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为冕,星辰为纱,此生,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出自吗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理解，分成两派，“爱情说”和“战友情说”。（基情说不讨论。）
不如我们看一下这两种解说彼此消长的历史。
《诗·邶风·击鼓》：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大约在西汉的《毛诗故训传》：
契阔，勤苦也。说，数也。偕，俱也。
“说，数也”，今天人们不是太好懂，其实“说”和“数”是同义词，毛公是以同义词为训。今天“数”字很少用作“说”的意思了，但是还是能找到一些痕迹。比如，我们说“数落”某人，与这里的“数”字就与计数没有关系，而是“说”的意思。又如，我“历数”其罪状，这里“数”字的意思不是说数一数罪状有多少，而是说出来的意思。段玉裁《毛诗故训传定本小笺》：“今俗语云‘数说’。”
说话的“说”字大家都明白，为什么还得解释成“数”呢？这是因为先秦时期的书里，大部分的喜悦之“悦”字都写成“说”。《毛传》的“说，数也”，就是告诉读者这里的“说”是“说话”之“说”，而不是“喜说”之“说”。
《毛传》没有说这句诗是说的战友情还是夫妻情，只是解释词义。毛传质略，也可能在当时诗旨没有异议吧。唐《毛诗正义》认为《毛传》的意思是战友之情，清陈奂《诗毛氏传疏》认为《毛传》的意思是室家之情，然而都只能是推测。
东汉郑玄《毛诗笺》：从军之士与其伍约：死也，生也，相与处勤苦之中，我与子成相说爱之恩，志在相存救也。执其手，与之约，示信也。言俱老者，庶几俱免于难。郑玄明确地指出这几句是指战友情。《郑笺》和《毛传》不同之处，就是郑玄把“说”字解释成“悦”，“成说”解释为“成相悦爱之恩”。（战友之间“相悦爱”，现在听起来感觉怪怪的。）其实
郑玄解释成战友情，很关键的前提就是“与其伍” 三个字。《周礼·大司马》：“五人为伍”，士兵以五人为最小单位。郑玄是遍注群经，笺《诗》是在注“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之后， 往往引《礼》证《诗》，其中不无牵强之处。此处郑玄 认为是战友情，就是因为他认为这几句诗是描写军队中同伍兵士的誓约。郑玄为汉末经学集大成者，他的说法成为几百年间的圭臬。
今可考的历史上第一个 解释为夫妻情的，就是魏王肃。清皮锡瑞《经学历史》：“郑学出而汉学衰，王学出而郑学亦衰。”虽不免言过其词，但王肃也确实是遍注群经的大学者，魏晋时期，王肃的影响在经学界非常大。王肃就好跟郑玄对着干。王肃《毛诗》注已经亡佚了，但是《毛诗正义》有引用王肃的解释：
言国人世家之志，欲相与从生死，契阔勤苦而不相离，相与成男女之数，相扶持俱老。
王肃的解释在魏晋曾一度流行，在 现代更是几乎得到公认。但很可惜，王肃最终没赢郑玄，历经魏晋南北朝，王肃之经学最终没能成为学界主流，到唐代官修《五经正义》，《毛诗正义》从郑玄之《笺》，认为是战友情。王肃的很多观点在《毛诗正义》里被批判了一番，包括这一条。
《毛诗正义》，作为官方修订的标准经学教材，唐代到北宋初年一直是科举考试的指定教科书。但是呢，战友情和室家情的争论没有停止。宋代，疑古风气悄然兴起。
北宋欧阳修《诗本义》：
《击鼓》五章，自“爰处”而下三章，王肃以为卫人从军者与其室家诀别之辞，而毛氏无说，郑氏以为军中士伍相约誓之言。今以义考之，当时王肃之说为是，则郑于此诗，一篇之失太半矣。
欧阳修挺王肃，认为是写夫妻情。他在认定这首诗的背景为《小序》所说州吁从陈、蔡伐郑之事的基础上，举出了两条理由：一，州吁是弑君篡位，不得人心，《小序》说的“众叛亲离”指的是州吁不为士兵们人心所向，郑玄理解为军伍之士互相背叛逃离是误解；二，从历史记载来看，这场战役只是围困郑国五天就走了，兵不血刃，士兵们没有四散奔逃，相互背弃的道理。欧阳修是在深挖《毛序》《毛传》的基础上，对郑玄的说法提出质疑。
然而“室家男女之情说”真正成为主流看法，还得等到朱熹的《诗集传》问世，并成为元明清八百年《诗经》学的头号权威。朱熹的《诗集传》解释为室家之情，这种说法一直流传到现代，为多数人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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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这一首诗的解释我们已经不难看到，在一个小问题上的分歧， 和整个经学发展变化的脉络是密切相关的。对这一个小问题的阐释，与经学史上的权威与反权威、争论与统一、疑古与信古、官方与非官方、主流与非主流因素的彼此消长、溶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我们今天已经没有经学的门户派别之分，我们想从客观的角度对这首诗进行阐释，其实这谈何容易！夏传才先生在《国外〈诗经〉研究新方法论的得失》（《文学遗产》2000年第6期）中谈到西方实证主义阐释学和《诗经》研究的关系时说：
对古典作品, 以及对《诗经》研究, 这一传统的阐释学面临两大困难：其一, 一些远古文献和文学作品的作者不能肯定, 时代环境距离遥远, 真正了解历史背景, 必须下大力气进行综合性的历史和文化研究。其二, 作品是由一个个词和词的组合构成……在通常的情况下阐释作品, 先要有对作品整体意义的了解, 才能把一个个词语和细节连贯起来作解释, 而一个词语或细 节的理解会改变原定的题旨。这就是局部须在整体联系中理解, 整体又须通过局部来理解, 西方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为“ 阐释循环” ,而《诗经》阐释中一首诗常常有几种乃至几十种阐释, 更是司空见惯的事实。这样的“阐释循环” , 将没有完美的终点。
我们今天读《诗》追求“本义”，并不是像古人那样为了发明“ 圣人本意”（欧阳修《诗本义·诗解统序》），其实是受到了西方实证主义阐释学的影响。然而追求“本义”是个很容易陷进去的陷阱。把《击鼓》中这四句诗的不同解释列一个表，就可以通过排列组合得到多种不同的阐释：
毛公 郑玄 王肃 孔颖达 朱熹 马瑞辰
勤苦 勤苦 勤苦 勤苦 隔远 合离 （“契阔”的解释）
言语 悦爱 数目 数目 言语 言语 （“说”的解释）
没说 战友 室家 战友 室家 没说 （诗的背景）
我们可以看到，这6家对这四句诗的解释就有6种，各不相同。
我觉得，我们从艺术鉴赏来读《诗经》时，无论理解为战友情还是室家情，都没有问题。 而这句诗被第一个人吟出口时原本的背景、原本的意思，到底是表达战友之情还是世家之情，到现在也没有 定论，实际上， 永远不可能有定论。
孟子说：
学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
我们一般人是在鉴赏《诗经》，而非研究经学史，我们不妨来个“两读”，分别放在战友情和夫妻情的背景下来体会诗句中的情感，自然会有不同的滋味。对鉴赏者来说，比“对错”更重要的，是你从诗中得到的情志。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说，与其说是诗人传达给我们感情，倒不如说是诗人唤起了我们的感情。我们读诗所收获的情思，其实它的种子早就在我们心里，等着阳光雨露生根发芽。而诗本身，就是唤醒情感的阳光和雨露。
诗经·邶风·击鼓》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执子之手,与子***著.
执子之手,与子同眠.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执子之手,夫复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