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汉代诗歌的感想有些什么？

乐府原是汉代的掌管音乐的官暑，职责是采集民歌的文人诗，配上乐曲，供朝廷祭祀和宴会时演唱之用。《汉书·礼乐志》说：“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建立乐府，采集民歌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观风俗，知厚薄”，了解民情，观察政治得失。因此，《汉书·艺文志》又说：“自孝武立乐储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观风俗，知薄厚云。”

据《汉书·艺文志》所载篇目，西汉乐府民歌有138首，东汉尚不在内，但现存的总***不过34首。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将乐府诗分为下列12类：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在这些不同的乐曲中，郊庙歌辞、燕射歌辞和舞曲歌辞属于朝廷用来歌功颂德的乐章，全是文人所作，其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都较少可取成分。郊庙歌辞又可分郊与庙两种，郊是祭天地的，庙是祭祖先的。燕射歌辞分为燕飨乐、大射乐、食举乐三种，是燕射时用的。舞曲歌辞分雅舞、杂舞、散乐三种，雅舞用于郊庙燕飨，杂舞用于宴会，散乐是俳优歌辞，大约是写杂伎百戏的。“鼓吹曲”和“横吹曲”是从外域输入的音乐。鼓吹曲是汉初传入的“北狄乐”，原为写乐，而歌辞出于民间，大概是以民歌合写乐而成的歌曲，现存歌辞《饶歌十八曲》，是西汉时的作品。横吹曲是张骞从西域输入的，也是一种军乐，在马上所奏，其乐以鼓角为主。“相和歌”是从民间各地采来的俗乐，其中以楚声为主，它本是一人唱，多人和的。“清商曲”是南朝入乐的民歌，分为平调、清调、瑟调、楚调、侧调、大曲六种，清商曲在乐府中占有重要地位。“杂曲”是一些不知来源、不好归类的乐调和歌辞，编在一起，自成一类，杂曲是徒诗，不能入乐。杂歌谣辞是从上古到唐代的徒歌与谣、谶、谚语，比较杂乱，只是附录在《乐府诗集》中，严格地说，不能算是乐府诗。

今存两汉乐府民歌虽然只有34首，但表达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其中突出的主题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反映人民痛苦的生活和对剥削压迫的反抗。如《病妇行》描写一个穷人妻死儿幼，无衣无食，只能把孤儿锁在家里，自己上街乞求的悲惨情景，哀切动人。《东门行》描写一个贫穷的汉子在残酷剥削压榨下无法生存，被迫铤而走险，贫困绝望使他愤怒地起上了反抗的道路。《陌上桑》则是通过面对面的斗争歌颂了一个反抗荒淫无耻的太守的采桑女子——秦罗敷，塑造了一个美丽、勤劳、机智、勇敢、坚贞的女性形象。第二、反映战争和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战城南》生动地描述了战场上尸骨纵横、驽马嘶鸣的阴森惨象，对统治阶级的残忍和昏庸，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十五从军征》则通过一个老兵的悲惨遭遇，揭露了当时兵役制度的残酷，反映了不义战争对生产的破坏和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古歌》描写了边地的凄风苦雨，以及征人思乡、人瘦肠断、无家可归的悲惨境遇，十分感人。第三、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荒淫。《相逢行》极力描写那个少年家庭如何荣华富贵，揭露了统治阶级那种尊荣享乐的生活。《羽林郎》塑造了一个美丽、端庄、温良而又不畏强暴、坚贞不屈、富于反抗精神的少数民族妇女形象，表现了劳动人民对谊门贵族的阶级敌意。第四、反映婚姻、爱情和妇女生活。《江南》是一首采莲歌，描写了一个年轻活泼的少女采莲的情景，古人常以莲象征爱情，以鱼比喻女性，这是一首与劳动相结合的情歌。《饶歌》中的《上邪》是文人加工较少的民间情歌，粗犷热烈，鲜明爽快，写了一个女子指天为誓，表示自己对爱情的矢志不渝。在这类作品中，最杰出的是我国最长的古代民间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全诗353句，1700多字，它以汉末建安年间发生的真人真事为题材，通过刘兰芝、焦仲卿这对年轻夫妇的婚姻悲剧，表达了青年男女对爱情和幸福的追求，控诉了封建家长制的罪恶。

汉乐府民歌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这是由它的“缘事而发”的内容所决定的。在我国文学史上，汉乐府民歌标志着叙事诗的一个新的更趋成熟的发展阶段。汉乐府民歌高度的艺术性主要表现在：第一、叙事因素的增强。汉乐府民歌多叙事诗，即使是抒情之作也每每带有叙事成分。《孔雀东南飞》、《陌上桑》、《东门行》、《十五从军征》、《病妇行》等，都是用第三人称来叙述故事，塑造了具有鲜明性格特点的人物形象，并且有比较完整的情节描叙，是比较完整的叙事诗。第二、通过个性化的语言交待事情，见出神态，表达主题思想。如《孔雀东南飞》一开始就写刘兰芝和焦仲卿倾诉委曲，提出离婚的要求，将这场婚姻悲剧的尖锐冲突迅即展开；此后则通过各个人物的对话来推进悲剧的发展，同时在对话中或插叙中渲染人物性格和悲剧气氛。其他如《东门行》以夫妇对话，《董娇娆》写女子和桃李花对话，《羽林郎》写胡姬驳斥冯子都等，也都是运用人物对话来表现情节发展，完成人物性格的刻画。第三、浪漫主义的色彩。汉乐府民歌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主，也有一些作品具有不同程度的浪漫主义色彩，运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如《陌上桑》的主人公秦罗敷，即是来自冬小麦的现实人物，又是有蔑视权贵、反抗强暴的民主精神的理想形象。在她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人民的美好愿望和高贵品质。如果没有嫉恶如仇的现实主义和追求理想的浪漫主义这两种精神的有机结合，以及现实主义的精确描绘和浪漫主义的夸张虚构这两种艺术方法的相互渗透，是不可能塑造出罗敷这一光辉形象的。

两汉乐府继承了古代叙事诗的现实主义传统，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诗体，即乐府体，丰富了祖国的文学宝库。从建安时代起，大凡有显著成就的诗人都从两汉乐府中汲取艺术养料，如“三曹”、“七子”以乐府旧题咏时事，鲍照的拟乐府歌行，杜甫“即事名篇”的乐府诗等。而白居易、元稹、李绅等到发起的“新乐府运动”，以及晚唐聂夷中、杜荀鹤、皮日休等人的诗歌创作，其源亦出自两汉乐府，可见其历史影响之深远。

两汉文人诗歌

汉代文人诗歌数量少，成就也不大。到了东汉，诗歌逐渐朝着五言诗方向发展，梁鸿《五噫歌》是四言加上叹词，显示着四言诗努力摆脱古奥的困境。班固《咏史》，表现东汉前期文士开始采用俗曲五言体作诗。其后，张衡《同声歌》已具情采。蔡邕《翠鸟》，鹂炎《见志诗》，赵壹《疾邪诗》，孔融《临终诗》，这些作品都是较好的五言抒情诗。东汉末年还有数量不少的无名氏《古诗》，抒发下层文士失志伤时、离愁别怨、讥世刺俗以及人生无常的不满情绪，表达他们向往仕进、渴望完聚、要求爱情忠贞和友谊诚挚的正常愿望，其中一部分代表了文人五言诗的最高艺术成就，也标志着东汉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新阶段。

无名氏“古诗”，可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古诗十九首》非一人一时所作，系后人缀集而成，内容较复杂，有的是民间恋歌，有的是游子思归之曲，有的是少年怀人的吟唱，有的是厌世者故作旷达的悲歌，经过文人不止一次的润饰而成。以抒情为主，其中情歌占了10首，情意恳挚，措辞率真。《古诗十九首》的思想感情虽然复杂，但有一个***同的特点，就是对人生易逝、节序如流的感伤，大有汲汲湟湟如恐不及的忧虑，这正是失意文人在社会大埃的前夕，对于现实生活和内心的矛盾、苦闷的反映。

《古诗十九首》思想内容比较狭窄，情调也比较低沉，封建糟粕较多，但艺术成就相当突出，在我国早期的五言抒情诗中，这样优秀的作品比较少见。这些无名氏诗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在艺术表现上，既接受了《诗经》、《楚辞》的优良传统，又向乐府民歌汲取营养，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是我国文学史上早期抒情短诗的名作。《古诗十九首》的主要艺术特色是长于抒情，如“迢迢牛星”托织女想思之苦，以抒写男女情人咫尺天涯的哀怨。牛女二星，本是宇宙间两颗无感情的星体，诗人赋予它们人的思想感情，活像人间绸缪的夫妇一般。通篇全是定憬，而情在其中，情景相生，真有化工之妙。《古诗十九首》的另一个艺术特色就是善于运用比兴手法，如“青青陵上柏”，它以“陵上柏”、“涧中石”起兴，而后如同闲话，却有层次，有对比，在描写小民适意娱乐和王侯穷奢极侈的情节中自然流露褒贬，结语“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稍加点破，引人思索。又如“明月皎夜光”则以悲秋起兴，铺排秋夜明月繁星及时节物候变化，渲染炎凉气氛，然后直指朋友不相提携，结语点破不讲交情，“虚名复何益”，借以警世。构思新颖，前后照应，开合得体，也是《古诗十九首》的一个显著特点。如“青青河畔草”这首闺怨诗，刻画了一位独守空房、临窗远眺、思念远方亲人的思妇形象，“盈盈”、“皎皎”、“娥娥”、“纤纤”细微地描绘思妇的外貌美，大好春光里的娇艳少妇，为何独当窗牖，让春光“空”度？让年华“空”逝？原来全诗都是为末句“空床难独守”着墨。写闺怨而不露一句怨语，着墨形象含蓄，言简意深，别具一格。

又如“涉江采芙蓉”写游子思念他的妻子，先从“涉江采芙蓉”写起，芙蓉采到手，才意识到无人可送：原来所思念的人在远方，一番热情顿成冰水，这时才深感离居相思之苦。“同心”和“离居”是本诗艺术构思的基本矛盾，也是最后一句道破的中心思想的真正根源，构思颇为新颖，中心十分突出。

汉代诗歌继承、发展了《诗经》、《楚辞》的优良传统，反映了两汉社会生活和矛盾，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情绪和希望，奠定了五言诗体蓬勃兴起的基础，促使七言及杂言体的产生，开拓了一片沃美的艺术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