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史诗的内容

咏史诗内容可分述古、怀古、史论史评三类。 唐末胡曾开咏史之风，自此咏史诗更为流行，除胡曾外还有汪遵、周昙著名咏史诗人。

唐末诗人胡曾是历史上第一位以“咏史”名集的诗人，撰有150首七绝，编为《咏史诗》一书，每首俱以地名为题，旨在评论古今得失，以议论为主，并非偶然感兴所作，亦不在乎词藻，他的咏史诗是从唐末政治腐败、生灵涂炭的黑暗现实出发，藉历史事实来抒发自己感时纷乱、怀才不遇的苦闷心怀，关心、同情人民的痛苦的同时，又讽刺、批判统治者，寄托了渴望“中兴”的理想。学者对其咏史诗的艺术价值方面评价不一，辛文房认为其诗“擢于中等”，王夫之评为“足之议论立而无诗允矣”，《四库存目提要》则评为“兴寄颇浅，格调亦卑”，总体而言文学地位不高。但另一方面，胡曾咏史诗正因不重词藻，故显得浅易通俗、明快流畅，风格质朴平易，且忠于史实、立论公允，因此自五代至明代，胡曾的咏史诗广泛流传，为儿童读物，或与《千字文》和《蒙求》等蒙学书籍合刊。

汪遵与胡曾同时同辈，《全唐诗》中收录他的咏史诗五十九首，全属七言绝句，风格与胡曾近似。其诗绝大部份为怀古诗，表达了对历史问题的见解。寄托了对实际生活的深沉感慨。有藉历史人物遭遇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情绪，又有藉描写历史兴亡故事来警告统治者，具有一定的思想意义。

唐末五代时周昙撰写《咏史诗》，***七绝203首，诗后有“讲语”，解释有关史事。周昙任职国子直讲，以《咏史诗》向后唐君主进讲。周昙咏史诗文学价值亦不高，明代胡震亨批评为“拙恶不成句”。传播亦不如胡曾咏史诗广泛。

唐至五代咏史诗还有敦煌诗歌，蒙书中以诗歌体编撰的《古贤集》全篇以八十句七言诗成篇，相似与胡曾、周昙的大型咏史组诗，此敦煌诗歌材料可结合咏史、蒙书、诗歌等，也开拓了中国文学敦煌变文研究讲史性变文（如《孟姜女变文》、《王昭君变文》、《伍子胥变文》等故事题材）的发展，采讨如何从咏史、讲史到历史演义。 日本平安时代初期是汉诗文的全盛时代，当中包括咏史诗。平安时代沿习奈良时代旧制，在宫内设置大学，其中以学习《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尔雅》等课程为主的纪传道（亦称文章道）最受重视，当时的惯例是在全部讲完某种典籍后，都要以该典籍中的语句或人物为题，举办作诗的“竞宴”，此制度令咏史诗兴起。这时期的咏史诗以菅原道真的诗作为代表，有《后汉书竟宴，各咏史，得光武》、《汉书》竞宴诗三首（《汉书竞宴，咏史得司马迁》、《劝学院，汉书竟宴。咏史得叔孙通》、《文章院，汉书竟宴，各咏史，得公孙弘》）、《史记竟宴，咏史得司马相如》等。

平安末期兴起“国风运动”，包括咏史诗在内的汉诗开始逐渐衰落，至镰仓时代，镰仓幕府重武轻文，汉诗文愈加衰落。直到室町时代，汉诗才再次兴起。至江户时代后期，汉诗再次鼎盛，当中不乏咏史诗，如赖山阳就著有不少咏史诗，有不少为乐府体，贯穿了尊皇爱国思想，著有乐府咏史诗集《日本乐府》，后来成为幕末明治维新志士的精神武器。 朝鲜半岛的咏史诗始于统一新罗时期，曾入唐留学并任官的新罗人崔致远与多名唐代诗人交流，创作了不少汉诗，当中包括咏史诗，其中较有代表意义的是《熊津公山城诗》，诗人看见百济熊津（今韩国忠清南道公州市）公山城的旧址，想起百济与高句丽的战争及后来的罗唐战争，于是写下自己对战争的心理恐慌和担忧，体现了他的现实主义倾向。

新罗灭亡后，咏史诗于后来的高丽王朝的汉诗中依然占有一定地位，其中以李奎报、李承休的作品为代表。李奎报的二千多首汉诗中，其中五百多首为咏史诗，除以中国历史为题材外，还有以朝鲜本民族历史为题材者。李奎报生活在高丽武人政权时代，以咏史诗为依托来抒写自己报国理想，最著名的作品是以本民族历史为题材的《东明王篇》、《次韵吴东阁世文呈诰院诸学士三百韵诗》，以及以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为题材的《开元天宝咏史诗》四十三首。李承休咏史诗中的代表作品有乐府体的《帝王韵纪》。

到了朝鲜王朝，当地的咏史诗除了有乐府体及近体诗外，又产生了与中国文学相异、以本民族语言谚文写作的咏史诗。乐府体代表作品包括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诗人李福休仿效明代李东阳的《咏史乐府》而成的《海东乐府》（东国乐府）等连作形态的乐府体咏史诗。后期代表作品有柳得恭的《二十一都怀古诗》。谚文咏史诗的代表作品是郑麟趾、安止、权踶等人合著的《龙飞御天歌》。 琉球现存的汉诗作品多为琉球国第二尚氏王朝中后期的作品，琉球士族自幼学习中国典籍，所作汉诗也常以中国历史典故为题材，琉球的咏史诗以怀古为主，较著名的作品有曾益（砂边亲云上）的《苏台怀古》，程顺则（名护亲方宠文）的《芜城怀古二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