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新民说的主要内容

早在初中历史课本上就已认识梁启超，但对他的认识仅仅限于政治运动，其他方面则知之甚少。曾一度如其他热血草莽视之。真正给我以震撼，让我重新认识梁公始于读其《少年中国说》。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矣，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进取心。”

“红日初生，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源，鳞爪飞扬……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少年中国，与国无疆！”

……

何样的激情，何等的气概！如千尺瀑布陡落深渊，激起漫天水雾蔚为壮观。又如滔滔江水一泻千里，连绵不绝。这等的文字哪个炎黄子孙不为之震动，哪个华夏儿女不为之鼓舞。其思想之深邃，眼光之独到气势之雄宏，足可睥视古今，震烁千古！

这样的人怎么会是一个盲目冲动的草莽之流呢？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梁老是一个无畏的革命家，感情充沛的 文学家，眼光犀利的思想家。

梁启超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变革的一生，也是矛盾的一生。从其师从康有为学习中国正统儒家文化开始，到戊戌政变，再到接受西方思想，受其影响。其思想几度变化，在东方思想和西方思想之间徘徊。虽然他有徘徊、有犹豫，但是他一生的理想没有变化，他终生为他的理想而奋斗。他的信念没有过丝毫的的徘徊与动摇。

戊戌变法是梁启超一生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之前，他师从康有为积极宣传变法维新思想，为维新变法的最终形成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维新变法失败后，他流亡国外，接受西方的思想，对中国的情况和西方从政治制度、东西方思想各个方面进行了对比，以期寻求救国之路。

也正是在戊戌变法期间，他提出了他的主要思想——新民说。梁启超曾经作过一个恰当的比喻：“国也者，积民而成也。国之 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经脉、血抡也。……欲其国之安享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意思是说，国民对国家来讲，犹如身体的四肢、五脏、血轮一样，如果四肢断了，五脏坏了，经脉伤了，则其本身也就不能存在了。梁老之所以这样说，之所以再哪个时候积极的宣传新民思想，是于当时国内的情况有关的。因此，要了解梁启超的新民说，首先也要了解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暗无天日，腐朽混乱的时代。康有为曾经把当时的情况总结为四个字：“弱”“昧”“亡”“乱”。强横者恣意横行，不可一世，作威作福，压榨人民：卑弱者奴言屈膝，低声下气，曲意逢迎，麻木愚钝。可谓是天不亡之亦自亡之的地步。更可危的是当时西方列强，怀囊括四海，吞并中华之心，瞵其鹰目，涎其虎口，侍机而动。而我国民却依旧毫无警惕之心，麻木不仁。国势岌岌，有如危屋。

“九州风气恃风雷，万马齐吟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这首诗正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天公终于为龚自珍的血泣之语打动，给我们送来了一颗思想的启明星，闪烁在那片漆黑的天空，指引着人们找到迷失的方向。

梁启超正是在这种呼唤之下，在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写下了他的《新民说》，探求国民腐败堕落的根源。

新者，即革新也。所谓新民思想，就是要革新人的思想。有了新的思想，才有可能培养出有自由、有个性、具备独立的人格、有权利、守义务的新国民。而这就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科技。通过学习西方的思想来打破传统的束缚，使民智大开，敢作敢为，从根源上来医治国民的灵魂，这才是救国救民的根本所在。

新者，即革新也。所谓新民思想，即要革新人民的思想。有了新的思想，才有可能培养出有自由、有个性、具备独立的个性、有权利、守义务的新国民。

开民智，兴民权，是梁启超《新民说》的主要内容，也可以说是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宗旨。梁启超认为，只有一个有尊严的人才能够活的堂堂正正，但是尊严不是谁想要就有的，不是谁都能保住自己的尊严不受侵犯的。要活的有尊严，就得有权利的保障。若没有了权利，人皆可欺，何谈尊严？何谈堂堂正正的做人？所以，要开民智，就得先兴民权。然而，权者生于智，智愚之分乃强弱之源。至此，梁启超以其独到的眼光，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知道，鲁迅就是毕其一生的精力致力于国民的劣根性批判，旨在唤起国民的觉醒，唤醒国民沉睡中的灵魂。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和鲁迅的努力不谋而合，可见两位巨人都认为只有从根本上才能解决问题。

梁启超主张通过学习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来改变中国人民的旧观念、旧思想。在《新民丛报》的创刊号中，梁启超如是表达该报的宗旨：“一，本报取《大学》新民之意，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鼓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乎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由此可以看出，开民智、兴民权是基础，而育民德则是新民的深化，是其核心和精髓。梁启超大声疾呼：不知有公德，是中国政治不进，国运日衰的根本原因。他的《新民说》可以说就是一部“公德说”。他认为当时国民之所以麻木不仁，无视国家的兴亡，只重自身的私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民的公德心不强，没有理解道德的含义和精神。

梁启超说：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以成立者也。即公德是一种系带，可以把散乱的个体连系成强大的整体组织。所以，为人民大众谋权益就是公德。一个人即使具有再好的品质能力，但是若是的不到外界条件的帮助，不借助于外部因素，也很难成其大事、立大业。没有了群体的支持，自身都难以得到发展，更何谈兴旺国家。因此更进一步，梁启超提倡“群”的观念，倡导“合群”的思想。

整部《新民说》实际上就是围绕着“合群”的思想，论述怎样才能合群而展开的。在其《论学会》中，梁启超这样说道：“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合群是多么的重要。联系当今世界，企业单位都提倡“合作、协同”的团队精神，重视群体的力量。这其实正是梁启超所提倡的“合群“的思想 。维新变法之前，梁启超四处奔走游说，积极拉拢各种力量。上至王公大臣，下到地方的开明士绅、地方大员，为维新派的壮大作乐积极的贡献。这一切的活动就是其“群”的观念的具体亲身履行。

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材火焰高。“惟有合群以救之，惟有激耻以激之，惟有厉愤气以张之。”“移其营私之心，以营一大公，移其保家之心，以保一大国。”（《保国会序》）即在这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只有团结起来，才可能救国。合群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凝聚力所在，是一个民族是否能够兴旺发展的关键，若是不能够合群，即使民智大开，但却各顾私利，那照样不能救国、强国。因此，梁启超说：“群者，天下之公理。”

“我是播散自由的五瘟神，我是点明独立的启明星。”梁启超以这样的话语来抒写他争取自由的心声，以期唤醒受奴役的麻木的心灵。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追求自由、享有自由，是天经地义的。梁启超在对欧美自由发展史加以综述后指出，为自由而争端者不出四端：政治之自由，宗教之自由，民族之自由，生计之自由。而此四者，中国无由其一也。是以他倡导人民为自由而战，要求得到这人人皆可享有的权利，表示若“不自由，毋宁死。”也。

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是一个能够真正掌握自身命运的人。是在思想上、精神上完全独立的人。在他认为，人被迫为奴隶尚不足为畏，只要能够觉悟，敢于斗争，还是可以争取到自由的天空。最可悲的是自身甘愿为奴隶，自视为奴隶的命，迷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以为不平等的命运是生来就注定的。如此，则永远没有翻身之日了。所以，欲要求真自由，必先自除心中之奴隶始。

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国家，民性保守，追求的是安居乐业，没有游牧民族的野性和血性。千百年来，由于受儒家伦理纲常的潜移默化，所谓：“温、良、恭、俭、让”处处怀着“和为贵，忍为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不知道去争取自身正当的权利，没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以至现在积重难返，愚昧落后，甘为奴隶居之。

自由平等虽然是天赋的，然亦要人去争取。要争取就得有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要有不屈不挠，九死未悔的热忱，要有处变不惊、忍辱负重的胆识，要有登临绝顶、笑傲江湖的气概！更要有知难而上，屡败屡战，在山穷水复之际坚持到最后的精神。

梁启超的一生，就是为人民的自由而战的一生，他的胸襟，他的气度，他的胆识，他的才情，深为世人所景仰。他的“新民思想”深深的影响了一个世纪，亦必将深深地影响后世人民。

任何成功都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得来的。即想成就一番大事业，就得作好失败的准备，就得有为理想百折不回的精神，甚至为其抛头颅、撒热血的气概。梁启超为其理想而奋斗终生。为天下所不敢为，他的这种上下求索、不畏艰险的精神值得人们万世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