为外交官，——考硕考博不管考什么，总之要成为——而他的夫人，应该是有才有貌开明知礼的女子。“你，至少现在是最合适的人选。”他的话语不含有任何外交辞令的特点，而是直接迫切。

我感到了坚硬和冷。

将来，如果不是了呢。或者，如果你将来认为不是了呢。

在一个桃花盛开的下午，我将这位政治系主席，和那位中文系同学一并邀请，在一个公园里游玩。

正是四月的天，每个人都感觉到了热。一见面，就有脸红的，心跳的。也有冷眼看热闹的。

很文雅而委婉。没有扔下白手套，也没有甩过手枪长剑。我说，没有什么玩的，你们俩下盘棋吧。

那时我学象棋，正热乎着呢。

中文系同学棋艺不行，脑门上有点汗。政治系主席正中下怀，急于表现，三两下，只杀得对手片甲不留。见好就收，我及时地阻止了一场自卑和自负的产生。

不用下了，我知道了。

我并不打算找一位象棋高手，整天切磋棋艺。

回校的路上，我对主席说，请以后不要再找我了。

命薄似我者，还是不追求做什么高贵夫人的好。否则，承受不起。

那场惊动世界的政治风潮紧接着到来，政治系主席急于演讲表现，以后，就各奔前程了吧。

接着说诗。

这之前，刚入大学时，我几乎每隔一天便能收到一封信——说是信，其实是诗，每次都鼓囊囊的，好几页纸——大学毕业时有一次整理出来，我把它订在了一起，做成一个厚厚的信书。也是情书。

这些诗的作者，是一位文弱纤长的书生，那时喜欢穿一件浅绿色的短袖衬衣，高而瘦，面色白净，是我少女时喜欢的类型。他有一双纤长的手，记得送他相册时——那里有一张我的照片——他用那双手接过来，让我的心确实动了一下，以至那双手我认定应该是一双艺术家的手。

他就用这双手给我写信，写诗，用笔和纸亲吻的方式，称呼我的名字——那些满怀心事的青春的晚上，在校园里散步或看一本诗集，静下心，心里常常莫名地激动——那双手在给我写信，在写我的名字。

那样每隔一天的热信，只坚持了不到一年。有一天，我对他说，请不要给我写信了，我有自己喜欢的人了。

从此真的再也没见到他的信，隔一段时间再收到，他信的口吻已变得客观而冷静，并且写的句子也不再分行，也不那么长。话好像在我请他停止的那刻就正好说完。一直到后来的后来，我才隐约觉出他当时很难过，但即使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是怎样想的，年已不惑，这一些话还是不问的罢。

那些诗，只能属于青春。我想。

和他的诗信不同，收到的那些非诗的信，就不在我的计算之内了。它们与诗无关。

大学一年级将近的时候，我开始给一个男同学写诗。他的诗商，绝对不是我所认可的范畴，但我还是把诗写给了他。有一句话怎么说的来，恋爱中的青年人，人人都是诗人。他也就在那个时候，写过他一生中唯一的诗。

还有一位不得不提。我的同桌，一位有点洁癖的男生。他戴一副黑框眼镜，性格孤僻，但我记得的只是他的微笑，有点羞涩，又有点骄傲的笑。他喜欢诗，并且是那些在我看来非常深奥的诗，我也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啃《恶之花》《聂鲁达诗选》的，可惜到现在也还是愚钝不懂。他写的诗多是我感觉不易读懂的那种。可他偏偏就喜欢写给我读。于是，那时课堂，学生们几乎不逃课，对不爱听的课，也不过是开开小差，我们就在那样的课上交流各自的诗，当然多半是他的。他用小小的纸片，写小小的弱弱的字，有点团团的那种小字。每次写完，他都写上一句“请平子女士斧正”，有时会写“用你的小斧子给砍一砍吧”。其实我对他的诗真的有些看不懂。多年以后，我才理解他隐藏其中的孤独，即使在中文系，也没有几个人写诗，而他的诗能读懂的真的不多，他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直到现在，我还内疚，其实我没有真正读懂他的诗，也没有下功夫读他的诗。我忽略了一颗孤独的寻求理解的心。

二十年过去了，我想问这位同桌，现在怎样了？一切可好？可是，看着眼前满目的柳絮，我问谁去？

现在，我还能找到我们那时交流诗作时的信封，已变形，成为一个小小的包裹。它像一个鼓鼓的坟墓，埋葬着我们的青春，我们爱好诗歌文学的旺盛而荒废的年华。

多年以后，我对我的女儿讲起，讲起大学里那个给我写诗的同桌，女儿问，他是不是喜欢上你了，又不好说明？我茫然答，不是吧，他知道我已有明确的恋爱对象了。

“那也不妨碍他喜欢你啊。”女儿说。现在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不会的，时代不同。我想。可我无法给孩子解释明白。

不管怎样，青春，总是与诗有关的吧。

——回顾暂到二十年前。以后的，还是不做回顾的好，太近了反而看不清。

（呵呵，博主，你这篇有点自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