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文化对唐朝文化的影响

唐代的文化特质之一就是开放包容,从不盲目抗拒外来事物,这是一种基于实力的自信。唐朝对外交往十分频繁,不仅影响了政治和经济,也对普通人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了唐代对外交通的七条干道:“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其中所说的第五条路线,指的是由今天新疆地区前往中亚的路线,基本就相当于我们说的丝绸之路。《隋书·裴矩传》:“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唱盘佗,度葱岭……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

丝绸之路的得名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功劳,一八七七年,他在《中国》一书中率先使用了这个词。随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Herrmann)在《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中将其概念进一步明确化。

丝绸之路存在的时间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要久得多。臧振《“玉石之路”初探》一文根据对原始社会时期太湖流域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玉器的分析,认为这些玉器原材料极可能是新疆和田玉,所以在所谓“丝绸之路”之前,这条商路就已存在,他将其称之为“玉石之路”。当时玉器是祭神的重要器物,所以对于那时的人们来说这条商路十分重要。张骞通西域被视为丝绸之路建立的象征,其实只是因为张骞之后丝绸之路被赋予了除商贸之外的政治、文化重大意义,并不是说在张骞之前没人走过这条路。

丝绸之路的实际状况远不如它名字那般浪漫唯美,而是充满了艰辛,而且时常被盗匪和地方政权截断。夏日炎热,冬日酷寒,缺少水源,按照玄奘的描述:“从此西北入大沙碛,绝无水草。途路弥漫,疆境难测。望大山,寻遗骨,以知所指,以记经途。”《北史·西域传》记载说:“且末西北有流沙数百里,夏日有热风,为行旅之患。风之所至,唯老驼预知之,即嗔而聚立,埋其口鼻于沙中。人每以为候,亦即将毡拥蔽鼻口。其风迅駃,斯须过尽,若不防者,必至危毙。”致命的沙漠风暴只有老骆驼可以预知其来临,它们立即低头,把口鼻埋入沙中,人们也随之赶紧用毡遮掩口鼻,否则必死。历朝历代的人们就是这样前仆后继,奔走在这条充满危险但同时又有着巨大诱惑的商道上。

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中国政权自古以来绝大多数时段的“重农抑商”国策并非偶然。可以注意到,丝绸之路上输入中国的商品基本都是轻而贵重之物,例如金银器(中国古代金银器制作技术不如西亚、中亚)香药、皮毛等,这些奢侈品对中国经济来说绝谈不上雪中送炭。当然,丝绸之路输入的新物种大大丰富了中国农作物种类,改善了人民生活。可问题在于这种外来物种只要输入即被广泛种植,用不着在商路上反复输入。

在这种背景下,丝绸之路对于中国的意义何在?其实中国古代一直有“天朝上国”的心态,在中原王朝眼睛里,外贸的意义不在于互通有无、促进经济发展,而是在于它是朝贡体系的象征。很多正常的商贸活动被认为是异域国家对中原王朝的朝贡,而且越是远道而来意义就愈大,这也就是为何王莽、杨广们都对所谓“重译而来”的外来使者十分感兴趣。这些“外来使者”中,也有一些是商贾冒充的,“天朝上国”通过朝贡体制维系天下秩序,并获得自尊心的极大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