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春联有什么相同处
相同处:
1.从桃符到春联
“千家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挑换旧符。”王安石为宋代诗歌添此名句之时,桃符已在向春联过渡。
桃符,顾名思义,以挑木为材料。在古代,桃木有“鬼怖木”之称,桃木驱鬼辟邪的信仰由来已久,并且从来都关乎于门户。《艺文类聚》卷八十六引《庄子》佚文:“插桃枝于户,连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近年考古发现了证明这一古俗的宝贵史料,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五十二病方》有一条:“囗:禹步三,取桃东枝,中别为回回回之倡而门户上各一。”囗,小鬼。药方的内容是驱鬼,门上插桃枝。桃木驱鬼,也见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
为今人熟知的神荼和郁垒这一对门神,同桃木有着割不断的联系。门神的本源神话,说他们“性能执鬼,度朔山上立桃树下”。这桃树,别把它只看做是环境或衬景。清代《癸已存稿》审究其义,指出神荼郁垒是“由桃椎展转生故事”。人们所以能够创造出神荼郁垒的神话,其生活依据,是汉代《风俗通义》所说“腊除夕饰桃人……冀以卫凶”的风俗。这就是说,神荼郁垒神话故事,其实是对于门户前立桃木人风俗的解说。
削刻桃木人以驱鬼辟邪的风俗,发生了两个方面的转化。一是直接在门上画门神户尉;另一则是桃符。用桃木板代替桃木人,桃板之上可画神荼郁垒,也可径写门神神名,悬于门左的一块写“神荼”,右边一块写“郁垒”。这桃板,就叫桃符又称门符——清代尤侗《艮斋续说》:“人家门符,左神荼,右郁垒。张衡赋云:守以郁垒,神荼副焉。”
总之,这是辟鬼祛邪的“符”。
唐代《朝野金史》卷三说,正谏大夫明崇俨有法术,他曾“书二桃符,于其上钉之,其声寂然”,在地窖上钉桃符,止住了地窖下乐妓的演奏。钉上桃符真会有这种法力吗?不会的。所以特别说明一个前提,书桃符的人“有法术”。敦煌遗书中唐代通俗诗人王梵志的《父子相怜爱》:“东家打桃符,西家悬赤索。”桃符与赤索都是置于门前的辟邪物。
宋代洪迈《夷坚乙志》“司命真君”条写福州人余嗣的梦,涉及以桃符厌胜之说:“辄有压禳之术,公到家日,取门上桃符,亲用利刃所碎,以净篮贮之。至夕二更,令人去家一里外,于东南方穴地三尺埋之。此人出,公即静坐,冥心咒曰:‘天皇地皇,三纲五常。急急如律令。’俟其还,乃止。”
以上两条材料这都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桃符的迷信心理。
元杂剧《后庭花》,包公智断杀人案的故事,破案的重要线索即是一片桃符。剧情讲,汴梁城里,开“狮子店”的小二哥,一天晚上要对独自投宿的年轻女子翠弯施无礼,女子不从,小二哥举斧威胁,吓死了翠驾。小二哥道:“这暴死的必定作怪。我门首定的桃符,拿一片来插在他鬓角头,将一个口袋装了,丢在这井里。”“门首定的”,定即钉。桃符钉在门上,可取下,可以簪在鬓发上,这桃符当是木制。“暴死的必定作怪”,因此要拿一片桃符镇住冤魂,所借助的正是桃符的神秘符号意义。
接下来,《后庭花》以浪漫主义的写作手法,表现殒命翠鸾的魂魄来会住店的秀才刘天义,后来又将那片桃符给了刘秀才。桃符上写着“长命富贵”。包拯看到后,有唱词:“他们定(钉)桃符辟邪祟,增福禄,画钟馗,知他甚娘报门神户尉。”桃符、钟馗、门神户尉相提并论,可见它仍具有浓厚的辟邪驱祟的意义。
然而,元代人的桃符毕竟不同于汉代人的桃板了。请听包拯的唱词:“你排门儿则寻那‘长命富贵’,我手里现放着‘宜入新年’。”桃符双双成对,一片写“宜人新年”,而断定另一必写“长命富贵”,当是以那时的惯例为依据。剧中包公吩咐寻找门上单钉“宜入新年”一片桃符的人家。再看杂剧的描写:“我出的这门来,转过隅头,抹过里角,来到这饭店门首,桃符都有。来的狮子店门首,我试看咱,可怎生则有‘宜入新年’一个,无那‘长命富贵’?我将这一根比则,正是一对儿。”
杂剧保留的这一条民俗材料很珍贵,它记录了由桃符到春联的演变过程。这是演变的中间环节,很典型:一方面,仍为木质,是桃符;一方面,四字相对,已近对联;重要的是,处于转变中的桃符虽存“辟邪祟”的古义,但“宜入新年”和“长命富贵”已是更具节日喜气的春联内容了。
2.最早的春联
元杂剧《后庭花哩,那一对“宜入新年”、“长命富贵”,从内容上说,是春联。杂剧称它是桃符也无错,因为它写在桃板上。如果抛开书写材料,仅就文句内容而言,可以说,在很长的时间里,古人以“桃符”称谓春联。
春联之始的题目,颇使五代时的后蜀主孟昶出了点小风头。只因《宋史·蜀世家》有记,孟昶命学士为题桃符,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清代人认为这是最早的春联。此说影响很广。
近年人们论证先于孟昶的春联,有的甚至找出《尚书》里的对偶句,找到古器物上题为“书户”的六字铭文。在众多文章中,1994年4期《文史知识》所载谭蝉雪《我国最早的楹联》一文,引敦煌遗书斯坦因0610卷联句,以证唐代春联,值得重视。敦煌遗书所录如下:
岁日:三阳始布,四秩初开。
福庆初新,寿禄延长。
又:三阳回始,四序来祥,
福延新日,庆寿无疆。
立春曰:铜浑初庆垫,玉律始调阳。
五福除三祸,万古回(殓)百殃。
宝鸡能僻(辟)邪,瑞燕解呈祥。
立春回(著)户上,富贵子孙昌。
又:三阳始布,四猛(孟)初开。
回回故往,逐吉新来。
年年多庆,月月无灾。
鸡回辟恶,燕复宜财。
门神护卫,厉鬼藏埋。
书门左右,吾傥康哉。
敦煌卷子的这些联句分为两束,分别录于“岁日”和“立春日”下。这恰合于春联的岁时特点。一句“书门左右,吾傥康哉”,更是点明要旨——录这些联句为哪般?它是书写桃符即春联的稿本。联句里又多有至今仍为春联所习用的词句,如“三阳”、“四秩”、“始调阳”,在新春新岁到来之际,人们愿意表达对于岁月四季的关注;“五福”、“富贵”、“庆寿”、“呈祥”,如今仍不乏民俗生命力。历来的春联体现古代年俗的主题,可概括为两方面:驱邪与纳祥。敦煌遗书所录联句,也正是辟邪除祸和福庆呈祥。
敦煌遗书斯坦因0610卷为《启颜录》抄本,抄于唐开元十一年。我们称为挑符即春联稿本的联句,抄于录在卷子背面。其抄录年代无疑大大早于后蜀孟昶,证明最迟到唐代时已开始在桃板上书写春联了。
从桃符到春联,不止是名称问题,也不单单是写上个“春”字的问题。这实际上表现了变革桃符旧有内容的一种革新。旧的桃符,脱胎于木刻神荼郁垒像,那桃木板上也曾画门神,也曾题写“神荼”“郁垒”字样,总之,就如同桃木本身的符号意义一样,桃符的意义全在于驱鬼辟邪。这是对于保护自身、求得生存的渴望,它比起对于生活质量的追求来,是更基本的,然而又是低一个层次的。随着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追求越来越强烈,表现为年俗意识,就是:不但求辟邪,还求纳祥。桃符旧有的内容再也不能满足这新的心理需求。于是,桃符写门神名的老章程就被打破了,让位给“福庆初新”、“寿禄延长”之类祈福纳祥的字样。
经此一番革新,桃符原有的符号意义没有丢,——桃木辟邪,并不在于写上门神名;而新的意义,随着祈福纳吉的字句,叠加了上去。这叠加,其实标志着一种质的飞跃。它已区别于旧桃符。同时桃符辟邪的功用,也没有被遗忘。
至于名称,唐自不必说,宋王安石的诗句、元杂剧的台词,仍都称桃符。宋代张邦基《墨庄漫录》:“东坡在黄州,而王文甫家在东湖,公每乘兴必访之。一日逼岁除,至其家,见方治桃符,公戏书一联于其上云:‘门大要容千骑入,堂深不觉百男欢。’”请看,“治桃符”、“书一联”相照应;苏东坡所为,确是除夕写春联——可是,宋代人说这是“治桃符”。
南宋人周密《癸辛杂识》一书,“桃符获罪”条:
盐官县学教谕黄谦之,永嘉人,甲午岁题桃符云:“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为人告之官,遂罢去。
这位黄谦之兴致所至,戏题桃符,大概是将“宜入新年”、“百事大吉”的通常句子续了几个字,不料却有人打“小报告”,害得他丢了饭碗。从这条材料看,南宋之时“桃符”之称仍流行,题于“桃符”之上的文字,早已是“春联”了。
春联之名,据说出自明初。《簪云搂杂说》记朱元璋故事:
春联之设,自明孝陵昉也。帝都金陵,于除夕前,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帝亲微行出观,以为笑乐。偶见一家独无,询知为腌(阉)永苗者,尚未倩(请)人耳。帝为大书曰:“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投笔征出,校尉等一拥而去。嗣帝复出,不见悬挂。因问故,云:“知是御书,高悬中堂,燃香祝圣为献岁之瑞。”帝大喜,资银五十两,俾迁业焉。
从这条材料看,朱元璋不仅提倡除夕挂春联,还微服出宫,去看户户门上有对联的盛况;当他见到阉猪户门上无联,竟能即兴创作,一副具有行业特色的联语,对仗工稳,落墨成对。
明代开国皇帝的提倡,无疑推动了春联的普及。然而,旧的称谓——桃符这名称,还是保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明末遗民李中馥《原李耳载》中奇闻一段:迁安郭金溪好扶鸾之术,因此中了邪,只得求助于“姜、蒜、犬胆、鹰脯药之,桃符、鬼箭、雄黄、朱砂镇之,巳针灸鬼眼穴诸络”。桃符被从门上取下,用来镇魔驱邪。不仅旧的名称仍在用,原本的神秘意义也没丢。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宋时,对于写有联语的桃符,已经开始有了别种叫法。宋代《名臣言行录》载:宋仁宗一日见御春帖子,读而爱之。问左右,说是欧阳修措词。于是,悉取宫中请贴阅之,见篇篇有立意,宋仁宗说:“举笔不忘规谏,真侍从之臣也。”宫里门多,春联也多。宋人叫它什么?叫它“御春帖子”。不言而喻,在“桃符”与“春联”之间,“御春帖子”是一种过渡。
带着新的内容,春联由桃符的形式中生发出来。从桃符到春联,民风民俗的演变经历了漫长的岁月。
3.楹联:春联演化为四季对联
《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写宁荣二府辞旧迎新过大年的景象,门饰一一点到:“已到了腊月二十九日了,各色齐备,两府中都换了门神、联对、挂牌,新油了桃符,焕然一新。”还写到从大门、仪门,一路正门大开,两边阶下朱红大高烛,点的两条金龙一般。
这里要特别着墨的是,曹雪芹笔下,联对、桃符并用。
联对即对联。如《儒林外史》第七回,“堂屋中间墙上还是周先生写的联对,红纸都久已贴由了”。所言是红纸已褪色的对联。曹雪芹描写,贾府大门在“换了门神”的同时,换了联对。可是,何以又道“新油了桃符”?联对——即对联,写在纸上,同门神画一样,以新换旧;桃符——写木质材料上联语,它不必年年换新的,只需油一下,便焕然如新了。
桃符到了清代时,其使命已经完结,因为对联代替桃符已成风气——既然前人已发现可以在桃板上多写几个字,表达一些意思,后人自然不会拒绝这一形式。特别是诗书风雅之家,谁会放弃借桃板显示文思才气的机会?只是“桃符”的名称未泯。人们还没有完全忘记挂在门首的桃木板,并且由彼及此,写在木板上的对联,仍叫“桃符”,以区别写在纸张上的“联对”。
纸上的联语,辞岁时贴到门上,语句可以岁岁出新,为新年应景;木上写的或刻的对联,一油即新,语句呢,年年不变,大约已超越除旧迎新的内容——严格地讲,它是楹联而非春联。它既适于迎春的喜庆,又是面向四季的。
且将春联之外的对联称为楹联或门联。明代万历年间《长安客话》记,永乐年间,营建北京城,“大明门与正阳门相峙”,曾有门联:
既成,成祖命学士解缙题门联。缙书古诗以进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成祖大喜,赐赉甚厚。
解缙所书,上句歌颂大明王朝的功德,下旬描绘皇城巍峨。制成门联挂出去,正合于特定场合,烘托气氛。
这副对联不是春联。它与如今人们游名胜古迹所见的对联同属一类,通常称其为楹联,以避开春联之名。当然,这也不够严密,因为“楹联”的概念,往往是包含着“春联”的。
桃符演变为春联,两者间至少还保持着一种脱胎而来的痕迹。那痕迹印在时间上,就是说,腊月里迎年贴对子的时节,依旧是“总把新桃换旧符”的时节。由春联发展为超越了春的楹联,这种岁时的痕迹也被模糊了。
楹联走出桃符辟邪、春联纳吉的题材局限,赢得异常广阔的发展空间,成为中华门文化的绚烂花簇。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从道德理想、审美情趣,到方块汉字、骄文偶句的书写效果、朗读效果……一并来为门户之饰增色彩添趣味,无限的情调、绵长的韵味,于左右门楹、上下联句间沁溢着芳馨。楹联还走进门户,登堂入室,装点于屋壁殿柱,从而彻底摆脱了门首桃板的影子。
安徽霍山县韩信词联,“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上联讲“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下联两典故,漂母救命,吕后索命。寥寥十字,生动地概括了韩信的一生,也展示了汉语言文字技巧的奥妙。
扬州史可法词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史可法不降清兵,舍身取义,衣冠葬于梅花岭。联语情景交融,既悼故人品格也写来者情怀,兼借唐诗《忆扬州》“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名句,表现出古典诗歌的修辞美和意境美。
成都武侯词联,“能攻心,则反侧处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浓缩了一部蜀地政治史,一副对子如一篇论文。
北京潭拓寺弥勒殿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亦庄亦谐,令人回味,也就广为流传。
山海关孟姜女庙正殿门联,“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巧用多音字,其妙天成。读此联,“朝”字有的可读为早晨之朝,有的则读为朝拜之朝;“长”字有的读为长年累月之长,有的读为生长之长。据清代《浪迹续谈》,浙江温州江心寺外门旧有对联:“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该书作者还亲见福建罗星塔对联:“朝朝朝朝朝朝夕,长长长长长长消”。它们可归入同一类型。
仅从以上几副名胜楹联,就可得砚那种与桃符迥异的风貌。由为了辟邪的门前饰物,桃人、桃梗、桃符,经兼为迎占纳祥的桃符(增写了吉语)、春联(其喜庆气氛不断地挤掉辟邪气氛,后来变得充满了新春之禧),直至同辟邪已无必然联系的楹联,这一漫长的过程,反映了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带给人类心理的巨大变化:先民放眼四望,看到的是恐怖的世界,大灾人祸,到处是对自身生存的威胁,门前的桃人寄托着太多的生存渴望;后来,生存环境不那么险恶了,人们便本能地追求生活的质量,辟邪的桃符不肯丢,却已有吉语书写其上;再后来,对天地人之间关系的认识更为理智的人们,更多地将目光投向自身的发展、生活的幸福,他们终于扔掉辟邪的桃符,运用联语的形式,来为自己祝福。
门前饰物的变革,不仅是一部风俗史,也是一部社会文化发展史。
4.“偷红”
春节少不了贴春联,大红对子火爆热烈,点缀着节日气氛。台湾《彰化县志稿》讲到在红色纸条写上“文字吉祥,尤富诗情雅意,最能象征新春气象”的春联,同时又记:“丧家未满三年,旧俗丧男者须贴青纸联,死女者须贴黄纸联示之。”这与人们习见大红对联形成强烈的反差。而办丧事的人家,门户上贴丧联,白纸黑字,如“终日惟有思亲泪,寸草痛无慈母心”。这区别于大红的纸色,具有浓烈的感情色彩。
这些关于纸色的讲究,从正反两个方面强调了一项民俗,即春联必须用红纸。于是民俗中也就有了一个名目,叫“偷红”。这“红”,指春联。1925年广东肇庆《四会县志》记载这一民俗:
“元夜”,妇女步月至人家,撷菜少许,曰“偷青”;或撕取人家门前春联,曰“偷红”;或到神庙摘灯带怀,归置床箦下,云“宜男”
正月十五夜晚,妇女踩着月光,至人家摘采一点蔬菜,叫“偷青”。偷偷到别人家的大门前,撕下一些春联,带回家,称为“偷红”。这一青一红,都称为偷,并不是作贼的事,所以人们不必以此为耻。但还是要以“偷”称之,日为做这些事时是不希望别人看到的。为什么不光明正大地干?只因这是妇女希望“宜男”的事,婚后不育的媳妇盼娃娃,心事无可非议,但总不好大事张扬。
月圆之夜,是妇女的好时光。比如八月的十五,“男不拜月”,妇女便有了专享的权利。正月十五为上无节,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妇女们出门来,也是为了“宜男”,去偷偷地摸城门上的门钉,摸钉即摸了——丁,男子。摸钉,丝毫无损于那铜皮门钉,但也得偷偷地去摸。这有助于理解“偷青”“偷红”的那个“偷”字,其主要是指女人们做这事时的情态,至于“偷”——盗窃意义上的偷,则是极为不重要的。
上元节夜晚,妇女出门的“偷”俗,是各地较为普遍的风俗。清乾隆年间台湾《澎湖纪略》载,未字之女是夜出游,必偷他人葱菜,谚云:“偷得葱,嫁好公;偷得菜,嫁好婿。”妇人窃得别人家喂猪盆,被人咒骂,则为生男之兆。清嘉庆年间《重修扬州府志》,“更阑人静,女伴相携出行,曰‘走桥’,有乞子者取砖密藏以归”。所有这些,涉及物品虽不尽相同,但实质内容是相同的——“偷”,其实是“乞”,是一种偷偷的“乞”。
“偷红”也是如此。
5.门匾:建筑物的文字点缀
中国古典建筑与文化珠联壁合的范例之一,是匾额。从形式上讲,匾额是书法美的载体,又是同章美的载体。匾额所标识的名称,言简而意赅地浓缩了蔚蔚大观文化内容,使建筑物大增光彩,甚至成为社会政治文化的符号。有关匾额的内在容量,本书专设“门名的文化含蕴”一节。
这里只说匾额这一独特的门饰形式。《邵氏闻见录》说,赵匡胤登明德门,指着匾额问:“明德之(,安用之字?”赵普应答:“语助。”同为宋代,文莹《湘山野录》则将此事的场景记为朱雀门:
太祖皇帝将展外城,幸朱雀门,亲自规划,独赵韩王普时从幸。上指门额问普:“何不只书‘朱雀门’,须著‘之’字安用?”普对曰:“语助。”大祖大笑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赵匡胤是个马上得天下的君王。他大约不喜欢文绉绉习气,所以有对门额“之”字那一番评论。
门匾上“之”并没有因此而绝迹。若不然,便不会有元代张(羽中)《日闻录》的再谈“之”字:
匾题字数奇而不偶者,古今往往皆增一“之”字,如大成殿则曰“大成之殿”,不知起于何时。
“之”字以外,匾额上的“门”字的说法也颇有趣。清代《坚瓠壬集》引马愈《马氏日抄》:
门字两户相向,本地勾踢。宋都临安,玉牒殿灾,延及殿门,宰臣以门字有勾脚带火笔,故招火厄,遂撤额投火中乃息。后书门额者,多不勾脚。我朝南京宫城门额皆朱孔易所书,门字俱无勾脚。
南宋宫殿发生火灾,有人将此归咎于门匾上“门”字最末一笔挑了钩,“门字有钩脚带火笔,故招火厄”云云。把门匾摘下扔到火里,火被扑灭了。于是,门匾上的门字再不敢信笔落墨,未一笔只可直直地坚在那。
除火厄之说外,“门”字挑钩另有一说。据《骨董琐记》,明初年,詹希原写太学集贤门匾,门字有钩。朱元璋见后大怒:“吾方欲集贤,乃欲闭门塞贤路耶?”这位明太祖读字,充分调动想象力,“门”一挑钩,如同大门关闭,堵塞广进贤之路。其实,有此“集贤”之心,还愁网罗人才无门路?倒不在门字笔画如何。
北京前门的匾额“正阳门”,“门”字最末一笔为怪,不挑钩。民间就此编出故事,说是皇帝不让写匾的人挑钩,为什么呢?说是皇帝想:我去天坛祭天,要走正阳门,门若带钩,不是把我剐了吗?
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檐下有块蓝地鎏金字匾,匾为立形,上题“观音之阁”,落款“太白”。学者史树青认为此匾应是大诗人李白所题,其论据是唐代建筑匾额多为立形,现存唐代匾额如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的“佛光真容禅寺”是立额,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门额也是立形。
其实,唐以后也仍有竖写的匾额。如宋代《鸡肋编》记,有人喜欢苏轼“亭下殿余春”诗句,以名亭,“榜曰‘殿春亭’,作横牌书之。同列有恶之者,乃谓其家有‘亭春殿’”。《鸡肋编》特意表出“作横牌书之”,可见宋时匾额并非一律为横匾。
匾额的形状,状如书卷者叫手卷额,形似册页者叫册页额。园林匾额为避免呆板,还用秋叶匾,形状如飘落的叶子。
匾额的字体,真草隶篆,丰富多彩。匾额的色彩也丰。在甘肃武威的文庙,大殿门前和回廊上挂满了清代牌匾,蔚成景观。这些匾分别为蓝地、紫地、黄地、绿地、黑地,匾上铭字分别涂金色、银色、蓝色、绿色,每匾上四大字,如“经天纬地”、“斡旋文运”、“天下文明”、“为斯文宰”、“孝友文章”、“文以载道”、“化峻天枢”、“人文化成”、“贵相太常”、“德盛化神”、“书城不夜”等等,以壮观的形式渲染着义庙的气氛。
台南二大名匾之一的“一”字匾,匾额很宽,蓝地,通匾书硕大的“一”字,字金色,若碧海蓝大一金龙。匾四周围以楷书,所书为:“世人枉费用心机,天理昭彰不可欺……”***77字,形如花边。
一块横书“立雪堂”的游姓人家的匾额,四边框浮雕四个历史故事,下方为“程门立雪”,道出取“立雪”为堂名的缘由;左方为“载道南来”,宋代人游酢与杨时为程门弟子,学成后到福建传播理学;上方为“惠政于民”,表现游酢的政绩;右方“兴学授业”,游酢收徒讲学。匾额上既铭字,又雕图,其文化内涵也就益发丰富。
6.姓氏的匾额——堂号
上一节刚刚说过“立雪堂”匾额。游姓铭以“立雪堂”,出于立雪程门的宋代故事。游酢与杨时一起拜师理学大儒程颐,程颐瞑目而坐,游酢和杨时侍立等待,等到程颐醒来,门外降雪盈尺。游姓人家以“立雪”为堂号,表示要世代弘扬尊师好学的传统美德。
民居门枪上方嵌挂匾额,其匾往往为堂号。堂号是用来表示姓氏、发扬祖风的匾额,通常选用与自家姓氏相关的成语或典故,镌刻在匾上。例如,“忠厚传家”、“三槐毓秀”、“香山遗派”、“百忍遗风”、“槐荫启秀”等,并且“约定俗成”,各姓人家不会混用的。
有时直接名“堂”,像游姓“立雪堂”、周姓“爱莲堂”、张姓“百忍堂”、王姓“三槐堂”,等等。
一姓几支,各有堂号的例子也是有的。山东章邱的孟家是经商的巨贾。孟氏兄弟分立门户后,各建本支堂号,于是绸缎布料店,便有了开“瑞增祥”的“容恕堂”,开“瑞蚨祥”的“矜恕堂”,开“瑞林祥”的“慎思堂”。孟姓的这些堂号给人的感觉是,均选自孟子言论。
堂号通常都取诸同本姓有关的典故。王姓书“三槐堂”,或匾以“槐荫启秀”。其故事出自《宋史·王旦传》:
王旦字子明,大名莘人。……父佑,尚书兵部侍郎,以文章显于汉、周之际,事太祖、太宗为名臣。尝谕杜重威使无反汉,拒卢多逊害赵普之谋,以百口明符彦卿无罪,世多称其阴德。枯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
北宋初年,尚书兵部侍郎王佑文章写得好,做官有政绩。他相信三家后代必出公相,并在院子里种下三棵槐树,做为标志。后来,他的儿子王旦果然做了宰相,当时人称“三槐王氏”,在开封建有王家的三槐堂。
王佑植三槐,是借用三槐喻三公典故。《周礼·秋官·朝士》有“面三槐,三公位焉”的记载,说是周朝宫廷外种三棵槐树,三公朝见天子。而三公,朝廷中三种最高官衔的合称,周代时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文学家苏轼,同王旦之孙王巩是朋友,曾应王巩的请求写了一篇《三槐堂铭》。此文被编入《古文观上》书中,广为流传。
张姓门前夸耀的,是“百忍遗风”,他们常以“百忍”为堂号。有言道“百忍成金”,这中间包含着累世同居的故事。《旧唐书·孝友传·张公艺》:
郓州寿张人张公艺,九代同居。北齐时,东安王高永乐诣宅慰抚旌表焉。隋开皇中,大使、邵阳公梁子恭亲慰抚,重表其门。贞观中,特敕吏加旌表。鳞德中,高宗有事泰山,路过郓州,亲幸其宅,问其义由。其人请纸笔,但书百余“忍”字。高宗为之流涕,赐以嫌帛。
张公艺儿代同堂,出了名,几次得到旌表门闾的荣誉。此事《新唐书》也载,唐高宗把泰山,路过那州,到张家,“问本末,书‘忍’以对,大子为之流涕”。
“百忍”之中虽有几分辛酸在,但能感动穿龙袍的万岁,也是值得荣耀的事。中国古代推崇累世同居,几代同爨、长幼有序大家庭,历来被视为宜加褒显的好风尚。于是,张姓人家以“百忍”为堂号,铭门额,因循成为惯例。
周姓人家常名“爱莲堂”,是因名篇《爱莲说》出自宋代名儒周敦颐手笔。《爱莲说》通篇百余字:“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于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灌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周敦颐《爱莲说》情真意长,说莲喻人,可以说达到了一种极致。周敦颐以后,爱莲者众。周姓人家以“爱莲”为堂号,不仅引《爱莲说》为自豪,还旨在以“花之君子”来自励。