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诗歌押韵

诗这个概念并非仅仅指我们平时看得多的近体诗。近体诗是严格遵守平仄格律的，所以必然是五言、七言、四句、八句的规格，这种诗当然和词牌区别明显。但是中国的旧体诗除了格律诗之外，还有古体诗，也就是不遵守平仄格律的诗。古体诗既包括了整饬句子的作品，也包括了各种言体，如四言、六言、八言、九言，甚至在《楚辞》时代就出现了杂言体，有长有短。

但是我们都称之为诗。

那么为什么唐前的长短不齐的我们称之为“诗”，如“乐府诗”、“新乐府诗”，而到了唐宋之后，我们却称这些作品中的一部分为词呢？这其中到底有什么渊源，古体诗和词牌到底有什么区别？

我们知道诗词同源。那么这个“源”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歌词。西周至春秋时期，中央音乐机构派出采诗官大量采集民间诗歌，称之成“风”，收集王公贵族宴乐诗歌，称之成“雅”，乐师制作祭祀用乐，称之为“颂”。这就是《诗经》的由来。

诗在早期是高层统治者了解民生的信息渠道，是教化诸侯和万民的政治手段，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诗歌与生俱来就带有了统治阶层的气质，虽然很大部分来源于民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读到《诗经》，虽然直白，但是很“正”的缘故。

到了西汉时期，由于文化的发展远远快过音乐，很多诗歌作品没有办法配乐演唱，就出现了“徒歌”，诗才逐渐脱离音乐，成为吟诵体。随着汉末曹魏开始的修辞手法发端后，诗歌在魏晋南北朝走向了形式主义的极端，宫体诗越写越美，但是颓靡空洞，缺乏内容，受到了初唐诗人的大力批判。唐朝诗人继承了宫体诗的诗歌体式和写作技巧，注入了盛唐昂扬的气象，让盛唐诗歌跃上了文学的顶峰。

随之而来的是格律雅化。在成为高层文人言志抒怀，讽谏批评的工具之后，诗离普通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远。诗去了高端，那么谁来照顾老百姓的情感散发？人不可能总是大情怀，如何描画自己的小情调？

曲子词应运而生。早期的曲子词就是军籍、歌女的流俗作品，到了中唐，开始有文人参与词的创作，如白居易的《忆江南》。这是诗人们在盛唐之后为诗歌文学寻找出路的时期——因为李杜等人把盛唐的诗推得太高了，不仅我们今天无法望其项背，中唐的诗人也是一筹莫展，四处突围。

像刘禹锡就从民歌中发展出《竹枝词》，自成一派，但还是古体诗的范畴。而他们从曲子词升级上来伴随音乐演唱的词牌，经过五代的发展，到宋代就成为了完整而成熟的词牌体裁。

我们可以看出诗词的基因不同。

诗虽然也来于民间，但万事可歌。我们今天去读《诗经》，会发现它基本上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后来所有的诗体，不论是山水诗，田园诗，还是边塞诗，游仙诗——这些后期的发展衍生都可以在《诗经》里面找到先驱。所以我们称《诗经》是中国诗歌的起源，虽然在它之前就有了一些古诗记录。

唯有“题画诗”是新创，那是因为文人画到苏轼的时候才真正现世，《诗经》中自然不会出现这方面的作品。

诗是题材广阔，情怀博大的作品，后来逐渐走向上层建筑，这是文学雅化的必然走势。而词的起源，正是因为诗往上走，才出来填补普通人的情感空间的作品。它一生下来就自带娱乐、宴乐功能，是以男女情爱为主题的，风格柔媚，格调不高。 这是词的基因。

在正统的文人眼中，用来调情娱乐的词牌文字，算不得文学。即使在词牌盛极一时的北宋，文人们每逢宴会就填词助兴，但却从来不当回事。

很有些离不开女人，却又鄙视女人社会地位的意思。甚至有诗阳刚、词阴柔的说法。

欧阳修带头整顿文风，搞诗文革新，却绝口不提词牌的事。词牌和诗文相比，是等而下之的文字，完全没有必要去管。文坛领袖都是如此，大家自然顺应接受这种认识，词牌一直就被用来抒发个人的小情感，局限在离愁别绪，男欢女爱之中。而正因为词牌承担了娱乐功能，诗就完全放弃了这个领域，越来越说教，越来越孤清。宋诗也就越来越高冷了。

这个过程就是“诗词分野”。 欧阳修的诗和词，风格迥然不同。爱国词人李清照，词风婉约柔美，诗却豪气阳刚，完全是男儿之作，如“死亦为鬼雄”。这是整个时代的文风，并非某一个词人的精神分裂。即使是“以诗入词”，对词牌选材拓宽，地位提升作出重大贡献的苏轼，他的词牌作品和诗作相比，仍然缺乏雅正的感觉。即使他有意识地在诗词题材、情感、手法上打通界限，但是内心深处，还是受时代影响，保留着词和诗之间那种微妙的差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